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台北市的一个邻里社区为例，记录了都市居民寻求新生活意义的一段过程，主要讨论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社区动员对都市社会生活与文化意义的影响，试图了解一个因公园保存运动激起市民参与的都市移民社区，其居民生活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这个影响又如何改变社区运动的进程。本文认为都市居民寻求安身立命是一动态、开放且有时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都市空间陌生与快速变动的特性，都市问题的琐碎与复杂性，以及都市移民离乡背井的心灵冲击，使得都市生活充满不确定与挑战性，社区运动因此代表一个集体的寻求地方感觉和在地想象的过程，以改变都市社会现状。

 关键词：社区 社会运动 地方 空间 都市

悶熱的夏日夜晚，我隨著社區巡守隊隊員結束了兩個小時的街道巡邏工作，大夥走進某位隊員經營的咖啡簡餐店「五餅二魚」，叨擾一杯冰水，奇怪的店名吸引我的注意，順口就問了爲何取這個不尋常的名字，其中一位信教的隊員熱心地爲我講解這一則有關聖經的典故：耶穌傳道時一位信徒帶了五塊餅與二條魚，傳道告一段落，大家饑腸轆轆卻沒有人帶吃的東西，這一位信徒貢獻出預先準備的食物，「耶穌拿起那五個餅和那兩條魚來，舉目向天，祝福了，把餅擘開，遞給門徒，叫他們擺在衆人面前，把兩條魚也分給衆人，衆人吃了，也都吃飽了」。先撇開宗教意涵不談，這一位用心的店主人想要傳遞的分享分食的共同生活精神，構成了自90年代中期以來臺北都市生活很大一部份。

本文記錄了都市居民尋求新生活意義的一段過程，我將以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周遭的鄰里（行政區包括永康里與福住里，以下簡稱永康社區）爲例，討論90年代末期的社區動員對都市社會生活與文化意義的影響，試圖瞭解一個因公園保存運動激起市民參與的都市移民社區，其居民生活受到何種程度的影響，這個影響又如何改變社區運動的進程。對許多居民來說，這是一段充滿了興奮、期待與希望的過程，當然也不乏挫折、失望甚至憤怒，本文認爲都市居民尋求安身立命是一動態、開放且有時充滿矛盾衝突的過程，都市空間陌生與快速變動的特性，都市問題的瑣碎與複雜性，以及都市移民離鄉背井的心靈衝擊，使得都市生活充滿不確定與挑戰性，社區運動因此代表一個集體的尋求地方感覺和在地想象的過程，以改變都市社會現狀。

在永康街社區，1995年6、7月間發生的“保樹運動”(因為永康公園上生長著超過40棵的榕樹)，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6月一個夏天午後，一個女大學生順著她每天必經之路走路回家，穿過不知走過數千次的社區公園。突然一塊新豎立的告示板打破了習慣性的無意識，揉了揉眼，她簡直不敢相板子上所宣告的，爲了開闢新路，大半的公園將予拆除。急忙跑至里長處詢問，得到的回答是，新道路的興建計畫早經公告，並無異議，現在決策已定，是不可能再改變了。不爲所懼，女大學生找了一些同學，開始到公園附近散發傳單，街頭演講，希望收集足夠的連署簽名。六天後，這個倉促成立的工作團體，出乎原先意料之外地得到五百多位居民的連署支援，並在當天召開社區說明會，邀請當時的都市發展局局長張景森與會，一百多位居民出席參加。看到這樣多的反對聲音，張景森同意整個道路計畫會重新評估，在評估出來之前，拆除工作將先暫停。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工作團隊（取名爲「永康公園之友」）再次召開社區會議，討論如何修復公園已被破壞的部分，再度，一百多位居民加入討論，都市發展局長跟一些市議員也到場致意。經過討論，一些初步的計畫漸漸成形，不過居民卻因公園東側一小段路是否禁止汽機車通行意見分歧，最後以公民投票決定改成步行區，並經市政府認可。

本文將分析這個運動及其後續動員的社會影響，我將分析市民在地動員與都市社區意識建立之間的關係，尤其以地方組織網絡為例(「永康公園之友」後來改組成永康社區發展協會)。「社區」這個概念在1990年代中期受到各界特別重視，尤其是行政院文建會指導下的社區營造成為醒目的公眾議題，在保樹運動中追尋一個新的社區意象也成為重要的動員驅力。我會追溯「社區」概念在臺灣戰後發展過程中的意義轉折，這個轉折指出戰後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工業化過程及其都市影響，社區意義的轉變某種程度代表一種回應－回應這個工業化過程下的都市變遷，尤其是都市居民的認同變化與地方意識的形成，一個現象學式的探討可以帶我們進入人文地理學家Adams、Hoelscher和Till（2001）所說的地方紋理（textures of place）或者人類學家Feld和Basso（1996）告訴我們的地方感（senses of place）。不過要記住的是都市鄰里居民組成時時變動的特性，這個變動的結果和社區意識的形成息息相關，但也造成社區意識內涵的歧異。

近10年來人類學家對文化概念的反省，指出重新探索地方(place)概念的重要，了解台灣脈絡下的社區意識有助於這個反思。人類學家Gupta 和Ferguson (1997) 特別強調如何重新理論化地方與空間，以尋求一個不假設「同質、限定與靜態」的文化概念，他們認為地方不是一個固定既存的實體，而是一連串地方形塑（place making）的結果，同時地方與空間相互依存的辨證關係，也使得地方的界線時時變動，這使得過去人類學將文化和地方等同為一的做法發生問題，連帶動搖了傳統的文化觀念。台灣的社區意識作為一種特殊的地方概念的案例，雖然翻譯自英文community，不過「社區」在近幾年的社會運動中，已經發展成強調在地性、空間性甚至異質性的概念，探討社區運動使得我們有機會進入在地動員中引起的有關地方感與空間生產的辨證問題，某種程度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了解地方創造過程中，文化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透過檢討過去都市研究的盲點，一個新的都市鄰里研究事實上體現了這樣子的地方與空間的重概念化。古典的都市社會學研究告訴我們一個高密度、高感度與高異質性的都市生活方式（Wirth 2002 [1938]），暗示了都市生活中的個人主義與可能的心理迷失與社會失序。後來的都市人類學者雖然開闢了都市社區研究的領域，不過主要針對新移民的生活適應，社區只被看作是一個抵禦都市疏離感的避風港，人類學觀察不管在方法與觀點上，很大一部分只是著重這些新移民鄉村或部落生活的延伸（Foster and Kemper 2002）。換句話說，古典的都市社會研究，假設了一個都市生活方式（或稱都市主義urbanism）與社區生活的對立，社區暗指一個相對封閉的與強調面對面關係的同質空間。

