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得到了什么？是怎样得到的?”这一社会分层研究的经典问题，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特别是处于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型阶段的中国社会，又被社会学者们视为一个研究热点，并成为全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之所以如此，一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原计划体制下的优势群体（如原国营企业的工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面临下岗、转岗、失业、收入下降以至贫困问题；二是出现了一个边界模糊、但雏形已现的“新”中间阶层，他们开始以其具有的市场竞争优势，在新的社会分配格局中分得了一块令社会下层群体羡慕的“蛋糕”；三是曾在20世纪80年代那一轮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且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的一个结构性现象；四是在改革初期阶段社会各阶层均不同程度地向上流动并获益，而至今天，有些阶层则不同程度地向下流动，且社会地位和机会结构开始出现一定的刚性；五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的影响，国内现阶段的社会分化必将持续和加剧。

近期社会学者们关注并研究的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一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迁机制及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研究，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中间阶层的研究。

 一、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迁机制及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研究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民众的生活、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及其社会结构理论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为中国社会学界始终关注的问题，开始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逐渐形成一个分析、解释的焦点。之如此，一方面，与来自社会实在层面的三大社会现象有关：一是愈演愈烈的社会贫富分化，使得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演变为向少数人手中积聚；二是“权力”因素在社会资源分配及发展机会中，日益显现出其决定性的作用；三是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社会互动中，一些新的结构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影响和改变着社会利益关系及社会变迁的走势（孙立平，2002b；李强，2002a；陆学艺主编，2002；李路路，2002）。

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机制及其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分析、解释，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判断，即“层化轮”（陆学艺主编，2002）、“碎片论”（李强，2002a）、“断裂论”（孙立平，2002b）。此外，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阶级阶层关系的传递、阶层认知、性别分层等，也提出了经相关实证研究初步验证了的一些命题，如“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模式”、“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等。

㈠“层化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明确提出：一个现代化社会分层结构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现雏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还要走很漫长的路”的基本判断（陆学艺主编，2002）。他们据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典型调查、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的经验资料（典型调查的11000份样本和全国6000份概率抽样问卷）和相关统计，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此种论点被学界称为“层化论”。

他们勾画的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即为：十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和五种社会等级（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其中：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约为2.1%（1999年数据，下同）。2、经理人员阶层,指在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该阶层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5%。3、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和固定资产，并雇佣职工进行经营以获取利润的人员，按现行政策，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称私营企业主，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一个阶层。从1981年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主，到2001年有私营企业202.85万户，投资者460.8万人。从业人员2714万人，注册资金18212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1484亿元。按1999年的数据，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0.6%。4、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结构中占5.1%。5、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这个阶层在社会上被称为白领，主要有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重为4.8%。6、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少量私人资本，从事小规模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并以此为生的人，自己参加劳动和经营，有些还有专业的技术和手艺，有些还带一些徒弟，雇请少量帮工（不超过7人）。他们被称为小业主、小雇主、个体工商户，国外有称自雇佣者的。这个阶层到2000年有2571万户，全部从业人员为5071万人。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4.2%。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指在商业、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体力和非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现阶段这个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重为12%，其中约1/3是农民工。8、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从事直接和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人员。2000年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为16219万人，其中国有单位的职工只有7640万人。只占47.1%，多数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如三资、股份制、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企业）里就业。目前产业工人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22.6%，其中30%左右是农民工。9、农业劳动者阶层，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据我们调查，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只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相应的社会政策到位，这个阶层还会继续缩小。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的人群，他们是这几年媒体所称的弱势群体，是社会的底层。目前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重约占3.1%（陆学艺，2002）。

该课题组的此项研究，强调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还相对滞后于现代化社会发展过程的要求，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秩序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应当制定支持不同社会阶层发展的具体社会政策。应以培育和发展合理、有序的现代化社会利益结构为基准，缩小传统阶层规模（如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传统“农民阶级”），扩大和提升新兴的现代社会阶层的比重和地位（如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等阶层）（陆学艺主编，2002：7-124）。

㈡“碎片论”

