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第一章导言1
第一节引语1
第二节研究目的2
第三节研究对象6
第四节研究方法10
第五节理论假设13
第六节研究过程18
第二章人口、家庭及其劳动力流动26
第一节人口及其性别26
第二节自然户型和家庭规模32
第三节劳动力分布及其就业流动35
第四节外出劳动力流向44
第五节劳动力流动户型48
第六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学历构成51
第七节留村与外出劳动力学历构成55
第八节劳动力外出成本和近八年离返人数变化60
第九节外出务工人数增减态势预测63
第十节家庭成员离家外出原因及其天数67
第十一节家庭定居状态69第三章生产资料基础、产业收入及产业户型75
第一节村级层面的耕地面积及其流转75
第二节农户对耕地的承包和使用79
第三节村级层面的山林面积及其流转83
第四节农户对山林的承包和使用87
第五节村级层面的养殖水面及其流转91
第六节农户对养殖水面的承包和使用92
第七节样本户的其他生产资料及经营条件94
第八节村级产业收入水平97
第九节产业户型102
第四章经济成分、经济科技组织及产业政策措施环境104
第一节经济成分104
第二节经济、科技组织106
第三节农户自发联营方式108
第四节农户种植信息来源117
第五节政府部门的扶持措施及其产业促进效应118
第六节农户层面的产业扶持项目分布120
第七节政府“办实事”122
第八节农民税费负担128
第五章村民收入、生活消费水平及贫困户状况132
第一节劳动力职业收入132
第二节家庭年收入和户人均收入136
第三节家庭的当年实际可能消费能力138
第四节家庭生活消费水平144
第五节生活消费歉支户147
第六节歉支户消费结构152
第七节贫困户及其获补水平161
第八节村民生活水平（A住房条件）164
第九节村民生活水平（B生活燃料）174
第十节村民生活水平（C现代生活消费和常见物件购买意愿）175
第十一节农户抗风险能力179
第六章村级社区物质、人文环境181
第一节用电条件181
第二节饮用水条件182
第三节交通条件184
第四节基本医疗条件187
第五节子女义务教育条件193
第六节社区其他公共场所、设施196
第七节邻里关系199
第八节亲友关系204
第九节居住环境及其规划评价207
第十节定居意愿211
第七章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和社区管理215
第一节村集体资产及其收益状况215
第二节村委会财务状况217
第三节村民参加社区管理的途径及其话语权219
第四节村民参选动机221
第五节村民选举概况225
第六节选民弃选率及其弃选原因227
第七节村民选举方式230
第八节村民选什么人232
第九节参选村民236
第十节村民纠纷处理方式242
第八章村民居家生活247
第一节居家生计劳作项目247
第二节家务项目249
第三节体育锻炼项目251
第四节书报电视项目253
第五节娱乐项目255
第六节农忙期间居家作息节奏257
第七节农闲期间居家作息节奏265
第八节休息和劳作之外的时间分配274
第九章结论277
第一节“风筝假设”之大体证立（证实）277
第二节“后冰期社区假设”之有限证立（证实）285
第三节劳动力转移背景下我国农村的普遍性问题及其
解决途径296
参考文献305
后记313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自周秦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大变革。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流动加快；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大锅饭体制被打破，差距日益显现；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多元化纷呈，核心价值观还未形成。这种空前的社会变迁，为中国的全面进步、重新崛起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但也必然带来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问题。总体说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在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方面虽然也有了很多成绩，但相对于经济发展，是滞后了。所以出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状况，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十六大”以来，中央就提出了社会要更加和谐，城市农村、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的任务，特别是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就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努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发挥社会学和社会学工作者的作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学工作者应当更加深入地对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进行调查研究。胡锦涛同志说：“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
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解决“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在这个历史任务面前，需要社会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充分发挥作用，这是社会学大发展的大好时机，也是社会学工作者做出贡献的大好时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也要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过程中繁荣发展起来。社会学以其特有的专业理论和研究方法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多方面的，社会学工作者为现代化服务的研究领域也是多方面的。当前，党和政府提出了要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战略任务，社会学工作者可以深入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也可以开展对于各地城市、农村现状基本国情的调查研究，以使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任务在各地能针对现实有的放矢，落到实处，取得成就。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提出以来，各地的社会学工作者积极响应，或潜心研究，著书立说，阐发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或走向社会，调查研究，探索社会建设实践中的新经验、新问题、新情况，提出进一步推进的政策建议。