近几年來探討地方意識與經驗的理論發展，提供了超越這個二元對立，同時具有行動意義的都市社區研究的可能。近十年來的文化批判者嘗試詢問地方認同的未來：地方只是資本主義同質化力量威脅下的鄉愁對象，或更糟的甚至是反動排外的藉口呢？地理學家Doreen Massey （1994: 151）就說許多人認為堅持地方或空間性的在地只不過是一種反動的逃避主義，不過她倒是相信地方可以是具進步性的概念，只要賦予它新的定義：「假如空間是在時空的脈絡中，在社會關係的所有向度下形成，則地方是這些關係的的某個特定的關係叢結（articulation），在那些社會關係與理解的網絡中的特定時刻」（Massey 1994: 5）。Massey認為地方的特殊性應可從一個動態、開放與衝突的過程中獲得，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內外關係的一個特殊的混合體，換句話說，這一個定義賦予地方與空間一個辯證的相輔相成的關係，因此保證了地方的活力。

从很多面向來看，台北都市「社區」的形成展現一個異質的、動態的和空間的地方化歷史。這個特殊地方感的形成，告訴我們都市生活型態的多重面向。都市研究者最好視都市主義的異質性不只在個人選擇的自由、多元與隨之而來的迷惘，而且在某種共同生活的追求下的交叉想像，這或許不符很多人對都市生活的直覺－疏離的原子式的生活形式，因此過去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忽視。而且探討這個共同生活的追尋，必須擺脫將社區視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單位－類比成部落生活，社區必須被看成是個人與群體掙扎的場域，一個權力鬥爭與社會想像的混合體，一個歷史的產物，如同Feld和Basso所說，地方感乃是意指：「地方如何在經驗與表達的方式下，被認識、想像、欲求、擁有、記住、聲明、生活、挑戰與掙扎」（1996: II）。

最后，同样不可忽略的是，社區作為都市空間的某個“關係叢結”，指出了將空間帶入地方生活意義討論的必要。上文已經說過，從這一個辯證的關係中，我們了解地方、文化與認同概念的變動；除此之外，釐清這一組辯證也帶我們進入社區意識的核心問題：一種以社區為本、以地方為基礎的想像所具有的力量來源。Arif Dirlik在他的 ”Place-based Imagination”（2001）一文裡就試圖釐清這一對關係的模糊性，他認為「資本的全球化已經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將空間的生產置於一個基進政治的議程上，在每日快速的地方形塑與解消中，這個過程無疑地隨處可見，而地方的問題也一樣擁有相同的急迫性，空間與地方並置所帶來的問題，不只是理論的問題，也是日常生存的實際政治問題」（ibid.: 18-9）。他認為最有用的捍衛地方的策略乃在於如何將地方投射於空間的方法上，「沒有同時改變空間，地方的改變將不可想像」（ibid.: 37）。空間做為一種社會建構，地方與空間的形成與重建將包括不同都市行動者的空間概念與想像，以及這些概念與想像的社會實踐，這使得我們必須進入社會關係的空間過程。在本文的探討中，這些過程將在社區運動的空間政治中展開，在都市規劃者的理論與立場中實施，在居民的空間主張中落實與失落，社區運動作為一種集體的都市生活的一個地方計畫，是一種空間的政治與詩學，一種空間與意義的辨證。

文章最後我會探討永康社區發展運動曾參與其中的一個社區聯盟，探討這個聯盟提供一些重要的觀點，思索解嚴後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聯盟的過程提供個別社區有效的策略以反制政治與商業勢力，同時也將性別與階級等問題帶入地方議題中。

一、社區的誕生與變動

對一個都市的逛街者來說，永康街週遭呈現奇特的感覺，林立的各式小店訴說一個個變化萬千的個人奮鬥史，都市的多變意象可說在這條台北有名的商店街表現的淋漓盡致。當我坐在「五餅二魚」和巡守隊隊員喝著冰茶時，離我第一次在此間田野工作大約四年，商店超過一半換了主人，而不同主人的巧思也因此裝扮出相當不同的空間意象。當初和我談他們的開店理念的許多店主不見了，花費了許多時間精神裝置出來的地下室複合咖啡廳，被拉起來的鐵捲門隔絕了內外，試著到熟悉的店回味當初喜愛的料理，卻總覺得味道不對，當年好不容易新建的永康公園，垃圾變多了，牆外的鑲嵌藝術有些剝落，而藝術電話亭的屋頂每逢雨天總會積水。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讓住在這樣一個區域的居民稱呼自己的居住地「社區」？「社區」應是翻譯自英文「community」的現代用語，前面已經提到，在古典社會學的脈絡裡，community這個英文字彙意指強調面對面關係的同質生活空間（Tonnies的community v.s. society的類型學），社會學家Suzanne Keller (2003)和Larry Leon(1999)都曾整理這個理論傳統對後來「community studies」的影響，Keller指出介於community理想與現代生活現實之間，新的community studies如何改變成試圖探討在較大社會中，一個較直接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如何可能的問題(2003: 45-8)。在台灣，「社區」這一個詞自1990年代初期後，大量被使用在以地方為名所進行的社會改造，同樣牽涉到現代化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連帶失落與再追尋的問題。

本節將從「永康社區發展協會」的社會網絡中討論社區感的經驗形成問題。在很多場合，社區感的產生常代表一種莫名力量的形成：我曾在1997年底出版的協會會訊上，讀到會員丁汀撰寫她參與社區媽媽合唱團的感想：「加強了我們對彼此的感覺，一股莫名的力量將我們帶在一起，總有一天，這一股力量將照耀整個社區，帶給我們一個真實健康的永康社區」。正是這一股莫名的力量提供了社區感的基礎，許多永康街的居民曾告訴我，這股力量的生成常蘊含一個關鍵的時刻：王淑雅，一位自1995年就積極參與社區協會的家庭主婦，告訴我他是親眼見到陳歆怡（文章開頭不顧一切展開護樹的女大學生）隻身散發傳單，因此毅然決然伸出援手，召集家人一起出力，然後繼續積極參與整個社區的重建。

