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台北市的一个邻里社区为例，记录了都市居民寻求新生活意义的一段过程，主要讨论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社区动员对都市社会生活与文化意义的影响，试图了解一个因公园保存运动激起市民参与的都市移民社区，其居民生活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这个影响又如何改变社区运动的进程。本文认为都市居民寻求安身立命是一动态、开放且有时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都市空间陌生与快速变动的特性，都市问题的琐碎与复杂性，以及都市移民离乡背井的心灵冲击，使得都市生活充满不确定与挑战性，社区运动因此代表一个集体的寻求地方感觉和在地想象的过程，以改变都市社会现状。

关 键 词：社区、社会运动、地方、空间、都市

       闷热的夏日夜晚，我随着社区巡守队队员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街道巡逻工作，大家走进某队员经营的咖啡简餐店“五饼二鱼”，叨扰一杯冰水，奇怪的店名引起我的注意，顺口就问了为何取这个不寻常的名字，其中一位信教的队员热心地为我讲解这一则有关圣经的典故：耶稣传道时一位孩子带了五块饼与二条鱼，传道告一段落，大家都饥肠辘辘，这位孩子贡献出预先准备的食物，耶稣拿起饼，祝谢了，然后分给坐着的人，鱼也是这样分了；他们都尽量吃，也都吃饱了 (约翰福音 6：1-15)。先撇开宗教意涵不谈，这位用心的店主想要传递的分享分食的共同生活精神，构成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北都市生活的主流意识。
 本文记录了都市居民寻求新生活意义的一段过程，以台北市大安区永康街周遭的邻里（行政区包括永康里与福住里，以下简称永康社区）为例，讨论90年代末期的社区动员对都市社会生活与文化意义的影响，试图了解一个因公园保存运动激起市民参与的都市移民社区，其居民生活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这个影响又如何改变社区运动的进程。对许多居民来说，这是一段充满了兴奋、期待与希望的过程，当然也不乏挫折、失望甚至愤怒。本文认为都市居民寻求安身立命是一动态、开放且有时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都市空间陌生与快速变动的特性，都市问题的琐碎与复杂性，以及都市移民离乡背井的心灵冲击，使得都市生活充满不确定与挑战性，社区运动因此代表一个集体寻求地方感觉和在地想象的过程，以改变都市社会现状。
 在永康街社区1995年6、7月间发生的“保树运动”（因为永康公园里生长着40多棵榕树），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6月夏天的午后，一个女大学生顺着她每天必经之路往家走，穿过走过数千次的社区公园。突然一块新竖立的告示板打破了习惯性的无意识，揉了揉眼，她简直不敢相信板子上所宣告的，为了开辟新路，大半的公园将拆除。她急忙跑至里长处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新道路的兴建计划早经公告，并无异议，现在决策已定，是不可能再改变了。不为所惧，女大学生找了一些同学，开始到公园附近散发传单，街头演讲，希望收集足够的联署签名。6天后，这个仓促成立的工作团体，出乎原先意料地得到五百多位居民的联署支持，并在当天召开社区说明会，邀请当时的都市发展局局长张景森与会，一百多位居民出席。看到这样多的反对声音，张景森同意整个道路计划会重新评估，在评估出来之前，拆除工作先暂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工作团队（取名为“永康公园之友”）再次召开社区会议，讨论如何修复公园已被破坏的部分。一百多位居民再度加入讨论，都市发展局局长与一些市议员也到场致意。经过讨论，一些初步计划渐渐成形，不过居民却因公园东侧一小段路是否禁止机动车通行意见分歧，最后以公民投票决定改成步行区，并经市政府认可。
 本文将分析这个运动及其后续动员的社会影响，分析市民在地动员与都市社区意识建立之间的关系，尤其以地方组织网络为例（“永康公园之友”后来改组成永康社区发展协会）。“社区”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重视，尤其是文化建设委员会指导下的社区营造成为醒目的公众议题，在保树运动中追寻一个新的社区意象也成为重要的动员驱力。我会追溯“社区”概念在台湾战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转折，这个转折指出战后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工业化过程及其对都市的影响，社区意义的转变某种程度代表一种响应——响应这个工业化过程下的都市变迁，尤其是都市居民的认同变化与地方意识的形成，一个现象学式的探讨可以带我们进入人文地理学家艾当思等（Adams、Hoelscher & Till，2001）所说的地方纹理（textures of place）或者人类学家费尔德和白索（Feld & Basso，1996）告诉我们的地方感（senses of place）。不过要记住的是都市邻里居民组成时时变动的特性，这个变动的结果和社区意识的形成息息相关，但也造成社区意识内涵的歧异。
 近10年来人类学家对文化概念的反省，指出重新探索地方（place）概念的重要，了解台湾地区民众的社区意识有助于这个反思。人类学家古柏塔与佛葛森（Gupta & Ferguson ，1997）特别强调如何重新理论化地方与空间，以寻求一个不假设“同质、限定与静态”的文化概念，他们认为地方不是一个固定既存的实体，而是一连串地方形塑（place making）的结果，同时地方与空间相互依存的辨证关系，也使得地方的界线时时变动，这使得过去人类学将文化和地方等同为一的做法发生问题，连带动摇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台湾民众的社区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概念的案例，虽然翻译自英文community，不过“社区”在近几年的社会运动中，已经发展成强调在地性、空间性甚至异质性的概念，探讨社区运动使得我们有机会进入在地动员中引起的有关地方感与空间生产的辨证问题，某种程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了解地方创造过程中，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透过检讨过去都市研究的盲点，一个新的都市邻里研究事实上体现了这样一个地方与空间的重概念化。古典的都市社会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高密度、高感度与高异质性的都市生活方式（Wirth，2002 /1938），暗示了都市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可能的心理迷失与社会失序。后来的都市人类学者虽然开辟了都市社区研究的领域，不过主要针对新移民的生活适应，社区只被看作是一个抵御都市疏离感的避风港，人类学的观察，不管在方法与观点上，很大一部分只是着重这些新移民乡村或部落生活的延伸（Foster & Kemper，2002）。换句话说，古典的都市社会研究，假设了一个都市生活方式（或称都市主义）（urbanism）与社区生活的对立，社区暗指一个相对封闭的与强调面对面关系的同质空间。
