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秩序的存在离不开规则的建构。尽管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中，但国际规则仍然是形塑世界秩序的独立变量。国际规则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广义地将国际规则视为与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内涵相同，即一种“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或国际角色在认识上趋于一致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国际规则主要包含国际规范、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等方面。和平则代表一种状态或目标，即特定时期内世界范围中的主要大国间没有冲突的秩序。国际规则与国际和平不是一组因果变量，但是和平的维护很大程度上与国际规则的发展密切相关。从战略角度上看，可以把这两个变量看做是手段与目的关系。然而厘清两者关系，并在战略运用中调控两者间关系，对每个大国特别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是一个需认真关注的重要命题。

一、关于规则与和平的争论

自民族国家体系产生以来，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平行结构系统，不存在最高权威。众多国际政治理论共有的逻辑起点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自助状态。在政治哲学上人们对“自然状态”的危害性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霍布斯生活在17世纪饱经内战之苦的英国，他强调不安全、武力与生存，并把自然状态归纳为战争状态。半世纪后的约翰．洛克生活在较稳定的英国，他认为尽管无政府状态中缺少一个公认的主权者，但人们仍可发展相互关系和订立契约，从而减轻无政府状态的危害。这两种观点成为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分析方法的源头【2】。传统现实主义与经典自由主义关于国际机制的大规模争论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传统现实主义把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因素看成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力量，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安全困境”，各自争取安全的斗争导致国际结构失衡，国际冲突不可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普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思维，使惨烈的战争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战后，以美国总统伍罗德．威尔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批判现实主义的僵化思维，认为利益是可以调和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可以规范、协调国家的行为，国际规则体系则可以促进世界秩序与和平。他们倡导建立合作与普遍的国际机制，并把集体安全制度付诸实践，直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合国制度为代表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的空前发展提供借鉴。到20世纪80、90年代国际机制研究形成三大流派，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出发点是：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资源分配极大的影响着国际制度的出现、国际制度的存在及其性质；国家对相对权力的考虑会对国际机制的效率产生制约。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尽管国际社会无政府但并非无序，存在一定组织形式和行为规范；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但为各自利益的合作会促成一种有效的国际机制；国际机制可降低成本和不确定性。建构主义在两者间提出新的看法：重视文化、规范等主观性因素在国际机制形成和变迁中的作用；再者，过程价值与结构等同，甚至结构依赖过程【3】。总之，这三大流派的分歧在于对制度作用大小的认识上，但都没有否定国际制度是重要的变量。新现实主义认为规则是权力的表现和附庸，对秩序与和平作用微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是独立变量，对和平秩序有重要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认为国际制度是独立变量。

尽管关于国际规则的争论仍会继续，但没有国际制度的存在，国际社会便不可能建构完整持久的秩序。规则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成为国际社会建构秩序和维护和平的重要载体。

二、全球化时代规则的延续与变迁

全球化是历史演进的产物，面临着延续与变迁的矛盾。正如基辛格所言，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4】。1991年12月当《马斯特里赫条约》致力于将西部欧洲联为一体时，欧洲东边的苏联却正走向解体，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显现出全球化力量给国际规则带来新的变化：即分化与整合双重张力下的规则变迁与延续，“人类进入了一个既以整合也以分化为特征的时代【5】”。

（一）全球化效应与国际机制的发展

全球化被定义为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网络，而不是指普世性（universality）【6】。它意味着相互依赖，这种依赖性增强不仅仅表现在市场与经济，同时体现在政治、文化、生态等维度上。国家和地区间利益相互渗透，频繁的跨国交流给监控与治理带来挑战。全球化效应已经给国际机制带来影响：首先，民族国家主权被冲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开始消解。当全球化的资本力量穿透甚至打碎国家边界并与国家内部的地方力量结合起来时，民族国家以前拥有的权力开始消解：例如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中央面临地方和地区更多自主权要求的压力越来越大。民族国家主权的硬壳正在被全球化消解，人们对于主权与人权孰高孰低的争论开始流行；全球化“分散化的力量”使个人身份认同出现危机，国家也日益根据文明来界定自己的利益【7】；全球化的“异质化的力量”也重构了民族，带来了民族分化，世界独立的国家和非国家组织越来越多，很多国家的主权面临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其次，全球化矛盾的另一面，即其“同质化的力量”重新整合了国际规则。在“网络化效应”（network effects）影响下世界卷为一体，国际机制与国际规范空前广泛地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人们开始认同国际机制的全球标准。相互依存一方面增强了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体的束缚和制约，即使大国也不得不慎重对待国际机制提出的“合法性”压力，大规模国际冲突与违背国际机制基本准则的做法会付出很大的成本。另一方面相互依存使网络关系更加密集，竞争和摩擦的风险增加；同时，一个地方的动乱与危机会通过全球网络、国际机制传播到整个体系。