自我進入永康社區協會並在附近進行田野後，這股新鮮但又強烈的感覺與感動一直吸引我的注意。從懵懂到積極參與，從睡覺到甦醒，像「五餅二魚」的邱俊傑，就是在1999年參與反對運捷運站的聯合開發案，而「發現」了社區的存在，我曾經不只一次聽到這位店主人說他「睡了好幾十年」，而現在他是許多社區事務的積極推動者：加入巡守隊、參與街道重建計劃、幫忙促成學校圍牆改改建等等。一種被稱為「社區」的地方感的出現與發展，常改變許多人的生活：包括家庭關係、人際交往網絡、對空間、建築甚至對週遭植物、氣味與聲音的感受、對地方問題的察覺力等等。許多我訪問過的人(尤其是家庭主婦)說，保樹運動前他們並不太認識附近的人，而現在很多人成了玩在一起的朋友，交換日常生活的訊息，包括購物、餐廳評價與日常必需的事務等等，一起參加合唱與跳舞班，「這就是社區的感覺」。永康社區發展協會曾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製作社區導覽圖，並在會訊上刊登人物與社區景物等「考古」發現，對大部分是城鄉移民的協會成員來說，這些歷史追尋成為重要的重新認識社區人事物的根據，一則一則的故事被重新述說：最近我更和其中幾位媽媽進行深度社區歷史的調查，像洪若蘭和李裔櫻等曾參與「永康社區發展協會」運作的媽媽們熱心地追溯公園的興建過程，更勇於了解曾坐落於社區西側的台北監獄〈日據時代稱台北刑務所〉的不為人知的建造歷史。

其實社區這個詞在台灣有一個不是這麼浪漫的起頭，在台灣發展的歷史脈絡裡，這種失落感刺激下的追尋企圖卻常常弔詭地和現代化的慾望混淆。1960年代，聯合國提倡發展中國家的「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希望透過地方的現代化與發展提高貧窮國家的生活水準（謝慶達 1995），當時的行政院配合這個國際援助計畫，因此擬定了一個社區發展的工作指導方針，規定社區發展的目標在（1）提高生活水準、（2）增加生產力、（3）改善生活環境與公共衛生與（4）建立三民主義的現代社會。換句話說，社區發展作為整體國家發展計畫的一部分，企圖以一種國際認可的模式轉變、重建與吸納地方，雖然在台灣的脈絡中常蒙上一股濃濃的道德傳統主義。相對於「地方」這個詞常代表落後與樸實，社區因此被看作是組織完善且現代的同質空間，因此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再生產要求。

不知幸或不幸，台灣特殊的後殖民狀況與工業化過程，卻使得這個計畫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以永康街附近為例，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已在這邊建立了一個殖民官員的宿舍區，將殖民統治的範圍延伸至原本是本地的農業區域。戰後的混亂狀況中，這批狀況尚稱良好的宿舍成了新統治者中上層公務員的新居所，不過隔了塯公圳渠道（現新生南路）的另一側，則成了貧窮移民的違章建築區。雖然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給了台北一個整頓市容的機會，不過由於當局因某些理由不願投資太多於都市發展，因此當時大量城鄉移民所需的新房屋大部分由零細的私人資本負擔，這些小資本在當時建造了無數的小公寓，以符合新移民的需要，商業利益也隨著新闢道路穿梭於新市區（曾旭正 1994）。

這個發展模式雖頗符合1970和1980年代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的精神，不過它的都市衝擊卻也難以估計。社區發展的計畫因為這些大半毫無規劃的都市發展過程胎死腹中，空有「社區」之名的都市鄰里，雖然包辦了大部份城鄉移民的食衣住行需求，卻必須獨自承擔不均衡都市發展過程中衍生的問題，包括生活環境的破壞與公共設施與服務嚴重不足的問題。以永康街附近為例，雖然位居新都市發展的中心區域，居民的經濟狀況與所得相對較高，卻也苦於因道路設計帶來的交通與停車問題、工商業發展引起的噪音、擁擠與環境衛生問題與公共服務缺乏帶來的家庭老人、幼兒的照顧與學童的教育問題。

1995年發生的保樹運動因此很大一個程度在回應這些都市問題：原本形將消失公園刺激了大家的神經，對美好未來的企盼配合了一個鄉愁的過去，公園適時地變成不同意義投射的對象與新「社區」精神的代表物。陳歆怡因兒時在公園的快樂時光激起了保樹的熱情，王淑雅曾每天帶他自己和幫朋友照顧的小孩在公園玩耍，花店的老闆娘拿出了學生時代在公園照的照片。當運動繼續進行，新成立的永康公園之友（1996年正式改組成永康社區發展協會）試著挖掘公園的歷史，一位重要年輕成員「飯糰」告訴我，他發現一開始公園其實稱為「永康兒童公園」，由於他本人教授兒童繪畫，因此感到很興奮，緊接著永康公園之友就舉辦了一系列親子活動，有一次大家將緊接公園的一條「遊戲巷」鋪上了白色畫紙，很多家庭扶老攜幼在上面畫上她們對社區的想像，飯糰特別告訴我：「如果社區失去歷史，父母也會失去教導小孩的能力，這些活動就是要讓父母可以重溫過去，因此也就可以回到社區生活，尤其是爸爸們，他們都太忙於外面的工作」。

這表現出都市鄰里地方感的尷尬狀態，介於Yi-Fu Tuan 所說的「地方之愛」（topophilia）（1990）與都市疏離之間，「社區」作為新社會運動的標的，不應被看成一種本質性的顯現或只是鄉愁式的感動，社區毋寧是一種經驗性的刺激，加上原存於無心狀態的文化元素與個人與社會記憶的結合。許多我訪問過的人，常喜歡引用傳統「廟埕」的生活想像來解釋這個社區追求。例如，永康公園之友另一位重要成員「小可」(原住在台北舊街區，曾是協會重要智囊，租屋於永康街巷弄內，從事自由業式的文化工作)或是原在街角賣麵的林先生(原住在新竹，民國50年代及遷居於此，提供很多戰後初期的社區資料給協會整理)，常跟我提到他們嚮往懷念作為傳統生活空間的廟埕－大家可以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的社會領域，一種面對面的人際交往空間。雖然廟埕在台灣傳統社會的功能有待進一步考察，不過在永康街這邊，廟埕提供了某部分公園重建的想像來源－強調它提供給老人與親子同樂的功能，因此有涼亭、玩具的設計，公園中央更升起了一個專供表演的舞台，新公園落成時，社區媽媽合唱團就曾在這邊演出處女秀，優美歌聲飄揚社區四處。