 近几年来探讨地方意识与经验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超越这个二元对立，同时具有行动意义的都市社区研究的可能。近10年来的文化批判者尝试询问地方认同的未来：地方只是资本主义同质化力量威胁下的乡愁对象，或更糟的甚至是反动排外的借口呢？地理学家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1994：151）就曾说过，许多人认为坚持地方或空间性的在地只不过是一种反动的逃避主义。不过她倒是相信地方可以是具进步性的概念，只要赋予它新的定义：“假如空间是在时空的脉络中，在社会关系的所有向度下形成，则地方是这些关系的某个特定的关系丛结（articulation），在那些社会关系与理解的网络中的特定时刻”（Massey，1994：5）。梅西认为地方的特殊性应可从一个动态、开放与冲突的过程中获得，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内外关系的一个特殊的混合体，换句话说，这一个定义赋予地方与空间一个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保证了地方的活力。
 从很多面向来看，台北都市“社区”的形成展现了一个异质的、动态的和空间的地方化历史。这个特殊地方感的形成告诉我们都市生活型态的多重面向。都市研究者最好视都市主义的异质性不只是个人选择的自由、多元与随之而来的迷惘，而是在某种共同生活的追求下的交叉想象，这或许不符很多人对都市生活的直觉－疏离的原子式的生活形式，因此过去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忽视。探讨这个共同生活的追寻，必须摆脱将社区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单位－模拟成部落生活，社区必须被看成是个人与群体挣扎的场域，一个权力斗争与社会想象的混合体，一个历史的产物，如同费尔德和白索（Feld & Basso）所说，地方感乃是意指：“地方如何在经验与表达的方式下，被认识、想象、欲求、拥有、记住、声明、生活、挑战与挣扎”（1996：II）。
 最后但不可忽略的是，社区作为都市空间的某个“关系丛结”，指出了将空间带入地方生活意义讨论的必要。前文已经说过，从这一个辩证的关系中，我们了解地方、文化与认同概念的变动；除此之外，厘清这一组辩证也给我们指明了进入社区意识的核心问题：一种以社区为本、以地方为基础的想象所具有的力量来源。艾力佛‧德力克（Arif Dirlik）在他的“Place-based Imagination”（2001）一文中就试图厘清这一对关系的模糊性，他认为“资本的全球化已经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将空间的生产置于一个基进政治的议程上，在每日快速的地方形塑与解消中，这个过程无疑地随处可见，而地方的问题也一样拥有相同的急迫性，空间与地方并置所带来的问题，不只是理论的问题，也是日常生存的实际政治问题”（ibid：18-9）。他认为最有用的捍卫地方的策略乃在于如何将地方投射于空间的方法上，“没有同时改变空间，地方的改变将不可想象”（ibid：37）。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地方与空间的形成与重建将包括不同都市行动者的空间概念与想象，以及这些概念与想象的社会实践，这使得我们必须进入社会关系的空间过程。在本文的探讨中，这些过程将在社区运动的空间政治中展开，在都市规划者的理论与立场中实施，在居民的空间主张中落实与失落。社区运动作为一种集体的都市生活的一个地方计划，是一种空间的政治与诗学，一种空间与意义的辨证。
 文章探讨了永康社区发展运动曾参与其中的一个社区联盟，探讨这个联盟提供一些重要的观点，思索解严后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联盟的过程提供个别社区有效的策略以反制政治与商业势力，同时也将性别与阶级等问题带入地方议题中。

社区的诞生与变动

 对一个都市的逛街者来说，永康街周边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感觉，林立的各式小店诉说着一个个变化万千的个人奋斗史，都市的多变意象可说在这条台北有名的商店街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我坐在“五饼二鱼”和巡守队队员喝着冰茶时，离我第一次在此间田野工作大约过了4年，商店超过一半换了主人，而不同主人的巧思也因此装扮出相当不同的空间意象。当初和我谈他们的开店理念的许多店主不见了，花费了许多时间、精神装置起来的地下室复合咖啡厅，被拉起来的铁卷门隔绝了内外，试着到熟悉的店回味当初喜爱的料理，却总觉得味道不对，当年好不容易新建的永康公园，垃圾变多了，墙外的镶嵌艺术有些剥落，而艺术电话亭的屋顶每逢雨天总会积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让住在这样一个区域的居民称呼自己的居住地“社区”？“社区”应是翻译自英文“community”的现代用语，前面已经提到，在古典社会学的脉络里，community这个英文词汇意指强调面对面关系的同质生活空间（滕尼斯的community v.s. society的类型学），社会学家苏珊‧凯勒（Suzanne Keller，2003）和莱里‧里昂（Larry Leon，1999）都曾梳理过这个理论传统对后来“community studies”的影响，凯勒指出介于community理想与现代生活现实之间、新的community studies如何改变成试图探讨在较大社会中，一个较直接的生活方式与空间如何可能的问题（2003：45-48）。在台湾，“社区”一词自90年代初期后，大量被使用在以地方为名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同样牵涉到现代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连带失落与再追寻的问题。