“碎片论”的持有者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李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重新整和”（reintegration），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以“利益群体”描述并区分现阶段中国社会不同利益诉求者及其关系（李强，2002a），并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结构呈现碎片化，尚未层化、定型。

李强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分为4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①，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是在改革20余年中获益最大的人，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公司董事长、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层、技术层等等）、普通获益者群体（是改革以来在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得了明显的利益的群体，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是指在改革的现阶段利益受到损害者，包括在改革前期获益的前两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如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和社会底层群体（最初曾称之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利益的获得与受损是一个过程，而底层、中层和上层是利益分化的一种结果。在此意义上，可以将第一个群体称为上层，第二个群体称为中层，第三个群体称为中下层，第四个群体称为底层（李强，2002b：133-143）。

李强指出，虽然现阶段中国社会特定阶级生活方式出现，阶级界限开始形成；但同时，社会群体利益“碎片化”，相互间利益包容，没有表现出阶级行动（李强，2003b）。

㈢“断裂论”

   “断裂论”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的一种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认识。其基本论点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资源继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的演变；在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些弱式群体，如国企下岗失业工人、进城的“农民工”等，“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很难实现由传统社会身份向现代社会身份的转变；经济改革的结果并未带来相应的社会发展结果，并未为广大的社会成员所分享，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孙立平，2003）。“什么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孙立平，2003：14）。

孙立平发现，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大陆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出现了与原来的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的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和运作逻辑；第二，这样的结构特征和运作逻辑已经开始定型和固化下来，可以影响和定型社会基本走势的主要社会力量集团开始生成并发挥作用。

由此变化，导致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出现，与之相伴随的有：⒈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出现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⒉形成着一种新的经济增长逻辑——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⒊社会力量的定型，即已经开始形成新的社会力量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并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⒋改革逻辑的改变：⑴改革更多地具有利益博弈的内涵；⑵改革动力由初期的自上而下推行及收益大而需很少付代价，变化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开始影响改革的进程；⑶出现了即扭曲改革措施及效果的机制，如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甚至会被极端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⑷社会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特别表现在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上，无论是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还是在利用社会机会的能力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别，并开始成为加剧目前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孙立平，2002b）。

孙立平认为，型塑90年代中期以来新社会的有三个基本背景：第一，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大陆社会逐步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第二，社会中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导致资源积聚背景下两极社会的形成；第三，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大陆社会逐步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孙立平，2002b）。

㈣“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模式”

“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模式”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提出来的，旨在回答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地位的传递——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是更替性的，还是继承性的。

李路路强调，社会分层模式的构成及变化，并非简单地取决于经济机制或经济-技术理性的功能要求，而且是在社会和政治的过程中被型塑，因而是特定制度环境和转型过程的结果。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以“再生产”为主要特征，有两个含义：一是阶层的继承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二是这一阶层再生产模式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依然会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原有的相对流动机会的分布模式被延续下来。市场机制的发展并没有导致相对关系模式的“重组”或阶层结构的更替。那些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优势，使得他们的优势地位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得到保持或延续。这种特征可称之为“双重再生产模式”。

他基此假设，在参考了一些主要的阶层框架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括5个阶层的分析框架，即：权力优势阶层、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工人/农民阶层和自雇佣者阶层。其中，权力优势阶层包括单位负责人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其特征是对于他人和资源拥有支配权力，而一般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则拥有相对的工作自主性。可以看出，权力支配关系在这一框架中占有核心地位，且阶层位置的界定标准是多元的。

阶层相对关系模式有如下基本特征：⒈权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再生产性。⒉脑-体间隔，即在权力、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阶层与自雇佣者和工人/农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存在着明显的封闭性，这属于更大范围内阶层结构的再生产性质。⒊阶层再生产与相对流动性，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在若干阶层之间存在着虽然不是主导的、“长距离”流动，但却是相对的、“短距离”的流动。第二，与权力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不同，一般管理人员阶层的继承性特征在代际关系中不是最强的。第三，在脑-体之间的间隔并非是完全的封闭，其排斥性部分是潜在的（李路路，2002）。