同時，這些想像與實踐必須放在前面所說的社會問題脈絡加以理解，浪漫的家園想像混雜了公共論述的重建要求，社區意識必須被看作是一個未來藍圖，以解決處理當前的困難與爭議。同樣地，在永康街，公園作為廟埕的社會想像擴展成建立新的公共空間的努力，很多研究已經提到，傳統漢文化「公」的概念和西方的公共空間不盡相同，[1]因此永康社區運動的嘗試必須是一個創造性的建造。保樹運動一開始（1995年）就曾因公園東側道路是否改成步行區產生爭議，論者在交通順暢與行人權利之間爭執不休，當時的工作團隊因此試著在公園召開公聽會，最後並舉行了史無前例的社區公投，決定將東側這一小段道路改成步行專用，雖然決議無法律強制力，當時的市政府還是接受了決議。當我1997年到達這邊進行田野時，這一段努力仍然是許多參與者掛在嘴邊引以為傲的勝利，媒體也曾詳加報導，就連天下雜誌都派出記者專訪陳歆怡，談論當時還頗新鮮的概念「草根民主」。當社區發展協會在1996年正式成立，更定期在公園召開會員大會，並就特定大事召開社區公聽會，一個企盼也是希望公園能夠變成新的鄰里公共事務的討論空間。

社區發展協會嘗試建立一個新的討論場合，以建立一個地方論壇的努力，當然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難與挑戰。第一個困難是和原有里鄰行政系統之間的配合問題，從永康社區協會一開始的組成中我們注意到，協會主要由幾位約20至30歲的年輕未婚成員所主導(大多是學生與自由工作者)，再配合上一群約在當地居住超過20年的社區媽媽以及一部分住家在當地的店家主人。我的一個初步理論是，這群人其實是都市社區的密集使用者(相對於比如說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爸爸們和來去匆匆的受雇者)，食衣住行皆以社區為基地，喜歡行走穿梭於社區空間。這一股新的社區力量在1996年到1998年之間，曾嘗試和原有鄰里政治力量代表的里辦公室建立合作關係，不過關係終究愈來愈冷淡，1998年之後新的里辦公室和協會之間更是爆發嚴重的不合，這自然和台灣的地方政治的設計有關，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舊的里鄰系統和新的社區組織常爆發衝突，爭奪地方事務的主導權與對外的代表權。

另一個挑戰則是地方內部的歧異和這個新論壇之間的關係，剛剛飯糰對彩繪遊戲巷的評語其實已經讓我們注意到社區和性別的關係。不像傳統廟埕是男性主導的場子，永康社區協會則是以女性參與為核心，護樹運動一開始時，首先發難的是使用公園最頻繁的媽媽們，護樹運動使得我們看到這些原本隱而不易察覺的(女性)日常生活，比如王淑雅的例子，當自己的小孩長大後，就一直幫朋友帶小孩，在附近是人人稱讚熱心又細心的媽媽保姆。而且運動的過程也創造新的人際關係，建立一個新的地方網絡，這在當地是很重要的變化，因為永康街附近的公寓很大一部分是在1960和1970年代建造，二、三十年下來，這一群城鄉移民正好在1990年代促成了保樹運動，其中很多人並繼續投入社區協會的工作。

這個新關係的建立一部分是原有生活圈的改造，例如當地的照相館與西藥房，都是大約在1970年代開張，本就是日常生活的網絡中心，運動開始後則成為資訊中心，很多人會來這裡要資料或打聽消息，兩間店的老闆娘都是熱心的參與者。另外很多人其實二、三十年下來，並不認識什麼當地人，保樹運動後則有許多人因此變成好朋友甚至死黨。例如媽媽合唱團繼續運作到今天約五、六年，大家都成了好朋友，除了練唱加上年度的演唱會外，一些會員還定期聚會，吃飯聊天。原本永康社區發展協會成員之一的李欣芠，1998年當選里長後，更是從這些人際關係中找人擔任鄰長的職務，建立一個全女性的鄰長組合，不過這個組合後來和社區發展協會產生齟齬，因而分道揚鑣。

這些社區內在歧異導致的問題，其實不一定是負面的，很多時候這成了一個比較具有批判性的社區意識建立的基礎，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會看到更多的例子。在社區想像與實踐的過程中，過去的懷念加上未來的憧憬常交雜在當下的政治過程中，Dirlik曾說我們最好不要將地方與地方為基礎的意識「看作歷史或地理的遺產，應將其視為一個計劃，意圖創建一個新的思考政治與知識生產的脈絡」（2001）。陳歆怡回答天下雜誌記者問題時提到的草根民主，事實證明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和實踐，尤其在下幾節有關空間政治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複雜性如何體現在社區的內在差異與外在壓力的過程中。

二、空間政治

    前面已經提到對地方和空間概念的重新理解，使得我們有機會進行一個不一樣的文化分析（Gupta and Ferguson 1997），地理學家Edward Soja 也提出將空間帶回社會研究的必要，空間性並不是一個靜態不動的東西，而是人類情境中一個不可分離且主動的部分（Soja 1989）。不過在這裡我們無法理論地去討論這個問題，這應該是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本書的題材，這一節要做的是：在永康街的運動與社會生活中，對空間的注意如何讓研究者進一步理解社區意識。Yi-fu Tuan（1977）曾說，地方是空間獲得定義與特殊性的過程，換句話說，了解空間與社會關係的互動過程，是了解地方塑造過程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從前文其實已部份提到永康公園的改建必須被放在某種對傳統人際關係與新的公共空間的想像上，接下來我們還會談規劃者的對空間創造的觀點如何影響這個過程，換句話說，空間是文化意義、社會關係與政治過程的交錯影響的結果。不過在這個有關空間與社會的討論中，常被忽略的是社會關係的空間性問題，也就是說空間性如何蘊含在社會互動中。對永康街附近與公園空間形成的歷史分析，提供一些脈絡了解保樹運動的原因，這個脈絡同時繼續影響運動的持續動員，甚至是後來新事件的起始原因。