江西社科院杨达同志的这部新著《赣南90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村级社区考察》，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自己家乡江西南部90个村委会进行全方位研究，内容涉及人口家庭及劳动力流动、耕地山林水面及生产资料、产业经济及收入构成、经济科技组织及政策扶持效力、村级财务及集体资产运作、村委会选举及村级社区管理、社区公共设施及村民生活消费、贫困农户及民政救济、居家生活内容及作息时间分配等多个方面，时间逾两年半，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者用社会学的方法作了比较系统的描述，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向读者表明作为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输出地的赣南农村社区，目前的境况是怎样的？以后将会怎样演变？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杨达同志是作过多年农村社会调查的学者，十分关注农村发展和“三农”问题的妥善解决。他这部新著的出版，实际是以他的辛勤劳动和主张，加入了中国社会已经开展多年并且还在继续的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大调查、大讨论的行列，这部新著，不仅资料丰富翔实，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见解。
“农民工”这种用工形式，是在1980年代中国工业化大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应对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还没有改革，不得已而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一方面农村改革后，有大量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要找出路，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第二、第三产业需要劳动力，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口、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又不容许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改变户口等身份。于是就先有“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农民工在本地的乡镇企业里劳动，职业改变了，但居住地不变，身份也不变。随着改革和发展继续深化，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劳动力，于是就有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他们不仅职业改变了，而且居住地也改变了，但是农业户口的身份还不变。1990年代中期以前，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是主体，1990年代中期以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成为主体。据2006年农业部统计，进城镇的农民工有132亿人，农民工现在已成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一线工人的主体，在建筑、矿产、服装等行业，农民工已占职工总数的70%以上。
当代中国的农民工，不仅已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而且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勤劳、俭朴、勇敢、智慧，集中体现在这一代农民工身上。我考察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产业，相比之下，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人，能比得上我们的农民工的。中国的农民工，充满活力、虎虎有生气，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他们跳出了农门，在社会阶层地位的阶梯上，上了一个台阶。中国的农民工，勤劳肯干、积极有为，日日夜夜，平均工时在11个小时以上，几乎没有节假日。他们劳动报酬不高，在城镇可说是最低的，并且没有多少单位福利、社会保障，他们默默地忍受了，因为他们的底线，与留在农村的父老兄弟相比，还是好了许多。中国农民工，刻苦好学、积极上进，他们原来都是没有专业特长的农民，但一进工厂，在实践中学，很快就能上岗顶班，有的不久就成为能工巧匠、行家里手，有的在技能竞赛中夺冠，有的还得到了创新、专利奖。当今世界，布满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商店超市的“中国制造”，90%都出自中国农民工的双手，中国现在被誉为“世界工厂”，而这个工厂的工人，是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二十多年，全国就像一个大工地，日新月异，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而这个大工地的主体劳动者，是农民工。高楼大厦、楼堂馆所、铁路煤矿、车站码头，有哪一个不是农民工建的，就连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奥运场馆、世博会所这些世纪性的宏大工程无不凝结着中国农民工的劳动和智慧。还有，现在中国发展得最快，经济实力最大，建设得最好，竞争力最强，名列前茅的明星城市，诸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特大城市，有哪一个不是主要靠农民工建起来的。我作过调查和计算、对比，结论是哪个城市接纳农民工多，使用安排得好，哪个城市就发展得好、发展得快。有个北京毕业的博士，在深圳工作多年，写了一本书，论述了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特大城市的过程，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深圳主要是靠千万农民工的劳动创造的。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突飞猛进的伟大业绩，也主要是靠亿万农民工的劳动创造的。现在国际国内都在探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奥秘，我想如果把中国农民工的这套体制和机制研究清楚了，至少可以揭示出这个奥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就有弊。农民工体制也不例外。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文件接着指出了六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对照分析，其中四个方面都是直接间接与农民工问题有关的。农民工干了最多、最重、最累、最险的活，但工资最低，还经常被克扣、拖欠，此谓不公；农民工积极参加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事业的共建，但福利最少，社会保障很差，接受的公共服务最少，没有得到应有的共享，此谓不平；农民工干了工业、服务业的活，尽了工人阶级的义务，但长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没有工人阶级的名分，此谓不正；农民工进了城市，埋头苦干，为城市创造价值，为居民打扫环境，拉煤送奶，竭诚服务，几年了，十几年了，但城市就是不接纳，不承认农民工是城市居民。