 本节将从“永康社区发展协会”的社会网络中讨论社区感的经验形成问题。在很多场合，社区感的产生常代表一种莫名力量的形成：我曾在1997年底出版的协会会讯上，读到会员丁汀撰写的她参与社区妈妈合唱团的感想：“加强了我们对彼此的感觉，一股莫名的力量将我们带在一起，总有一天，这一股力量将照耀整个社区，带给我们一个真实健康的永康社区”。正是这一股莫名的力量提供了社区感的基础，许多永康街的居民都曾告诉我，这股力量的生成常蕴含一个关键的时刻：王淑雅，一位自1995年就积极参与社区协会的家庭主妇，告诉我她是亲眼见到陈歆怡（本文开头不顾一切展开护树的女大学生）只身散发传单，因此毅然决然伸出援手，召集家人一齐出力，然后继续积极参与整个社区的重建。
 自我进入永康社区协会并在附近进行田野研究后，这股新鲜但又强烈的感觉与感动一直吸引着我。从懵懂到积极参与，从睡觉到苏醒，像“五饼二鱼”的邱俊杰，就是在1999年参与反对捷运站的联合开发案，[  捷运工程意即台北的地下铁系统建造，由于兴建中的信义线会经过永康社区北端，市政府因此推动此路段沿线的住家和捷运局进行联合开发，原先的旧楼房须先拆除，改建新式的商业与住宅大楼。原来的旧房屋由政府征收，居民须先搬出，新大楼建造完成后，原居民可以优先购买。永康社区大部分居民反对，使得原先的开发计划无法进行。]而“发现”了社区的存在，我曾经不只一次听到这位店主人说他“睡了好几十年”，而现在他是许多社区事务的积极推动者：加入巡守队、参与街道重建计划、帮助促成学校围墙改建，等等。一种被称为“社区”地方感的出现与发展，常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包括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网络，对空间、建筑甚至对周边植物、气味与声音的感受，对地方问题的察觉力等等。许多我访问过的人（尤其是家庭主妇）说，保树运动前他们并不太认识附近的人，而现在很多人成了常在一起玩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换日常生活的讯息，包括购物、餐厅评价与日常必需的事务等等，一起参加合唱与跳舞班，“这就是社区的感觉”。永康社区发展协会曾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制作社区导览图，并在会讯上刊登人物与社区景物等“考古”发现，对大部分是城乡移民的协会成员来说，这些历史追寻成为重要的重新认识社区人、事物的根据，一则一则的故事被重新述说。最近我更和其中几位妈妈进行深度社区历史的调查，像洪若兰和李裔樱等曾参与“永康社区发展协会”运作的妈妈们热心地追溯公园的兴建过程，更勇于了解曾座落于社区西侧的台北监狱〈日据时代称台北刑务所〉的鲜为人知的建造历史。
 其实社区这个词在台湾有一个不是这么浪漫的起头，在台湾发展的历史脉络里，这种失落感刺激下的追寻企图却常常吊诡地和现代化的欲望混淆。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提倡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希望透过地方的现代化与发展提高贫穷国家的生活水准（谢庆达，1995），为了配合这个国际援助计划，当局拟定了一个社区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规定社区发展的目标为：1.提高生活水准；2.增加生产力；3.改善生活环境与公共卫生与；4.建立三民主义的现代社会。换句话说，社区发展作为整体社会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企图以一种国际认可的模式转变、重建与吸纳地方，虽然在台湾的发展脉络中常蒙上一股浓浓的道德传统主义。相对于“地方”这个词常代表落后与朴实，社区因此被看作是组织完善且现代的同质空间，因此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再生产要求。
 不知幸或不幸，台湾特殊的后殖民状况与工业化过程，却使得这个计划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以永康街及其临近地区为例，日本人在二战结束前已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殖民官员的宿舍区，将殖民统治的范围延伸至原本是本地的农业区域。在战后的混乱状况中，这些状况尚称良好的宿舍成了新统治者中上层公务员的新居所，不过隔了塯公圳渠道（现新生南路）的另一侧，则成了贫穷移民的违章建筑区。虽然70年代的经济起飞给了台北一个整顿市容的机会，不过当局因某些理由不愿投资太多于都市发展，因此当时大量城乡移民所需的新房屋大部分由零细的私人资本负担，这些小资本在当时建造了无数的小公寓，以符合新移民的需要，商业利益也随着新辟道路穿梭于新市区（曾旭正，1994）。
 这个发展模式虽颇符合70、80年代台湾中小企业发展的精神，不过它的都市冲击却也难以估计。社区发展的计划因为这些大半毫无规划的都市发展过程胎死腹中，空有“社区”之名的都市邻里，虽然包办了大部份城乡移民的食衣住行需求，却必须独自承担不均衡都市发展过程中衍生的问题，包括生活环境的破坏与公共设施与服务严重不足的问题。以永康街及其临近地区为例，虽然位居新都市发展的中心区域，居民的经济状况与所得相对较高，却也苦于因道路设计带来的交通与停车问题，工商业发展引起的噪音、拥挤与环境卫生问题与公共服务缺乏带来的家庭老人、幼儿的照顾与学童的教育问题。
 1995年发生的保树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响应这些都市问题：原本形将消失公园刺激了大家的神经，对美好未来的企盼配合了一个乡愁的过去，公园适时地变成不同意义投射的对象与新“社区”精神的代表物。陈歆怡因儿时在公园的快乐时光激起了保树的热情，王淑雅曾每天带他自己和帮朋友照顾的小孩在公园玩耍，花店的老板娘拿出了学生时代在公园照的照片。当运动继续进行，新成立的永康公园之友（1996年正式改组成永康社区发展协会）试着挖掘公园的历史，一位年轻成员“饭团”告诉我，他发现一开始公园其实称为“永康儿童公园”，由于他本人教授儿童绘画，因此感到很兴奋，紧接着永康公园之友举办了一系列亲子活动，有一次大家将紧临公园的一条“游戏巷”铺上了白色画纸，很多家庭扶老携幼在上面画上她们对社区的想象，饭团特别告诉我：“如果社区失去历史，父母也会失去教导小孩的能力，这些活动就是要让父母可以重温过去，因此也就可以回到社区生活，尤其是爸爸们，他们都太忙于外面的工作”。