保樹運動起因於新道路的開始，當時的市政府試圖完成原本計畫道路的興建，也就是拓寬後的金華街243巷將延伸至永康街和信義路口，切過部份公園。引起居民抗議的這個新路計畫，其實原本即是戰後永康街的原始道路設計，這個建造計畫因戰後特殊的地方歷史停頓下來，道路預定地因某些原因被當地居民建成永康兒童公園。永康街因此成了延著公園西側繞過（11米道路），並在永康街31巷後縮減成8米單行道的現行道路，公園西側部分的永康街並且成為攤販聚集的販賣南北小吃、雜貨與蔬果的市集地。

雖然需要更多的地方口述資料支持，這個延遲的道路興建和永康街附近的社會網絡和地方意識範圍的形成與變動有關。現在所謂永康社區，其實是包括台北刑務所的一部分以及刑務所圍牆外到塯公圳渠道間（現麗水街到新生南路）建造的一個新的宿舍區，當時稱為福住町，永康街則是戰後國民政府以江南的地名命名，因為這邊的宿舍區居住的大部份是江浙移民，直到現在永康街兩側仍分別稱為永康里（西側）與福住里（東側）。戰前的殖民地時代，福住町位於北邊日人大量聚集的東門町，還有南邊高等學校之間，是殖民時代相對新建的宿舍區。戰後的道路規劃不經意的切割出一片新興的都市鄰里（永康街附近的新的棋盤道路包括信義路，新生南路、金華街和新生南路），同時由於原計畫的永康街遲遲未開闢，因此適時地聯繫了兩里。

我曾訪問一位居住在永康街西邊的社區媽媽，由於念的是位於東邊福住里的金華女中（現金華國中），因此她覺得一直以來的生活圈總是往東向，而且公園也在永康街東側。另一方面，自從台北監獄（原台北刑務所）拆除，一部分的土地建成金華國小後，大部份兩里的小孩與父母，每天則必須往西到國小上課或接送小孩。永康街未拓寬的事實與公園、市集的存在，某種程度讓這些每天的移動成了一個尚稱自在與輕鬆的行走時光，之前我們已經提到陳歆怡就算是上了台大，仍然願意每天穿過公園與周邊的巷道回家。雖然1970年代後的經濟發展，讓永康公園附近也遭遇全市共通的交通與停車問題，阻礙了這個人行空間，不過相對來說，永康公園附近仍然有尚稱安全溫馨的移動網絡。一個證明是，很多在1990年代來這邊開精品咖啡店的人告訴我，永康公園附近有一個「對」的氣氛吸引店主過來，一個原因即是這邊有頻繁的居民活動空間與人行環境。另一個證據是，中原大學曾在1980年代初接受市政府的委託，由胡寶林教授在全市試驗一些新的都市設計概念，感嘆台北已經漸失巷弄文化的胡寶林（胡寶林 1992），選擇永康里與福住里各一條巷道，實驗他的公園巷與遊戲巷理念。

當胡寶林再度回到永康公園時，保樹運動剛告一段落，市民動員有意無意地決定了公園將永遠地待下來，原有不經意的空間形成，吊詭地成了保住公園的社會意識的基礎。甫上台強調市民主義的陳水扁市政府答應撥款重建已半毀損的公園，胡寶林成了這個重建計畫的新主持人，另外台灣大學城鄉與建築研究所的學生團隊也在永康公園之友的邀請下進駐，由博士班學生林正修領隊。就像當時的新市府代表一個新的都市政治的可能展開，永康公園的重建也代表新的都市主義對舊的都市空間再生產過程的不滿。重建代表的不是新奇都市設計理論的實際應用，而是在這個空間的形成環節中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實踐－將過去放在現在的社會與政治脈絡下重塑，並指向一個可想像的未來願景。

從1995夏天到1998年夏天，胡寶林與林正修分別領導各別的團隊在永康街附近進行長期的重建規劃。胡首先上場，希望完成他10年前未完成的理念，當時的遊戲巷因管理不易名存實亡，而公園巷也因周邊設施未配合，喪失了公園休憩的功能。跟10年前相比，這次他有更多的機會重設計整個公園，他希望公園的設計可以配合週邊的道路整頓，建立一個適居的生活空間－他所謂「巷」的文化。雖然論者可能會將胡的計畫當作歐美設計理論薰陶下的一個規劃者的夢的實現：公園的入口設立一個鐘塔地標，讓社區有一個象徵性的中心；中央升起一個舞台，作為社區慶典表演用；永康街將加上中央隔欄，讓車子不能隨意暫停，靠公園側則將規範攤販設立的地點與衛生條件；他對金華街243巷的設計期待，基本上是一個歐式的露天咖啡座風格；公投決定的步行區則成為小孩的遊樂區，連上原先的遊戲巷。不過之前我們已經提到，其他的參與者卻可以輕易地將這些理論實踐想成傳統生活方式的再現，小可的廟埕想像配合他認為胡是一個「愛玩」的規劃者，道出胡的規劃可能的在地轉換效果，胡自己也在他的書中試圖結合歐美的設計與他所稱的「中國固有文化的社稷生活型態」：「曲折的巷道令汽車難行慢駛，防風遮蔭，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奇，有牆角和階梯可依靠蹲坐，死胡同及囊底巷可以阻止汽車穿越，讓住在囊底巷的鄰居親密認同，巷的角落穿插雜貨店、小型超級市場或小吃店、咖啡店、手工業小工廠」(胡寶林 1992: 138)。

除此之外，胡的規劃其實深嵌在原有的空間限制與社會關係上，拓寬後的金華街243巷被公園擋住了去路〈囊底巷的台北版?〉，不過整條馬路卻也因此開始醞釀一個未知的生命。1995年到1996年之間，胡希望接生出一個行人可輕鬆行走其間的歐風咖啡廳毗連的步行區，因此積極和居民溝通，和里辦公室關係還不錯的胡說服里長將大型花盆放置路旁，希望阻止汽車停放，不過卻遭到居民反彈，在里民大會上，胡的計畫遭無情攻擊，而花盆也成了垃圾盆。不過我們卻不應將這個暫時的失敗，當作是胡的過度天真所致，約當四年之後，243巷的確發展出某種歐式風味，巷口的義大利麵店，隔壁的路天咖啡座，加上比鄰而開的各式小店，構成很異樣的新都市巷弄文化。胡的盲點存在於他所熟知的巷弄親密關係，在當地早已無法脫離一個新的地方空間商品化的過程。