有人说，这里的城市，只要农民工的劳动，不要农民工这个人，叫做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农民工的家长说，当年城里的青年下乡，俺们是当自家的孩子一样待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孩子进城了，城里人都这样对待我们？此谓不义。古人云：不平则鸣。这样的农民工体制，就是产生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调查统计表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大中城市，多数社会秩序治安不好，犯罪率高，居民的安全指数低，看一看不少城市居民家庭安装的防盗门窗的密度就清楚了。调查资料也表明，这些发达城市公安系统每年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多数是外地人，而这些“外地人”中除了流窜作案的惯犯外，多数是“农民工”，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被欺诈、偷盗、抢劫等的受害人，主要也是农民工。这样的农民工体制，不值得反思吗？
上述农民工问题只是整个农民工问题的一角，但可以充分说明解决农民工问题已经十分紧迫、十分重要。这是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自“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非常关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指导文件，各地、各部门正在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正在好转。但是，农民工这套做法运行已有二十多年，已经形成了一套体制，改起来已经很难。而这是关乎我们国家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建设一个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是维持目前这种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都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所以农民工问题必须要从根本上加以治理。要集思广益，制定出一整套政策措施，既能保持农民工这个硕大的劳动者群体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力，继续推进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又能使农民工问题逐步得到治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解决好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任务。
杨达的这本新著，用他亲自调查的大量客观事实和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工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在《前言》中说，他认为目前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两个：一是接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后城镇怎样发展？二是输出大量劳动力后乡村自身怎样发展？本书则主要是研究论述第二个问题的。而从他提出的假设和最后作出的论证，则是通篇论述了农民工进城以后的命运和农民工走了以后农村的窘境。杨达通过他长期调研和思索，提出了两个很形象的假设。一是风筝假设。当今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当农民工，就如同从农村放出去的一只只风筝，现行农村的土地制度、户口制度就像引线，始终紧紧地拽紧着他们，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而现行的城市的户口、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又不容许农民工在城市着落，他们至今还在空中漂泊。二是后冰期社区假设。当今中国的农村，就像冰川解冻时的后冰期。改革开放前，农村社区就像一个冰川，劳动力是不许流动的，1980年代中期后，有如冰川溶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历经二十年，仍有50%以上的劳力留在农村，绝大多数非劳力人口仍在农村生活。在目前城乡体制下，每年继续有农村劳动力外流，又有已经外出的劳力因各种原因回流，这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称为后冰期，以此为标志，农村则具有“后冰期社区”的特征。把农村全部人口分为已流、待流、回流、不流等四种，现在的农村——后冰期社区则是已流外出劳动力的避风港，新生劳动力（待流）的培养基地，不流、回流成员的“桃花源”。
杨达提出这两个形象假设，他用大量调查所得的第一手事实和数据在本书中作了论证，并在本书第九章“结论”中作了表述。
1关于“风筝假设”的论证
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二十年间，赣南90村43330个农户的劳动力外出率为4316%，劳动力外出户比重为5785%~6485%。结果怎样呢？直到2005年调查时为止，前后二十年，全家留村的农户仍占2897%~3526%，全家离村的农户只占618%~688%，也就是说在5785%~6485%的劳动力外出户中，能够把全家带离农村的约占10%。90%外出劳动力还处于漂泊闯荡状态，他们的家人还留在农村，农民工只是漂泊在异地城市空中的一只只风筝。10%能够把全家带出的劳力，即使在城市落下了，但也只是现在被称为城市的常住人口、新市民，也没有正式的城市户口。所以，这个“风筝假设”大体是成立的。
2关于“后冰期社区假设”的论证
这是本书的重点。作者用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农民工外出以后农村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状况，对假设作了论证。
第一，外出打工二十年，本地经济依然落后，赣州市与广东、福建交界，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有人到广东珠江三角洲打工，以后越来越多。到2005年调查时，90个村的605个样本户中，共有劳力1937人，常年离村外出劳力682人，短期打工兼居村内外的154人，各项合计836人，占全部劳力的4327%，如单以外出男劳力与全部男劳力比，则为4934%。以此推算，赣州市830万人中，约有200多万劳力外出当农民工（少部分经营小工商业）前后已有二十年，每年有务工经商收入汇入本地，不无小补。但直到2003年，赣州市“经济发展仍相对滞后，长期维持农业经济结构，农业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0%以上，2003年城乡人均生产总值4293元，这低于省会南昌市（人均万元）的水平”，只有当年全国人均GDP 10542元的4072%，经济仍处于欠发达的中下水平。这就是说，40%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当农民工，输入地是富了、繁荣了，但输出地在经济上并没有富起来，依然是相对滞后，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窘境。