㈤“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

于此论题的探讨及经验研究，做较系统的分析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欣。他注意到“阶层意识”与揭示一个特定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关系：阶层地位的基础是多元的，任何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都可以表现为阶层差异；而社会资源之有价性的程度是同一定社会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相联系的。人们观念中阶层划分的标准体现着一个社会对不同资源重要性程度的评价。在进行阶层分析时，若将这些评价同那些客观分层指标结合起来，则会更准确地揭示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

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命题，即分层机制的变化，必然是一部分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剥夺状态，即丧失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或者未获得充分的改革新收益；而当人们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时，无论其占据的客观分层地位是高还是低，都会倾向于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刘欣，2001）。他以自己1996年所做的武汉城市居民抽样调查的问卷资料为主要依据，对“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命题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这一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阶层认知的差异的。无论是从拥有的人力资本方面来看，还是从占据的结构性地位来看，那些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沦入相对剥夺地位的人，都比走向相对优势地位的人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社会是分层的。此外，该项研究还提出了市场转型中权力的经济回报在领导干部“个人层次上升值”而在权力机构“组织层次上贬值”的结论（刘欣，2001）。

 二、对改革开放以来新中间阶层的研究

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关系中焦点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因体制改革引发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中，新生者、受损者及获益者三个方面。怎样认识那些新兴社会利益群体（如私营企业主、白领等）的利益诉求及其社会功能？如何评价国企改革中下岗的职工及其传统“工人阶级”的利益受损、地位下降的问题？以及“农民工”的社会定位及其利益保障问题。较一致的认识有三点：一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持续推进，社会结构利益主体的贫富分化加剧。二是在这一分化中，与改革开放前期的受益面相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受益者被抛向受损者群体中。三是出现了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一些新兴社会阶层，他们的利益诉求不同于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利益群体（陆学艺主编，2002；孙立平，2002a，2002b；郑杭生，2002；李强，2002a，2002b；李路路，2002；戴建中，2002；张宛丽，2002a）。①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进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演进，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准阶层”——正在分化演变中，尚未完全定型的社会利益群体，“白领阶层”即是如此。对于这样一批已为社会瞩目并产生了相当影响，而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身份及社会功能尚不明晰的群体的定位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是谁？他们与原“中产阶级”是什么关系？与西方现代化社会中的“中产阶层”有无不同？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已有一些相关研究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中间阶层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关注于是否出现了一个新中间阶层？其来源、构成、规模、行为特征及其发展前景等状况如何？

⒈是否出现了新中间阶层？

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中间阶层。

陆学艺研究员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认为，一个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已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中见出雏形，但边界尚不很清晰（张宛丽，2002a：249-254）。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郑杭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城市社会分层研究”，发现现阶段在城市社会分层中出现了中等收入层及新老中间阶层的交替（郑杭生，2002）。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在相关研究中，也提出了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中间阶层新老更替；传统中间阶层解体表现为代际更替的形式，即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李强，2001：99）。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仇立平副教授在对上海现阶段社会分层结构所作的一项经验研究中，也发现以职业评价为基础可明显划分出5个阶层，而其中已有了中上阶层（以办事员或职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中间阶层（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及中下阶层（以商业从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之分（仇立平，2001）。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教授吕大乐基于其在上海的访谈资料，也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有一定社会认可的新中产阶级（吕大乐，2001）。

⒉怎样界定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

近几年，“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说法常常出现在一些媒体上，更有甚者将“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暴富者”简单地等同于“中产阶层”，以至“中产阶层”成为了一个时髦而混乱的称谓。大多数研究者均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社会中的“新中间阶层”，或曰“新中产阶级”（李培林，2003a；李强，2003a；张宛丽，2002a）。