比較理論性的爭辯發生在胡的團隊和城鄉所學生之間，比如城鄉所的學生質疑公園入口意象設計，認為太陽具崇拜，顯示出女性主義在大學校園的影響，因此城鄉所團隊曾舉辦了一個居民參與的入口設計競賽，特別強調從不同人口族群的觀點看公園，例如小孩眼光下的公園。從市民參與的觀點，城鄉所的團隊進一步質疑都市到底是為誰與為何設計的根本問題。

三、空間與地方發展

    台大城鄉所團隊的批判性規劃理念，在1996年夏天後正式得以在永康街進行實驗，雖然強調居民參與與批判性的都市規劃理論，不過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隔閡終究繼續困擾空間規劃與其社會效果。林正修接掌了市政府支持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在永康街第二、三年的工作，林是一個專業的規劃者與博士班研究生，城鄉所的訓練使他熱衷參與社會運動，包括環保與都市相關議題，也曾參加當時反對黨的地區規劃工作，不過另一方面林的父母也是當地居民，尤其是在長期離家面對外面的風風雨雨後，林把社區當作是一個溫馨的避風港，雖然其實地方的日常生活並不輕鬆，每天尋找停車位就是一個艱困的挑戰，而規劃工作更迅速地將他帶入地方人際關係的困難與複雜之中。

林將社區視為是都市發展不同勢力交織下的一個生活空間，顯現在地方的是不同形式的社會問題。林的都市計畫訓練，使他注意這些問題的空間面向，他在永康街執行的第二年計畫因此在面對他指出的社區三大問題：停車、交通與土地使用。和公園的重建比起來，這些問題更擴及社區的不同角落與不同的生活經驗，因此更和社區內在的歧異性密切相關。[2]

交通與停車問題代表都市發展問題的兩個面向：汽車的運動與停止，分別產生相應的地方問題。交通與停車可說是兩個普遍的都市問題，將社區置於整體都市發展的影響下，是資本與資本主義再生產所產生的空間矛盾的一個在地顯現，同時也在社區內部製造了衝突。以實際的數字來看，從1984至1994十年間，台北的汽車數量增加了四倍，不過道路面積只成長13%，導致交通問題總是在市民最頭痛的都市問題的前幾名。在永康街這兩個問題尤其明顯，永康街週遭是都市計畫中的住商混合區，社區也以各種小吃、美食著稱，最近更開張了許多咖啡廳、茶館與精品店。在這邊工作、吃飯加上約一萬的居民人口，使得最近幾年來交通問題持續惡化。

解決這些問題的技術層面並不困難，林的團隊曾仔細地計算社區的交通動態地圖，並在1997完成報告，提出一個增建停車空間的方案，整個案子並計劃在停車與交通問題解決後，規劃出社區休憩、綠色與行走的動線，這部分算是胡寶林計劃的擴大版，只是更加上一個地方內在差異的考慮。林正確地認為交通問題不只是空間供給與需求的問題而已，還是地方的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比如社區不同角落的空間使用的規矩、孩童上學動線的形成、特殊地點的日常意義、居民經濟情況與停車需求的關係等等，在目前永康街的狀況，這些日常意義與需求必須迅速和快速變動的都市空間相應，這需要一個更廣泛的社區動員來完成這個艱鉅的任務。

兩個問題困擾林的計畫，其中之一是土地的問題，社區公共停車空間的取得需要額外的土地，不祇是物理的空間的增大而已，還必須是去商品化的土地。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林將注意力放至當地頗多零碎的公有土地，據工作團隊的調查，本地共有56筆公有地，分屬中央與地方不同單位，如能釋出為社區所用，不只解決停車問題，還可建設當地急需的公有育兒設備與社區活動中心，甚至是回收點，林的報告發表一年後，已轉至非政府組織都市改革者組織（OURS）工作的陳歆怡，仍繼續提案想要擴大清查全市公有地，並研擬一個可能的行政過程，以將這些土地釋出作為社區發展之用，不過大部分的計劃仍限於紙上作業，這些公有土地大多不是被佔用就是閒置，尤有甚者，少數土地遭變賣，成為某些建商覬覦的標的物（當地新屋市價約每坪60萬元）。

另一個問題則是社區內部對交通與停車需求的差異，這牽涉到整個地區發展的問題。一個主要的爭議是在住家與店家之間對行的要求的差異，當初公園東側人行道的爭議就起因於於此，當公園與社區重建繼續進行，這個差異性繼續發酵，林在1997年曾提出一個永康社區商業發展計畫，希望社區發展協會可以藉此機會和商家取得聯繫，並試圖建構一個社區導向的商業發展策略。林從商業空間的重塑開始，包括商店街的意象與商店招牌的重設計。這自然是借用了文建會提倡的產業文化化的呼籲，試圖藉由一種文化性的美化，介入空間的習慣性使用與消費。David Harvey曾批判類似的地方的美學化（aestheticization）常只不過是反動地回應認同失落的窘境（1990），不過永康街的例子卻讓我們必須從一個多面向的觀點來加以理解這個過程。

林試圖轉化台灣社區總體營造下的造街與文化產業的結合，將這個政策使用在一個地方性發展策略的形成，[3]他認為商業景觀可說是公私領域間的一個介面，因此是改變原有社會關係的一個有效的切入點，私人資本、都市意象與社區日常生活得以在此揉合成一個新的行動領域。對店家來說，商店意象是重要的門面，和顧客交流的第一印象，雖然不同的行業的觀點很不同，我曾和林與其他工作人員，進行附近不同業種的了解，像新興的咖啡業、茶館就很重視商店和附近文教氣氛的搭配，一個開咖啡與精品複合店的店主曾告訴我，她如何精心設計使得她在地下室的店，可以引進陽光，因此顧客非但不會覺得悶，還有像坐在陽台的感覺；對整個區域來講，商圈的風格常成為全市甚至是跨國的生意來源的標的，永康街附近幾年來陸續有一些成名的店，塑造不同的商圈意象；對居民來說，雖然商業產生的噪音與衛生問題擾人，不過一些社區媽媽閒聊間常透露出她們對附近商店的評價，那些讓人感到耳目一新，那些店不是很搭，那些雖然不夠炫，卻常被她們選中作為聚會的溫馨小窩，而且很多居民即是店主，也會因此多了家園美化的使命感，前面談到的「五餅二魚」就是一例。