 以上表现出都市邻里地方感的尴尬状态，介于段义孚（Yi-Fu Tuan） 所说的“地方之爱”（topophilia）（1990）与都市疏离之间，“社区”作为新社会运动的标志，不应被看成一种本质性的显现或只是乡愁式的感动，社区毋宁是一种经验性的刺激，加上原存于无心状态的文化元素与个人与社会记忆的结合。许多我访问过的人，常喜欢引用传统“庙埕”的生活想象来解释这个社区追求。例如，永康公园之友另一位重要成员“小可”（原住在台北旧街区，曾是协会重要智囊，租屋于永康街巷弄内，从事自由业式的文化工作）或是原在街角卖面的林先生（原住在新竹，1961年即迁居于此，提供很多战后初期的社区资料给协会整理）常跟我提到他们向往怀念作为传统生活空间的庙埕－大家可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的社会领域，一种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空间。虽然庙埕在台湾传统社会的功能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过对于永康街，庙埕提供了某部分公园重建的想象来源－强调它提供给老人与亲子同乐的功能，因此有凉亭、玩具的设计，公园中央建起了一个专供表演的舞台，新公园落成时，社区妈妈合唱团就曾在这边演出处女秀，优美歌声飘扬社区四处。
 同时，这些想象与实践必须放在前面所说的社会问题脉络加以理解，浪漫的家园想象混杂了公共论述的重建要求，社区意识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未来蓝图，以解决处理当前的困难与争议。同样地，在永康街，公园作为庙埕的社会想象扩展成建立新的公共空间的努力，很多研究已经提到，传统汉文化“公”的概念和西方的公共空间不尽相同，[  凯勒（Keller，2003）曾描述希腊时代的城邦（polis）作为西方社区公共领域的原型。]因此永康社区运动的尝试必须是一个创造性的建造。保树运动一开始就曾因公园东侧道路是否改成步行区产生争议，论者在交通顺畅与行人权利之间争执不休，当时的工作团队因此试着在公园召开公听会，最后还举行了社区公投，决定将东侧这一小段道路改成步行专用，虽然决议无法律强制力，当时的市政府还是接受了决议。当1997年我到这里作田野时，这一努力仍然是许多参与者挂在嘴边引以为傲的胜利，媒体也曾详加报导，就连《天下》杂志都派出记者专访陈歆怡，谈论当时还颇新鲜的概念“草根民主”。当社区发展协会在1996年正式成立时，更定期在公园召开会员大会，并就特定大事召开社区公听会，一个企盼也是希望公园能够变成新的邻里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
 社区发展协会尝试建立一个新的讨论场合，以建立一个地方论坛的努力，当然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与挑战。第一个困难是和原有里邻行政系统之间的配合问题，从永康社区协会一开始的组成中我们注意到，协会主要由几位20－30岁的年轻未婚成员所主导（大多是学生与自由工作者），再配合上一群约在当地居住超过20年的社区妈妈以及一部分住家在当地的店家主人。我的一个初步理论是，这群人其实是都市社区的密集使用者（相对于比如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爸爸们和来去匆匆的受雇者），食衣住行皆以社区为基地，喜欢行走穿梭于社区空间。这一股新的社区力量在1996－1998年间，曾尝试和原有邻里政治力量代表的里办公室建立合作关系，不过关系终究愈来愈冷淡。1998年后新的里办公室和协会之间更是爆发严重的不合，这自然和台湾地方政治的设计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旧的里邻系统和新的社区组织常爆发冲突，以争夺地方事务的主导权与对外的代表权。
 另一个挑战则是地方内部的歧异和这个新论坛之间的关系，饭团关于彩绘游戏巷的评语其实已经让我们注意到社区和性别的关系。不像传统庙埕是男性主导的场子，永康社区协会则是以女性参与为核心的，护树运动开始时，首先发难的是使用公园最频繁的妈妈们，护树运动使得我们看到这些原本隐而不易察觉的（女性）日常生活，比如王淑雅的例子，当自己的小孩长大后，就一直帮朋友带小孩，在附近是人人称赞热心又细心的妈妈保姆。而且运动的过程也创造新的人际关系，建立一个新的地方网络，这在当地是很重要的变化，因为永康街附近的公寓很大一部分是在60和70年代建造，二三十年下来，这一群城乡移民正好在90年代促成了保树运动，其中很多人继续投入到社区协会的工作中。
 这个新关系的建立一部分是原有生活圈的改造，例如当地的照相馆与西药房，大都在70年代开张，本就是日常生活的网络中心，运动开始后则成为信息中心，很多人会来这里要数据或打听消息，两间店的老板娘都是热心的参与者。另外很多人二三十年下来，并不认识什么当地人，保树运动后则有许多人因此变成好朋友甚至死党。例如妈妈合唱团继续运作到现在约五六年了，大家都成了好朋友，除了练唱加上年度的演唱会外，一些会员还定期聚会，吃饭、聊天。原本永康社区发展协会成员之一的李欣芠，1998年当选里长后，更是从这些人际关系中找人担任邻长的职务，建立一个全女性的邻长组合，不过这个组合后来和社区发展协会产生龃龉，因而分道扬镳。
 这些社区内在歧异导致的问题，其实不一定是负面的，很多时候这成了一个比较具有批判性的社区意识建立的基础，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例子。在社区想象与实践的过程中，过去的怀念加上未来的憧憬常交杂在当下的政治过程中，德力克（Dirlik）曾说我们最好不要将地方与地方为基础的意识“看作历史或地理的遗产，应将其视为一个计划，意图创建一个新的思考政治与知识生产的脉络”（2001）。陈歆怡回答《天下》杂志记者问题时提到的草根民主，事实证明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和实践，尤其在下几节有关空间政治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复杂性如何体现在社区的内在差异与外在压力的过程中。

空间政治

 前面已经提到对地方和空间概念的重新理解，使得我们有机会进行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分析（Gupta and Ferguson，1997），地理学家索亚（Edward Soja）也提出将空间带回社会研究的必要，空间性并不是一个静态不动的东西，而是人类情境中一个不可分离且主动的部分（Soja，1989）。不过在这里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去讨论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本书的题材，这一节要做的是：在永康街的运动与社会生活中，对空间的注意如何让研究者进一步理解社区意识。段义孚（Yi-fu Tuan，1977）曾说，地方是空间获得定义与特殊性的过程，换句话说，了解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是了解地方塑造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前文其实已部分提到永康公园的改建必须被放在某种对传统人际关系与新的公共空间的想象上，接下来我们还会谈规划者的对空间创造的观点如何影响这个过程，换句话说，空间是文化意义、社会关系与政治过程交错影响的结果。不过在这个有关空间与社会的讨论中，常被忽略的是社会关系的空间性问题，也就是说空间性如何蕴含在社会互动中。对永康街附近与公园空间形成的历史分析，提供一些脉络了解保树运动的原因，这个脉络同时继续影响运动的持续动员，甚至是后来新事件的起始原因。