对工业化社会中的新中产阶层，在西方有关社会分层研究中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这与“新中产阶级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 C·莱特·米尔斯，1987/1951）有关。然而，研究者一般均认为，他们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阶层群体特征：①职业构成以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技术工作者等的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份；②除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和高层企业管理人员外，他们已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③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地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④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个人素养、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⑤他们积极参预社会公共事务，并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张宛丽，2002b）。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林强调指出，社会学视野中的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一个反映收入水平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反映生活质量、收入分配、城乡结构、职业结构和国情差异的概念（李培林，2003a）。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认为，直观地看，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其与社会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从世界近代史看，中产阶级曾发生过重大的结构变迁，即所谓的“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区分。旧中产阶级是指由小企业主、小店主等小资产者构成的社会中间层。20世纪初以来，新中产阶级——从事管理、专业技术、商业、办公室工作的白领阶层，逐渐占据了中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构成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群体，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李强，2001）。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仇立平认为，现在的办事员或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群体，自然地就是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对个人的控制、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在弱化的同时，个人对组织权力的追求和崇拜却在强化。因此，那些本应为中产阶级主干的“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们，仍会对当官趋之若骛，也就只能附在某张“皮”上，很难独立生成为中产阶级。或许中国会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职业，但不一定会形成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有效支付能力”的社会阶层（仇立平，2001）。

张宛丽依据近几年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社会分层结构的实证经验研究和思考，借鉴西方有关理论，于2001年10月提出了一个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界定③：所谓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依此定义，她提出了衡量是否为中间阶层的7项操作指标（张宛丽，2002a）。

⒊中间阶层的规模、来源及构成是怎样的？

对其规模，目前尚无较系统、较规范的统计，且统计口径及指标混乱，处于仅凭借官方及媒体传达的相关数据作模糊性估量的状态。大致有3种说法：⑴约占就业人口的13-15%（张宛丽，2002a：254-256；陆学艺主编，2002：7）；⑵约占总人口的20-25%（肖文涛，2001）；⑶中产阶级消费群已有一亿人口，在未来五年内将达两亿人口（中国国家信息中心，2001）；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预测，在未来10年内，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龙永图，2001）。

对其来源及构成，张宛丽基于不同经济关系与新旧中间阶层两个维度，从结构成分上作了4类划分：⑴传统的“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个体户。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⑶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⑷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生的新型中间阶层，包括两大职业群体：一是现代企业家群体；二是应聘于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其工作、劳动方式、职业声望及报酬均高于原国有企业及传统职业员工。这两类职业群体，可视为典型的现代“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1984/1973）中新型的中间阶层的代表群体。（ 张宛丽，2002a）。

仇立平对上海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以“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在实证资料及相关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现阶段上海存在界限分明的5大社会阶层：上上阶层以领导干部为主，包括私人企业主、外商代理人在内的职业群体；中上阶层以办事人员或职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中间阶层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中下阶层以商业从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下下阶层以工人、农民、居民生活服务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基本上是“金字塔”型结构，其最上层是“权力+财富阶层”，而最下层是无权无财的“普通大众”。被调查者认同自己家庭属于上上层的占被调查者的0.5%，中上阶层的占5.6%，中间阶层的占52.7%，中下阶层的占35.8%，下下阶层的占5.4%。大部分调查对象都把自己的家庭看作是中间或中间偏下的阶层（仇立平，2001）。

李强认为，在中国，中间阶级的演变有三个特点：⑴改革以前的旧中产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干部、知识分子、国营企业职工构成的；而新中产阶级是由独立经营者构成的。⑵新、老中产阶级的更替是迅速发生的，因此，老中间阶级是一个由40-50岁上下的、同龄群体构成的；新中间阶级则是由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群体构成的。⑶传统中间阶级的衰落是整体性的——呈现为某一个巨大的“同质”社会群体，即人群比较集中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职工组成的群体的衰落。由此，我国传统中间阶层地位下降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会更为严峻（李强，2001）。

⒋中间阶层的行为特征是怎样的？

在结构特征上，张宛丽提出了“多重社会分割”观，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域及城市社区分割、不同所有制经济关系的分割、不同社会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的分割（张宛丽，2002a：261-264）。从群体特征上，李强提出了“代际更替”观，认为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出现了传统中间阶层解体，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地位的“代际更替”（李强，2001：99）。于行为方式上，周晓虹提出了“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观，即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民主政治的政治后卫倾向，和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追求品味、格调，接受“分期付款”、“贷款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的消费前卫倾向（周晓虹，2002）。

就其地位优势的获得机制而言，张宛丽认为，中间阶层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有关（张宛丽，2002a：255）。戴维·古德曼在山西做的相关研究则发现，现阶段中国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企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Goodman, David S. G.2000）。