很多當地商業經營與地方生活的資料，在林的計畫執行時並不清楚，因此阻礙了計畫的順利進行。例如林在1998年時曾以社區發展協會的名義召開一個說明會，不過卻沒有得到很多店主的認同，參與的人寥寥可數，另外林想從市政府得到招牌更新補助的努力也因法令限制受阻。1998的下半年，原先改建計畫中打算在公園西側建立一條人行的文化步道的工程，更造成社區內部的不和，因為擔心人行步道興建後，永康街將禁止汽車暫停，甚至改為單行道，影響商店的上下貨與顧客上門的意願，附近店主和社區發展協會產生嚴重衝突，謠言四起，是社區發展協會在1996年成立後遇到的最嚴重的危機，新當選的里長也因此和協會漸行漸遠，文化步道計畫胎死腹中。

不過林對地方導向的社區商業經營與空間改造的理念，卻在往後越來越激烈的地區發展過程中繼續發酵轉換，越發顯得急迫，雖然自從1998年的文化步道衝突後，永康社區發展協會在地的影響力漸消，林也在1998年的市長選舉後被延攬進入台北市政府，離開了協會。1998五月新公園落成，金華街243巷真如胡寶林預言，成了歐風咖啡餐飲業的聚集地，另外永康街在小吃攤文化進入尾聲後，也適時地發展出全市、全島甚至全球導向的新飲食文化，永康街不只一次成為像Taipei Walker新都會流行雜誌報導的對象，又如2000年的全島芒果冰熱，就起源於此地的冰館，鼎泰豐建立起來的小籠包傳奇仍然在日本人的捧場下繼續流傳。當然這些轉變一方面是居民的驕傲（很多南部的親戚說要上來永康街遊覽，假日時永康公園還有街頭藝人表演），不過大半時間卻令社區居民頭痛，當我在2002年回到這裡進行暑期田野，頗驚訝這裡的轉變：假日時家園般的寧靜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永不停止的車水馬龍與排隊人潮，四年前新建公園的白皙亮麗現在被垃圾掩住了風華。

四、社區與都市社會運動

社區動員在台灣的都市環境裡，顯現出一個轉化的都市社會運動發展。清華大學的李丁讚曾評論說，社區運動深化了社會運動的效果與影響，尤其讓運動轉換力進入文化習慣與社會關係層面，這常常是專注政策改革的傳統社會運動團體無法進入的部分。這個評論基本上沒錯，因為從解嚴前夕開始的社會動員主要以議題性的運動團體構成，這些團體以都市為基地，並伸展其組織之臂，透過越來越複雜精緻的行動劇碼、組織策略、動員結構與政治操作，希望引進更多的人支持其訴求，進而參與其組織性的活動。社區動員基本上呼應這個過程，不過某個程度上也指出過往社運無法處理新舊價值觀與文化意義交織的複雜的日常生活過程，傳統社運呼籲人踏出家庭，關心公共議題，而社區運動則運作於公私領域間的曖昧地帶，希望提出一個新的生活願景。

不過對我來說，社區運動更指出將集體行動空間化的必要，就像前面提到的社會關係與文化意義都具有其空間向度，社區意識因此不能脫離一個空間化的理解，社區意識不只是居民認同的體現，同時也在空間特殊化的過程中將地方的差異帶入社會運動策略（參考Miller 2000）。

從最近對公共領域的討論與批判呼應這個地方、空間與社會運動理論的關係，德國社會哲學家Habermas的研究指出歐洲歷史中，公共領域的形成基本上是一個布爾喬亞階級的計畫，從中制度化一個理性且批判的論述領域，並因而區別出公私範疇，雖然這個領域必定包括不同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利益，不過Habermas認為這個理性批判論述過程將能超越這些差異，保證溝通共識的的可行性。

不過類似康德式的理性假設最近受到許多學者的批判，Nancy Fraser（1997）質疑公共領域的開放性與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化，因而挑戰了Habermas假設公共領域內的一個理想的論述情境。換句話說，愈來愈多的學者不再將公共領域視為一個同質空間，而是一個多方勢力競爭的場域，一個爭奪霸權與歷史定義權的過程，社會運動理論者Sonia Alvarez（1997）就曾將社區—非政府團體在巴西的聯合陣線視為公共領域的平行論述空間，建構出一個底層人民的認同、需求與立場。

社區運動與這個另類公共領域的形成的關係，重要的也許不只在地域特殊性展現成集體行動而已，更重要的是立基於地域特殊性的考量下結合而成的行動網絡，Alvarez所謂的社會運動網絡（social movement webs），從中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學習辯論差異的觀點與立場。台北的例子顯示的是，社區作為公私領域間的邊界空間，地方意識正逐漸在傳統以階級、性別和族群為主的社會運動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

這促成許多傳統社會運動的轉變，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福利社區化」的問題（莊雅仲 2002），包括了國家（福利計劃的實施）、公益團體（仲介服務與專業知識）與社區（由社區協會代表）。很多婦女團體熱衷這個所謂「福利社區化」的概念與執行，重要的女性知識份子聯盟女學會在1997年出版了《女人、國家、照顧工作》（劉毓秀 1997），著重談論女人作為一個照顧者角色的策略性位置與福利國家的矛盾間的關係，在台灣脈絡的父權體制下，造成女人受限於家庭的照顧者角色，是否可以反過來成為以女人觀點要求福利改革的策略性制高點。這本書的編輯劉毓秀強調國家體制改革與社區參與的辯證關係：照顧工作與其家務被社會化成公共議題，受到市政府的注意與協助，劉毓秀認為這個行政決策過程正是女性主義者應該積極介入的空間。

透過導引行政資源到進步的地方團體，社區婦女的公共參與得到更大的支持。愈來愈多的家庭主婦透過組織化的社區協會，希望介入社福服務的執行，終極則是希望決定什麼才是居民所需的社會福利。永康社區發展協會在1997年曾進行類似的計畫，當時的理事長羅紫吟希望與專業團體合作，在社區裡建立一個老人照顧互助網絡。因為懷疑私人安養中心的成效，因此社區發展協會希望市政府可以經費補助，由社區與專業的團體合作，訓練居民成為照顧志工，以協助無力照顧家中老人的上班族子女們。