 保树运动起因于新道路的开始，当时的市政府试图完成原计划道路的兴建，也就是拓宽后的金华街243巷将延伸至永康街和信义路口，切过部分公园。引起居民抗议的这个新路计划，其实原本是战后永康街的原始道路设计，这个建造计划因战后特殊的地方历史停顿下来，道路预定地因某些原因被当地居民建成永康儿童公园。永康街因而沿着公园西侧绕过（11米），并在永康街31巷后缩减成8米单行道的现行道路，公园西侧部分的永康街成为摊贩聚集的贩卖南北小吃、杂货与蔬果的市集地。
 虽然需要更多的地方口述数据支持，这个延迟的道路兴建和永康街附近的社会网络和地方意识范围的形成与变动有关。现在的所谓永康社区其实是包括台北刑务所的一部分以及刑务所围墙外到塯公圳渠道间（现丽水街到新生南路）建造的一个新的宿舍区，当时称为福住町，永康街则是战后台湾当局以大陆江南的地名命名的，因为这里的宿舍区居住的大部份是江浙移民，直到现在永康街两侧仍分别称为永康里（西侧）与福住里（东侧）。战前的殖民地时代，福住町位于北边日本人大量聚集的东门町，还有南边高等学校之间，是殖民时代相对新建的宿舍区。战后的道路规划不经意的切割出一片新兴的都市邻里（永康街附近的新的棋盘道路包括信义路、新生南路和金华街），同时由于原计划的永康街迟迟未开辟，因此适时地联系了两里。
 我曾访问一位居住在永康街西边的社区妈妈，由于上学时念的是位于东边福住里的金华女中（现金华国中），因此她觉得一直以来的生活圈总是往东向，而且公园也在永康街东侧。另一方面，自从台北监狱拆除，一部分的土地建成金华国小后，大部分两里的小孩与父母每天必须往西到国小上课或接送小孩。永康街未拓宽的事实与公园、市集的存在，某种程度让这些每天的移动成了一个尚称自在与轻松的行走时光，之前我们已经提到陈歆怡即使是上了台大，仍然愿意每天穿过公园与周边的巷道回家。虽然20世纪70年代后的经济发展，让永康公园附近也遭遇全市共通的交通与停车问题，阻碍了这个人行空间，不过相对来说，永康公园附近仍然有尚称安全温馨的移动网络。一个证明是，很多在90年代来这边开精品咖啡店的人告诉我，永康公园附近有一个“对”的气氛吸引店主过来，一个原因即是这边有频繁的居民活动空间与人行环境。另一个证据是，中原大学曾在80年代初接受市政府的委托，由胡宝林教授在全市试验一些新的都市设计概念，感叹台北已经渐失巷弄文化的胡宝林（胡宝林 ，1992），选择永康里与福住里各一条巷道，实验他的公园巷与游戏巷理念。
 当胡宝林再度回到永康公园时，保树运动刚告一段落，市民动员有意无意地决定了公园将永远保存下来，原有不经意的空间形成，吊诡地成了保住公园的社会意识的基础。后由市政拨款重建已半毁损的公园，胡宝林成了这个重建计划的新主持人，另外台湾大学城乡与建筑研究所的学生团队也在永康公园之友的邀请下进驻，由博士班学生林正修领队。就像当时的新市府代表一个新的都市政治的可能展开，永康公园的重建也代表新的都市主义对旧的都市空间再生产过程的不满。重建代表的不是新奇都市设计理论的实际应用，而是在这个空间的形成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实践——将过去放在现在的社会与政治脉络下重塑，并指向一个可想象的未来愿景。
 从1995夏到1998年夏，胡宝林与林正修分别领导各自的团队在永康街附近进行长期的重建规划。胡首先上场，希望完成他10年前未完成的理念，当时的游戏巷因管理不易名存实亡，而公园巷也因周边设施不配套，丧失了公园休憩的功能。跟10年前相比，这次他有更多的机会重新设计整个公园，他希望公园的设计可以配合外围的道路整顿，建立一个适居的生活空间——他所谓“巷”的文化。虽然论者可能会将胡的计划当作欧美设计理论熏陶下的一个规划者的梦的实现：公园的入口设立一个钟塔地标，让社区有一个象征性的中心；中央建起一个舞台，为社区庆典时表演用；永康街将加上中央隔栏，让车不能随意暂停，靠公园一侧则将规范摊贩设立的地点与卫生条件；他对金华街243巷的设计期待，基本上是一个欧式的露天咖啡座风格；公投决定的步行区上加原先的游戏巷则成为小孩的游乐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其它的参与者却可以轻易地将这些理论实践理解成传统生活方式的再现，小可的庙埕想象配合他认为胡是一个“爱玩”的规划者，道出胡的规划可能的在地转换效果，胡自己也在他的书中试图结合欧美的设计与他所称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社稷生活型态”：“曲折的巷道令汽车难行慢驶，防风遮荫，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奇，有墙角和阶梯可依靠蹲坐，死胡同及囊底巷可以阻止汽车穿越，让住在囊底巷的邻居亲密认同，巷的角落穿插杂货店、小型超级市场或小吃店、咖啡店、手工业小工厂”（胡宝林，1992：138）。
 除此之外，胡的规划其实深嵌在原有的空间限制与社会关系上，拓宽后的金华街243巷被公园挡住了去路，不过整条马路却也因此开始酝酿一个未知的生命。1995-1996年间，胡希望接生出一个行人可轻松行走其间的欧风咖啡厅毗连的步行区，因此积极和居民沟通，和里办公室关系还不错的胡说服里长将大型花盆放置路旁，希望阻止汽车停放，不过却遭到居民反对，在里民大会上，胡的计划遭无情攻击，而花盆也成了垃圾盆。然而我们却不应将这个暂时的失败当作是胡的过度天真所致，约4年后，243巷的确发展出某种欧式风味，巷口的意大利面店，隔壁的路天咖啡座，加上比邻的各式小店，构成很异样的新都市巷弄文化。胡的盲点存在于他所熟知的巷弄亲密关系，在当地早已无法脱离一个新的地方空间商品化的过程。
 较具理论性的争辩发生在胡的团队和城乡所学生之间，比如城乡所的学生质疑公园入口意象设计，认为太阳具崇拜，显示出女性主义在大学校园的影响，因此城乡所团队曾举办了一个居民参与的入口设计竞赛，特别强调从不同人口族群的观点看公园，例如孩子眼光中的公园。从市民参与的观点，城乡所的团队进一步质疑都市到底是为谁与为何设计的根本问题。

空间与地方发展

 台大城乡所团队的批判性规划理念，在1996年夏天后正式得以在永康街实施，虽然他们强调居民参与与批判性的都市规划理论，不过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终究在继续困扰着空间规划与其社会效果。林正修接掌了市政府支持的“地区环境改造计划”在永康街第二三年的工作，林是一个专业的规划者与博士班研究生，城乡所的训练使他热衷参与社会运动，包括环保与都市相关议题，也曾参加地区规划工作。由于一方面林的父母也是当地居民，另一方面尤其是在长期离家经历了外面的风风雨雨后，林把社区当作是一个温馨的避风港，虽然日常生活并不轻松，每天寻找停车位就是一个艰困的挑战，而规划工作更迅速地将他带入地方人际关系的困难与复杂之中。