全球化速度加快和错综复杂的网络使局势变得更加不确定，更加难以控制。很多信息的灵活流动使很多事件周期缩短，没有哪个国家能长久地以一种静态不变的模式维持优势，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成为战略的重要内容。

（二）传统国际规则的延续与局限

国际机制是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但同时受国际环境的严重制约。冷战后全球化推动着国际民主化的迅速发展，但大国实力对比仍主导着国际关系，影响着国际机制独立作用的发挥。并且，当代国际规则很大程度上代表和维护着西方国家的利益，这限制了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进一步发展的机会【8】。全球化时代传统规则延续与变迁共存的特点使国际机制往往滞后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原有的规则一方面滞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仍在局部领域维护国际秩序与和平。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推行了“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战略，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绕过联合国违背国际机制基本准则，凸显出丧失“合法性基础”的尴尬 。

三、国际制度框架下的中国大战略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综合运用国家总体战略资源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艺术，即一个国家运用自身的各种手段和资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保护并拓展本国整体安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经过20世纪末至今30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大战略更趋成熟。在全球化新背景下，面临国际规则的延续与变迁、国际力量的分化与整合，中国追求民族复兴则必然要提出适应时代环境变化与服务国家利益的大战略。

（一）、适应制度：从不结盟战略到构建和谐世界

邓小平对中国大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是对以前战略的发展和创造，更是紧密反映着时代发展趋势。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结盟战略，跳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局限。中国与世界大国建立正常关系，取消结盟与准结盟关系，实行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的全方位外交，这对于正主动融入世界的中国至关重要，使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外部环境成为可能。全球化时代利益网络交织，不结盟战略最大范围地化解、缓和了中国与他国原有的敌对与矛盾，给自身更多行动自由，这符合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趋势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经过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于2005年已升至第四位；外汇储备已经居世界第一位，并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改革开放正确处理了国际规则与世界和平的关系，正确调整了战略目标与手段的关系。然而，中国的崛起是在旧有规则体系下完成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改变没及时反映在制度的安排上。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歪曲，中国面临调整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压力越来越迫切。中国已无法隔离于世界之外，世界也已经不能没有中国，中国需要化解国际利益增长与制度滞后性的矛盾。在“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9】的背景下，“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已成为必然要求。为此，中国在加强全方位外交同时，更强调自身发展与全球利益相融而非利益互斥，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发展的机遇而非威胁。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首次用“和谐世界”的理念阐明中国崛起的终极目标。中国大战略在思考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的关系，思考全球化时代利益的获得与维持方式时，其本身是对国际机制变迁的适应，是将自身发展纳入国际机制合法体系的努力。

（二）、建构制度：以强大软实力与国际信誉支撑战略目标

构建中国完整的和平发展实力基础，平衡硬实力与软实力发展是当前重要任务。全球化时代国家实力的性质或来源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性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小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及一国主导国际议事日程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10】。全球化时代作为软实力核心因素的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创设力等越来越被重视。换句话说，当今已经不可能像19世纪20世纪那样以直接的武力手段追逐目标。历史上的拿破仑帝国只存在16年，希特勒德国也只有12年，他们的武力手段违背了大战略目标所处的时代环境。相反，美国的成功崛起建立在其强大的软实力之上，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自由贸易思想、民主政治模式在全球广泛传播并被接受，并在二战后积极主导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的建立，以隐形柔和的方式把全球战略资源纳入自己的世界霸权战略轨道，为己服务。中国如要真正崛起，需要更高明的战略手段，需要更强大的软实力基础。中国崛起在本质上体现出一个国家和民族创新与适应历史变迁的能力。民族复兴重要的内涵之一在于文化复兴，隋唐时代灿烂繁荣的文化和领先世界的国内制度吸引世界重要资源汇集，支撑着其大战略的实现。