永康社區發展協會參與的一個比較影響深遠的聯盟是1997年成立的「社區聯盟」，鑒於從1995開始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因諸多不同原因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尤其是市政府的無效率與缺乏橫向聯繫正在打擊地方參與者的信心，OURS（都市改革者組織）開始聯絡社區成員進行串聯。從1990年代中開始，OURS就密切觀察都市的鄰里動員，並且積極聯繫，1997年陳歆怡被網羅進入組織，OURS也開始積極進行協調工作，包括定期的社區紀錄片觀摩，讓來自不同地方的參與者透過影響認識別人，我曾經參與在紫藤盧舉辦以永康社區為主題的紀錄片展，全景工作室拍攝的這部「永康社區的鄰居們」透過鏡頭將一些保樹運動的地方人物帶入歷史舞台，王淑雅（影片中將她描畫成熱心堅毅的參與者）放映後並以親身經驗述說她的感想，另參與者動容。此外，OURS也開始規劃社區資料中心的網站，提供即時的資料交流。這些協調工作在1997年底促成了「社區聯盟」的正式成立，聯盟並接手了諸多實際工作，聯繫「地區環境改造計畫」三年來的參與社區發展協會或里辦公室。

這些協調工作產生很多重要的社會培力(empowerment)效果，一方面使得成立約十年以都市設計者為核心的OURS找到新的著力點，[4] OURS以都市空間與生活的參與式改造為創會的宗旨，不過社區聯盟的協調工作，卻第一次顯著地在它的社運介入中加入了空間的異質性力量：一系列的協調會在聯盟的奔走下召開，這些會議不祇是事務性的討論而已，同時還提供一個機會，讓不同地方的成員可以了解彼此問題的相似與差異，很多差異性（比如居民所得差異產生的不同需求）必須在會議裡獲得討論解決，以尋求行動的基礎。同時另一方面，參與成員也發現地方問的困難其實必須放在一個都市發展與都市政治的脈絡來看，這些跨地方的力量化身為不同的在地問題，常影響社區重建的進展。面對這些難題，成員們有時義憤填膺，有時則必須縝密地計算回應的方式，「地區環境改造計畫」雖然進行三年，不過其執行卻常因過時的都市規劃理念以及不同勢力（地主、房東、居民、店主）間的利益衝突受到阻礙，甚至預算也常因市政府與市議會之間的衝突而遭犧牲。

聯盟終於在1998年初進行了主要的訴求行動，在多方奔走下，二月間聯盟與當時的陳水扁市長面對面溝通，在市府的大會議室裡，聯盟提出了四大訴求：（1）市政府成立直屬市長的跨局室的協調委員會，（2）委員會應個案檢討每一案件，（3）增加預算，（4）成立一個常設的「社區重建委員會」，協調地方人士、學者與建築師共同規劃地區環境。OURS的陳歆怡負責整個會議訴求與討論的協調，永康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羅紫吟也發言，軟性訴求市長不應讓社區小孩失望，而林正修則總結請願活動，提醒市長全體市民眾正睜大眼睛看市長如何回應。

由於這個高峰會的議決，當時副市長被任命為協調委員會的召集人，處理各局室間的協調困難，雖然一些細節的難題無法全免，不過市政府的官僚機器的確因此上緊發條，永康公園也因此得於在當年（1998年）五月順利落成，我記得那一天是個陽光普照的好天氣，居民們興高采烈地慶祝公園落成，小販賣的氣球高掛，小孩在新建的遊樂場上嬉戲，中央舞台上媽媽合唱團的悠揚歌聲傳遍社區各處。

五、結論：批判的社区意识

並非每一個人都認同台北的鄰里動員，我曾和當時勞工陣線的秘書長郭國文閒聊時經過大學里的一處社區花園，看著花團錦簇剛裝飾好的公園，他卻頗憂心地說，現階段台北中產階級的社區動員，如果沒有接連上一些進步議題，社區運動祇是房地產增值的手段而已，無法形成社會改造所需要的改革意識。正是在這個地方與階級的交會處，我想要強調地方意識的複雜性，本文到此已經明白顯示雖然地方正因方興未艾的都市發展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過地方意識似乎仍頑強地抗拒著，存於街頭巷尾的居民日常生活中。但是，永康街的例子也讓我們知道，由於深陷於不同社會屬性與範疇的交叉火網下，社區運動遭遇莫大的困境，例如我們在空間政治的討論中所顯現出的不同參與者的社會想像的差異，以及居民背景與利益在空間的地方發展上的歧見。社會關係的結構影響都市社會運動動員（作為集體消費的都市階級鬥爭的結果）甚鉅（Castells 1983）。

由於缺乏對地方形成的複雜性的了解，永康街的重建工作不時遭遇阻礙，不過居民試圖進一步認識這個複雜性的努力，也提供一個讓批判的地方意識足以生長的條件。不用說林正修基本上非常有意識地帶領工作團隊人員了解都市發展的階級性，又如胡寶林遇到的攤販問題，也讓許多人考慮這個都市非正式經濟存在的合理性，雖然社區內部還是無法達成共識（有店面店主的反對），導致攤販在1996年遭取締消失。

很多時候一個跨地方的連結也能促成批判地方意識的形成，以面對地方問題的複雜性。當地方的存在遭受威脅，一個跨地方的合作證明是一個有效的反制力量，Doreen Massy就強調這種地方間互動的關鍵力量（1994：121），Dirlik更強調這些跨地方合作如何在階級、性別與種族的整合力量下，對抗資本與國家（2001）。本文談到的社區聯盟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具體地顯現出差異如何在協調中被轉變，一個行動的基礎如何可能。婦女運動者劉毓秀則提出一套有效的非政府組織與社區間的合作模式，同時更帶進進步國家機器的奧援，希望建立北歐國家模式中強列的草根參與精神，永康社區發展協會的前理事長羅紫吟呼應這樣子的精神，致力於建立一個人人互相認識、互相扶持的社區日常網絡。

目前台灣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運動發展仍然有待觀察，不過上面討論中，有關永康街地方意識的形成的確提供學者與行動者很多發人深省的啟發，一個強調動態與基礎、特殊與普同、歷史與空間的批判性地方意識的形成將能有效動員居民，並將其組織在不同的市民議題之下，成為社會改造過程的主動者。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社區意識才可能成為對抗現代化、發展機制與最近方興未艾的全球化慾望的有效抗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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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莊雅仲 助理教授（台湾）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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