 林将社区视为是都市发展不同势力交织下的一个生活空间，显现在地方的是不同形式的社会问题。林的都市计划训练使他注意这些问题的空间面向，他在计划执行的第二年指出了的社区三大问题：停车、交通与土地使用。和公园的重建相比，这些问题更扩及社区的不同角落与不同的生活层面，因此更和社区内在的歧异性密切相关。[  永康社区协会曾进行了一个统计，发现保树运动的参与者大多住在公园附近，离公园稍远的居民参与情况并不踊跃。]
 交通与停车问题代表都市发展问题的两个面向：汽车的运动与停止，分别产生相应的地方问题。交通与停车可说是两个普遍的都市问题，将社区置于整体都市发展的影响下，是资本与资本主义再生产所产生的空间矛盾的一个在地显现，同时也在社区内部制造了冲突。以实际的数字来看，1984-1994年的10年间，台北的汽车数量增加了四倍，不过道路面积只成长了13%，导致交通问题总是占市民最头痛的都市问题的前几名。在永康街这两个问题表现的尤其明显，永康街周边是都市计划中的住商混合区，社区也以各种小吃、美食着称，最近更开张了许多咖啡厅、茶馆与精品店。在这里工作、吃饭加上约一万的居住人口，使得近几年的交通状况持续恶化。
 解决这些问题在技术层面并不困难，林的团队曾仔细计算过社区的交通动态地图，并在1997年完成报告，提出一个增建停车空间的方案，整个方案计划在停车与交通问题解决后，设计出社区休憩、绿地与行走的规划，这部分算是胡宝林计划的扩大版，只是加上一个地方内在差异的考虑。林正确地认为交通问题不只是空间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还是地方的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比如社区不同角落的空间使用的规矩、孩童上学路线的形成、特殊地点的日常意义、居民经济情况与停车需求的关系等等。目前的永康街，这些日常意义和需求必须迅速与快速变动的都市空间相应，这需要一个更广泛的社区动员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林的计划，其中之一是土地的问题，社区公共停车空间的取得需要额外的土地，不只是物理的空间的增大而已，还必须是去商品化的土地。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林将注意力放至当地颇多零碎的公有土地，据工作团队的调查，本地共有56笔公有地，分属不同单位，如能释出为社区所用，不只解决停车问题，还可建设当地急需的公有育儿设备与社区活动中心，甚至是回收点。林的报告发表一年后，已转至非政府组织都市改革者组织（OURS）工作的陈歆怡，仍继续提案想要扩大清查全市公有地，并研拟一个可能的行政过程，以将这些土地释出作为社区发展之用，不过大部分的计划仍限于纸上作业，这些公有土地大多不是被占用就是闲置，尤有甚者，少数土地遭变卖，成为某些建商觊觎的标的物（当地新屋市价约每平新台币60万元）。
 另一个问题则是社区内部对交通与停车需求的差异，这牵涉到整个地区的发展问题。一个主要的争议是在住家与店家之间对行的要求的差异，当初公园东侧人行道的争议就起因于此。当公园与社区重建继续进行，这个差异性继续发酵，林在1997年曾提出一个永康社区商业发展计划，希望社区发展协会可以藉此机会和商家取得联系，并试图建构一个社区导向的商业发展策略。林从商业空间的重塑开始，包括商店街的意象与商店招牌的重设计。这自然是借用了文建会提倡的产业文化化的呼吁，试图藉由一种文化性的美化，介入空间的习惯性使用与消费。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曾批判类似的地方的美学化（aestheticization）常常只不过是反动地响应认同失落的窘境（1990）。然而永康街的例子却让我们必须从一个多面向的观点来加以理解这个过程。
 林试图转化台湾社区总体营造下的造街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将这个政策使用在一个地方性发展策略的形成，[  除了文建会外，当时的经建会也曾在1997年提出“城乡新风貌”的计划，此外环保署也有相配合的计划案提出。]他认为商业景观可说是公私领域间的一个接口，因此是改变原有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效的切入点，私人资本、都市意象与社区日常生活得以在此揉合成一个新的行动领域。对店家来说，商店意象是重要的门面，和顾客交流的第一印象，虽然不同的行业的观点很不同，我曾和林与其它工作人员进行附近不同业种的了解，像新兴的咖啡业、茶馆就很重视商店和附近文教气氛的搭配，一个开咖啡与精品复合店的店主曾告诉我，她如何精心设计使得她在地下室的店可以引进阳光，因此顾客非但不会觉得闷，还有像坐在阳台的感觉；对整个区域来讲，商圈的风格常成为全市甚至是跨国生意来源的标的，永康街及其临近地区几年来陆续有一些成名的店，塑造不同的商圈意象；对居民来说，虽然商业产生的噪音与卫生问题扰人，不过一些社区妈妈闲聊间常透露出她们对附近商店的评价，哪些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哪些店和周围气氛不是很搭配，哪些虽然不够炫，但却常被她们选中作为聚会的温馨小窝，而且很多居民即是店主，也会因此增加了美化家园的使命感，前面谈到的“五饼二鱼”就是一例。
 很多当地商业经营与地方生活的数据，在林的计划执行时并不清楚，因此阻碍了计划的顺利进行。例如林在1998年时曾以社区发展协会的名义召开了一个说明会，不过却没有得到大多店主的认同，参与的人寥寥可数，另外林想从市政府得到招牌更新补助的努力也因法令限制受阻。1998的下半年，原先改建计划中打算在公园西侧建立一条人行文化步道的工程，更造成社区内部的不和，因为担心人行步道兴建后，永康街将禁止汽车暂停，甚至改为单行道，影响商店上下货与顾客上门的意愿，附近店主和社区发展协会产生严重冲突，这是社区发展协会自1996年成立后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新当选的里长也因此和协会渐行渐远，文化步道计划胎死腹中。
 不过林对地方导向的社区商业经营与空间改造的理念，却在往后越来越激烈的地区发展过程中继续发酵转换，越发显得急迫，虽然自从1998年文化步道冲突后，永康社区发展协会在地的影响力渐消，林也在1998年的市长选举后被新市长马英九延揽进入台北市政府，离开了协会。1998年5月新公园落成，金华街243巷果真如胡宝林所预言，成了欧风咖啡餐饮业的聚集地，另外永康街在小吃摊文化进入尾声后，也适时地发展出全市、全岛甚至全球导向的新饮食文化，永康街不只一次成为新都会流行杂志(像Taipei Walker)报导的对象；又如2000年的全岛芒果冰热，就起源于此地的冰馆；鼎泰丰建立起来的小笼包传奇仍然在日本人的捧场下继续流传。当然这些转变一方面是居民的骄傲（很多南部的亲戚说要来永康街游览；假日时永康公园还有街头艺人表演），不过大半时间却令社区居民头痛，当我在2002年回到这里进行暑期田野时，颇惊讶这里的转变：假日时家园般的宁静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永不停止的车水马龙与排队人潮，4年前新建公园的白皙亮丽现在被垃圾掩住了风华。