积累和提升软实力：首先，要积极彰显自身传统文化优势，凸显文化魅力。对于传统文化精髓要古为今用；近几年来，国家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扶持孔子学院等汉文化机构，大力促进海外中国节、中国年的举办，使中国软实力的建构进入主动积极的实施阶段。其次，要加快国内体制创新，提升中国议程创设（agenda-setting）能力。每个时代的建设性大国都能以制度创新保持相对竞争优势，美国的崛起历程很大程度上是创设国内体制和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和特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继续创新，并积极总结和扩展经验与模式，使“北京共识”、“和谐社会”真正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要主动参与国际机制创设，扮演重要角色，以创新思维利用和塑造国际机制。第三，强化国家信息掌控能力，构建自身国际话语系统。信息化革命让信息前所未有地处于战略资源的核心地位，一国实力不仅体现在信息的掌握数量和质量方面，也体现在转化信息的能力上。客观地讲，中国掌控和整合信息的能力还很欠缺，亟待形成自己的国际话语系统。最近几年，国际上对中国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人权状况、国民信誉的指责与歪曲，无形损伤了中国的软实力。但中国的电台、大学、报刊、名人等文化载体在国际上影响还很有限，舆论导向的能力较弱。为此，尽快建立国际标准的信息机制，同时应加快建立自己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第四，积极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高度网络化的国际社会需要风险共担，全球化时代中国已不可能完全“韬光养晦”。在国际危机事件中，中国需要反应迅速，并主动承担一定责任，积极推进国际问题的解决。在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中国积极斡旋做平衡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SARS危机、海啸灾难等突发事件里，中国铁肩担道义，有效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但是，国际上“反华情绪”依然存在有时还会激化，营造友好的国际氛围，缓解国际对华情绪也是外交的重点任务。软实力是一种相对流动的资源，不同的规则环境需要不同的软实力。因而，注重保持对国内外环境的敏锐性及时调整策略，建立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崛起的必要条件。

（三）、利用制度：建立灵活的多边外交体系

大战略需要灵活的手段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具体讲，当前中国外交主要目标有：一，维护和营造有利于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化解矛盾与危机，避免周边热点问题失控；二，维护和扩展国家战略利益范围和空间，为崛起争取更多国际战略资源；三，扩大国际影响力，夯实大国地位【11】。中国灵活务实的外交应致力于为大战略的实现创造一切必须条件和良好环境。首先，以维护国内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中国崛起的根本基础来自于自身实力，来自于国内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当国际环境不利于国内建设时，外交应该秉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争取条件。务实灵活的能交源外、合同外交是重要形式。其次，注重地区守成，努力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大国的成长离不开区域支撑，离不开周边合作。中国周边关系复杂，国家数量众多，新旧问题交织。厘清各种矛盾，以大手笔构建东亚一体化框架，建立中国崛起的战略区域支撑点，关乎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亚洲的未来命运。在多边层次上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10+3模式，大湄公河经济圈都是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应对，同时对中日、中印、中韩、中越间历史和现实问题尽量本着互利互让的精神妥善解决。对于亚洲的地区大国而言，除了合作共赢别无他途，相互内耗将重复着欧洲的悲剧，最终错过亚洲时代的到来。第三，倡导多边外交，处理好大国关系。在对外关系上强化多边关系，开展积极外交，熟悉和利用规则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中国和平外交的重要内涵。随着国家间利益交融和全球事务扩展，中国应积极扩大多边外交，推进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改革，经济贸易领域汇率调整、建立自由贸易协定（FTA）、国际金融贸易体制调整，安全领域反恐、反扩散、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及多边安全机制建立，国际安全、国际能源问题、国际环境问题等领域，尽量与大国扩大利益交汇点，积极开展与各国良性互动的多边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和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利用多边机制，争取多边支持，推动多极化发展。联合国、APEC、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可以成为中国表达利益争取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重要平台。第四，密切与发展中国家联系，扩大第三世界多边合作。冷战后，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有很大变化，但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构建世界新秩序上有共同诉求，中国崛起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也更会代表和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总之，面对分化与整合并存的时代，积极建构国际机制是推动中国崛起的重要渠道。新时代崛起需具备前所未有的大智慧与大气概。正如俾斯麦所言：所有国家都在时间长河中航行，他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能以不同的技巧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12】。认识、把握、利用、创设国际制度已经成为构筑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必要内容。

参考文献：

【1】KRANSNER S .International Regimes [M] .New York：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

【2】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M]，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3】【8】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219—230

【4】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p747

【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陈景彪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6】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M]，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p229

【7】张广生.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的可能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p105

【9】俞可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p26

【10】Joseph Nye,"Soft Power"in Foreign Policy,Fall 1990.

【11】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291

【1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Ｍ],陈景彪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p654

作者简介：

曹德军（1986—），男，湖北荆门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