研究者发现，构成现阶段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的教育回报率较其他职业群体要高，这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社会分层中的特定现象相似（陆学艺主编，2002：29-30）。有研究者以历史事件方法，探讨了在我国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教育文凭资格对人们流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关系，发现有很大影响；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在改革过程中，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再向正规高等教育逐步强化的过程（刘精明，2001）。

⒌新中间阶层的发展前景及其社会功能怎样？

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从理论上讲，中间阶层应具有缓解社会利益冲突、稳定社会、促进消费，以及现代社会行为规范的示范功能（郑杭生，2002；李强，2001；张宛丽，2002a；陆学艺主编，2002；周晓虹，2002）。从一些初步的、小规模的经验研究结果看，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在促进消费方面表现较突出，但其影响仅在某些大中城市（吕大乐，2001；周晓虹，2002；张宛丽，2002b；李培林，2003a；李强，2003a）；对一般社会成员的社会价值观开始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张宛丽，2002a；吕大乐，2001；周晓虹，2002）。然而，在“多重社会分割”下，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有可能重蹈“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覆辙（张宛丽，2002a：261-267）。其发展前景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主要有：⑴现阶段日益拉大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构挤压；⑵转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劳动力再就业压力的制约；⑶城乡二元分割及城市化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的影响；⑷来自意识形态及固有的“阶级分析/斗争”话语的潜在的社会禁忌与压力（张宛丽，2002a；周晓虹，2002）。

另据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测算，1999年，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中间社会阶层占15％。近几年，由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得比较快，私营企业主、专业科技人员，经理人员等增长得都比较多，到2002年，中间社会阶层的规模扩大到18％。今后20年，如果能按这个发展速度，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到2020年，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中间社会阶层的规模达到38－40％左右的水平（陆学艺主编，2002）。

⒍中间阶层的异质性与阶层认同

在对中间阶层的有关研究中，有一种认识认为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一个具有内部差异的异质性的阶级（即阶层）（C. 莱特·米尔斯,1987/1951）。而来自一项对台湾、香港、新加坡三个华人社会中产阶级的研究结果则认为，在这些东亚新兴工业社会里，中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内部区隔和差异性，但另一方面又具备相当程度的阶级可辨识性（萧新煌、尹宝珊，1999）。另据对中国“上海白领”的一项调查，也发现现阶段中国大陆多数受访者在言谈之间，对“白领”的称呼和身份，仍流露出一份保留、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由此他认为：“白领”阶层尚属新兴的阶级，它的性质和位置还未完全得到政治确认（吕大乐，2001）。另据笔者在参加“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相关调查结果亦如此，稍有不同的是，受访者对“中产阶级”的称谓比“白领”陌生些，并认为其比“白领”的含义要更大些（张宛丽，2002a；陆学艺主编，2002）。

一般而言，关注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与以下三个命题有关：一是中间阶层的地位焦虑和地位不一致命题。主要指涉的是下层中间阶层（亦称“低阶中间阶层”）的“政治保守性格”与其社会功能角色间的关系。二是中间阶层与新社会运动的命题。即认为他们所关心的政治，不是为了代表个别“阶级”的自身利益，而是较大、较宽广的社会问题——如新社会运动所述求的对象：生态环境、人权、和平、女性运动等，并由此“建构出‘新中间阶级’的‘新政治’”。三是中间阶层与民主化的命题。主要关注“‘新中间阶级’在民主理念上的带动和对民主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萧新煌、尹宝珊，1999）。就此而言，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及实践，是否会形成如此三个命题所表述的阶层认知及其社会功能？尚或形成其他的阶层认知及其独特的社会述求？这些均是值得关注、研究的重要问题（张宛丽，2002b）。

随着GDP的持续增长，社会分化也愈演愈烈。现阶段中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可谓不严峻。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是否如某些西方工业化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具有一种社会修复机制，倘或是某些独特的协调机制在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这一问题已未研究者们所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焦点。此外，原有的主要群体（如国企工人、农民）弱势化，非市民化的“底层社会”的出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结盟”，社会分层中日益凸显的消费、文化取向的特征，等等，也将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新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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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