社区与都市社会运动

 社区动员在台湾的都市环境里，显现出一个转化的都市社会运动发展。清华大学的李丁赞曾评论说：社区运动深化了社会运动的效果与影响，尤其让运动转换力进入文化习惯与社会关系层面，这常常是专注政策改革的传统社会运动团体无法进入的部分。[ 个人私底下的心得交换。李丁赞研究台湾社会运动发展，参考李丁赞、林文源 (2000)]这个评论基本上没错，因为从“解严”前夕开始的社会动员主要以议题性的运动团体构成，这些团体以都市为基地，并伸展其组织之臂，透过越来越复杂精致的行动剧码（比如游行、抵制或占领）(参考Della Porta  & Diani ，199：170-173）、组织策略、动员结构与政治操作，希望引进更多的人支持其诉求，进而参与其组织性的活动。社区动员基本上呼应这个过程，不过某个程度上也指出过往社运无法处理新旧价值观与文化意义交织的复杂的日常生活过程，传统社运呼吁人们走出家庭，关心公共议题，而社区运动则运作于公私领域之间，希望提出一个新的生活愿景。
 不过对于我来说，社区运动更是指出将集体行动空间化的必要，就像前面提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都具有其空间向度，社区意识因此不能脱离一个空间化的理解，社区意识不只是居民认同的体现，同时也在空间特殊化的过程中将地方的差异带入社会运动策略（参见Miller，2000）。
 从最近对公共领域的讨论与批判呼应这个地方、空间与社会运动理论的关系，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的研究指出欧洲历史中，公共领域的形成基本上是一个布尔乔亚阶级的计划，从中制度化一个理性且批判的论述领域，并因而区别出公私范畴，虽然这个领域必定包括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不过哈贝马斯认为这个理性批判论述过程将能超越这些差异，保证沟通共识的的可行性。
 类似康德式的理性假设最近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南西‧佛瑞若（Nancy Fraser，1997）质疑公共领域的开放性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化，因而挑战了哈贝马斯假设公共领域内的一个理想的论述情境。换句话说，愈来愈多的学者不再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同质空间，而是一个多方势力竞争的场域，一个争夺霸权与历史定义权的过程，社会运动理论者索妮亚‧雅佛瑞芝（Sonia Alvarez，1997）就曾将社区－非政府团体在巴西的联合阵线视为公共领域的平行论述空间，建构出一个底层人民的认同、需求与立场。
 社区运动与这个另类公共领域的形成的关系，重要的也许不只在地域特殊性展现成集体行动，更重要的是立基于地域特殊性的考量下结合而成的行动网络，也就是雅佛瑞芝所谓的社会运动网络（social movement webs），从中使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学习辩论差异的观点与立场。台北的例子显示的是，社区作为公私领域间的边界空间，地方意识正逐渐在传统以阶级、性别和族群为主的社会运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促成许多传统社会运动的转变，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福利社区化”的问题（庄雅仲，2002），包括了国家（福利计划的实施）、公益团体（中介服务与专业知识）与社区（由社区协会代表）的介入。很多妇女团体热衷这个所谓“福利社区化”的概念与执行，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联盟女学会在1997年出版了《女人、国家、照顾工作》（刘毓秀，1997），着重谈论妇女作为一个照顾者角色的策略性位置与福利国家的矛盾间的关系，在台湾的父权体制下，造成妇女受限于家庭的照顾者角色，是否可以反过来成为以妇女观点要求福利改革的策略性制高点。这本书的编辑刘毓秀强调国家体制改革与社区参与的辩证关系：照顾工作与其家务被社会化成公共议题，受到市政府的注意与协助。刘毓秀认为这个行政决策过程正是女性主义者应该积极介入的空间。
 透过导引行政资源到进步的地方团体，社区妇女的公共参与得到更大的支持。愈来愈多的家庭主妇通过组织化的社区协会，希望介入社福服务的执行，终极则是希望决定什么才是居民所需的社会福利。永康社区发展协会在1997年曾进行类似的计划，当时的理事长罗紫吟希望与专业团体合作，在社区里建立一个老人照顾互助网络。因为怀疑私人安养中心的成效，因此社区发展协会希望市政府可以经费补助，由社区与专业的团体合作，训练居民成为照顾志工，以协助无力照顾家中老人的上班族子女们。
 永康社区发展协会参与的一个比较影响深远的联盟是1997年成立的“社区联盟”，鉴于从1995开始的“地区环境改造计划”因诸多原因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尤其是市政府的无效率与缺乏横向联系正在打击地方参与者的信心，OURS（都市改革者组织）开始联络社区成员进行串联。从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OURS就密切观察都市的邻里动员，并且积极联系，1997年陈歆怡被网罗进入组织，OURS也开始积极进行协调工作，包括定期的社区纪录片观摩，让来自不同地方的参与者透过影响认识别人，我曾经参与在紫藤卢举办的以永康社区为主题的纪录片展，全景工作室拍摄的这部《永康社区的邻居们》，通过镜头将一些保树运动的地方人物带入历史舞台，王淑雅（影片中将她描画成热心坚毅的参与者）在放映后以亲身经历述说她的感想，令参与者动容。此外，OURS也开始规划社区资料中心的网站，提供实时的资料交流。这些协调工作在1997年底促成了“社区联盟”的正式成立，联盟接手了诸多实际工作，3年来“地区环境改造计划”联系社区发展协会或里办公室的参与。
 这些协调工作产生很多重要的社会培力（empowerment）效果，一方面使得成立约10年，以都市设计者为核心的OURS找到新的着力点，[ OURS在1989年的无壳蜗牛运动后成立。] OURS以都市空间与生活的参与式改造为创会的宗旨，不过社区联盟的协调工作却第一次显着地在它的社运介入中加入了空间的异质性力量：一系列的协调会在联盟的奔走下召开，这些会议不只是事务性的讨论，同时还提供一个机会，让不同地方的成员可以了解彼此问题的相似与差异，很多差异性（比如居民所得差异产生的不同需求）必须在会议里获得讨论解决，以寻求行动的基础。同时另一方面，参与成员也发现地方问题的困难其实必须放在一个都市发展与都市政治的脉络来看，这些跨地方的力量化身为不同的在地问题，常影响社区重建的进展。面对这些难题，成员们有时义愤填膺，有时则必须缜密地计算响应的方式，“地区环境改造计划”虽然进行了3年，不过其执行却常因过时的都市规划理念以及不同势力（地主、房东、居民、店主）间的利益冲突受到阻碍，甚至预算也常因市政府与市议会之间的冲突而遭牺牲。
