本研究旨在以上海本土资料为基础，研究采取定量与质性互补的研究方法，努力通过对家庭经济压力、家庭成员的认知及因应策略的分析，在宏观见之于微观方面的家庭-社会关系作出新的尝试。

研究的量化数据搜集于2005年，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法，样本包括上海市6个区12个街道30 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的样本量以概率原则选取（不少于30个），共获得有效被访家庭资料875份。被访者的人口特征为：男性占44%，女性占56%；35岁及以下者（最小18岁）占23%，36-45岁占24%，46-55岁占37%，55岁及以上者（最大65岁）占16%；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33%，高中/中专占39%，大专及以上占29%。被访家庭的结构分布为：核心家庭占63%，直系家庭占20%，夫妻家庭占10%，单亲家庭4%，其他类型占3%。质性研究的资料搜集于2006年，由78个个案访谈组成，其中61个来自于875个抽样调查户之中自述压力较大的家庭，它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收入水平。另外17个个案是来自安徽、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地的流动人口家庭。

资料分析的内容包括：1）以抽样调查的统计资料入手，以家庭压力的ABC-X模型为框架，描述和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家庭经济压力的特征。统计资料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城市家庭普遍经济压力指数高，压力源事件多维度；脆弱家庭自我支持资源匮乏，社区的正式支持更为有效；经济压力影响家庭成员认知，脆弱家庭的认知更趋负向；中年家庭压力累积显著，因应困难重重。2）通过对深入访谈资料的分析，探讨了城市脆弱家庭的经济压力形成和积累的过程，同时探寻了社会历史、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三种外在脉动（context）对不同人群，包括中老年人口、流动人口和女性的压力认知和因应的影响。

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大部分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都和时代背景有关，是社会政策变化或结构性调整的一部分。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青年回沪后的家庭，九十年代因产业结构调整而下岗待业的家庭，以及因城乡二元体制松动而衍生的大量流动人口家庭都普遍面临着的失业/求职压力、住房压力、养老压力、子女培育和教养压力等等，都带着深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脉动的印记。在国家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个人行动者（human agency）更多地受制于制度和结构，他们对压力的认知和因应也更多地受家庭外在脉动的结构性影响。经历过“上山下乡/支内/支边”、“文化大革命”、“下岗风潮”这样的历史性社会事件的中老年人的认知受社会历史脉动的影响最大，倾向于采取归因社会和宿命取向的压力定义模式，其家庭也往往因负向认知而进入压力累积的恶性循环；流动人口家庭在城市比较利益的驱使下，拥有更多的个人价值实现感，更多地受经济发展的脉动影响，而倾向于采用“压力即现实”、“压力即动力”、“压力即责任”等正向认知模式，其家庭压力通常因积极应对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文化脉动的影响下，女性和男性对压力的认知呈现出差异，女性的关系取向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压力认知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增强家庭凝聚力和弹性的作用。

为此，本文提出不同于西方注重内在脉动的家庭压力管理模式，认为我国需要强调家庭外部支持系统的建设。家庭经济压力是我国能够通过政策和制度加以控制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只有依靠宏观层面的政策调节，才有可以改变一个群体的生命状态。也只有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才能帮助压力家庭有效地发掘资源、增强抵御生活风险的自我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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