 联盟终于在1998年初进行了主要的诉求行动，在多方奔走下，2月间联盟与当时的市长陈水扁面对面沟通，在市府的大会议室里，联盟提出了四大诉求：1.市政府成立直属市长的跨局室的协调委员会；2.委员会应个案检讨每一案件；3.增加预算；4.成立一个常设的“社区重建委员会”，协调地方人士、学者与建筑师共同规划地区环境。OURS的陈歆怡负责整个会议诉求与讨论的协调，永康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罗紫吟也发了言，软性诉求市长不应让社区小孩失望，而林正修则总结请愿活动，提醒市长全体市民正睁大眼睛看着市长如何响应。
 由于这个高峰会的议决，当时副市长被任命为协调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协调各局室，虽然一些细节难题无法全免，不过市政府的官僚机器的确因此上紧发条，永康公园也因此得以在当年（1998年）5月顺利落成。我记得那一天是个阳光普照的好天气，居民们兴高采烈地庆祝公园落成，小贩卖的气球高挂，孩子们在新建的游乐场上嬉戏，中央舞台上妈妈合唱团的悠扬歌声传遍社区各处。

结论：批判的社区意识

 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台北的邻里动员，我曾和当时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郭国文闲聊时经过大学里的一处社区花园，看着花团锦簇刚装饰好的公园，他却颇忧心地说，现阶段台北中产阶级的社区动员，如果没有接连上一些进步议题，社区运动就只是房地产增值的手段而已，无法形成社会改造所需要的改革意识。正是在这个地方与阶级的交会处，我想要强调地方意识的复杂性，本文到此已经明白显示，虽然地方正因方兴未艾的都市发展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过地方意识似乎仍顽强地抗拒着，存在于街头巷尾的居民日常生活中。但是，永康街的例子也让我们知道，由于深陷于不同社会属性与范畴的交叉火网下，社区运动遭遇莫大的困境，例如我们在空间政治的讨论中所显现出的不同参与者的社会想象的差异，以及居民背景与利益在空间的地方发展上的歧见。社会关系的结构影响都市社会运动动员（作为集体消费的都市阶级斗争的结果）甚巨（Castells，1983）。
 由于缺乏对地方形成复杂性的了解，永康街的重建工作不时遭遇阻碍，不过居民试图进一步认识这个复杂性的努力，也提供一个让批判的地方意识足以生长的条件。不用说林正修基本上非常有意识地带领工作团队了解都市发展的阶级性，又如胡宝林遇到的摊贩问题，也让许多人考虑这个都市非正式经济存在的合理性，虽然社区内部还是无法达成共识（有店面店主的反对），导致摊贩在1996年遭取缔消失。
 很多时候一个跨地方的连结也能促成批判地方意识的形成，以面对地方问题的复杂性。当地方的存在遭受威胁，一个跨地方的合作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反制力量，梅西（Doreen Massy）就强调这种地方间互动的关键力量（1994：121），德力克（Dirlik）更强调这些跨地方合作如何在阶级、性别与种族的整合力量下对抗资本与国家（2001）。
 本文谈到的社区联盟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具体地显现出差异如何在协调中被转变，一个行动的基础如何可能。妇女运动者刘毓秀则提出一套有效的非政府组织与社区间的合作模式，同时更带进进步国家机器的奥援，希望建立北欧国家模式中强列的草根参与精神，永康社区发展协会的前理事长罗紫吟呼应这样子的精神，致力于建立一个人人互相认识、互相扶持的社区日常网络。
 目前台湾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发展仍然有待观察，不过上面讨论中，有关永康街地方意识的形成的确提供学者与行动者很多发人深省的启发，一个强调动态与基础、特殊与普同、历史与空间的批判性地方意识的形成将能有效动员居民，并将其组织在不同的市民议题之下，成为社会改造过程的主动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意识才可能成为对抗现代化、发展机制与最近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欲望的有效抗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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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 urban neighborhood, where its residents had mobilized for a reconstruction project that followed a protest ev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his mobilization affected so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meanings in urban life. The paper studies the Chinese term shequ, which was highlighted during the mobilization. Originally a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term community, shequ has developed into a concept that emphasizes locality, heterogeneity, and spatiality, revealing a very particular representation of place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This paper contends urban community movements represent a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meaning among city residents living in a fast-changing environment.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