第二，经济社会结构仍是农业社会的格局，仍有相当多的劳动力剩余。抽样调查的90个村的事实和数据表明，2005年，留在村里的劳力占全部劳力的5673%。这些劳力中的绝大多数（占7975%）仍然是务农为主，从事个体工商业的只有66%，就近打工的占46%，从事专业技术的占34%，当党务、社区管理干部的占13%，其他各业均不超过1%，还是农业社会的职业结构。农业生产仍然主要靠人力、靠手工操作，仍然维持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形式，即使如此，农村劳动力还有剩余。90个村中，58个村种好、养好全部水田、水面和山林外，劳动力还是全面剩余；25个村，农田、水面之外，山村所需劳力已感不足；只有7个村，外出劳动力较多，农田、水面、山村所需劳力已全面不足。杨达推算，目前赣南，在现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仍有126%的剩余劳力，需要转移。
第三，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受全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政策、体制的制约，转移的过程起伏不定，呈周期性的高潮和低谷。这种转移是有条件的。正如冰川的溶解，要靠气候变化一样。目前的农村，就像后冰川时期，冰川已经溶动，但大量坚冰仍然存在，呈现出后冰川时期的特征。调查资料表明，赣南90村的605个问卷中，2005年，“不流”、“待流”和“回流”的人口占有劳力农户总人口的71%，其中回流劳力占留村人口的327%。“不流”、“待流”人口占6773%。也就是说，农村劳力向外转移二十年，目前仍有半数以上的劳力和绝大多数非劳力人口仍长期滞留农村。这个继续留在农村的60%劳力和更多的人口，就像冰川溶动后留下的坚冰部分，所以说，赣南90村现在处于农业劳动的“后冰川”时代，是基本成立的。
后冰期农村社区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是外出劳动力的避风港。赣南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稳定未变，土地继续由农户承包经营，2005年又把山林划分给农户长期承包经营。本次调查表明，现耕面积占农户承包经营面积的9643%，自耕率占9112%。表明大量劳力外出后，农村的农业生产是正常的，基本维持了最初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的格局。所以农民工在外遇到意外和困难，在城里干不下去了，仍可回家乡顺利续耕，重操旧业。故曰，农村是农民工的避风港。
（2）新生农村劳动力的培养基地。调查资料表明，因为外出劳力能够把全家带离农村，至今只占总户数的618%，大部分外出劳力的未成年子女都留在家乡，加上不流农户的子女，所以农村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未成年的青少年，都还在接受农村义务教育。现阶段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不完备，师资条件也比较弱（当地民办老师占434%，代课老师占1231%），总体教学质量较差。杨达说，“这些农村孩子实际上早已输在小学阶段的起跑线上”。如果农村的这些环境不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很多就是进城继续当农民工。因此，说现在的农村是新生农村劳动力的培养基地，是有根据的。
（3）不流、回流人员的桃花源。不流人员有两种：一种是全家因有利或不利条件，没有外流的成员；一种是家庭中有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在家里的是“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留守儿童”，他们既靠在家种田务农收入，也靠外出劳力寄钱回来。回流人员也有两种，一种是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劳力，在外遇到困难，或病残，或厌倦，或经商失败回家乡了；还有一种是在外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和经营能力，或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回到家乡创业，成为个体工商户，成为老板，也有的回乡当上了社区的干部。这四种人员，前三种的情况都不算好，都不能说成功，只有后一种，可说是“外出成才”奋斗成功的，但人数很少，只占外出人员的724%，占全部劳动人口的346%。作者自己说，关于“后冰期社区”假设，只获得了有限的证实。
总体来说，杨达这本新著的重要价值在于，他用调查的事实，向读者阐明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个重要结论是，现行农民工的这套做法和体制，虽然对输入地、城市是非常有利的，是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事业作贡献的一种特殊形式，创造了许许多多称得上奇迹的大成就。但是，这套农民工的做法和体制，是在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产生和逐步形成的，本身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维护。二十多年时间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实现城乡一体，反而使农业户口人员的绝对量增加了。1985年是84亿农业户口，2005年为94亿农业户口。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18扩大到2005年的1∶323。而进了城的12亿农民工本身，也没有在城市落下，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反而成为漂浮在城市上空的一只只“风筝”。二十多年的实践，不仅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而且把这种二元结构的格局引进城市里了，由此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现在已到了反思这套“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设想和做法的时候了。
第二个重要结论是，现行农民工的这套做法和体制，对于输出地的农村来说，虽然在开头几年，起到了缓解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得到了农民工寄回的工资余额，补贴了农户家用，活跃了农村市场，一些农业大省、农业大县领导曾经高兴过一阵，农民工汇回的钱，比财政收入还多，争着当劳动力输出大省、大县。但是二十多年的实践结果怎样？现在应该做一个总结和反思了。
其一，农民工这套劳动力转移形式，并不能解决输出地县、市由穷变富、由落后超先进，实现本地区的现代化的问题，反而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相对而言，输出地变得更加落后了。前述：赣州外出劳力200多万，占全部劳力的40%，输了20年，本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在经济上，纵向比，有进步，横向比，特别与输出地比，则反而落后了。（江西是劳动力输出大省，1991年人均GDP1212元，2005年为9440元，浙江是输入大省，1991年人均GDP2310元，2005年为27703元。原来的差距是1∶191，2005年差距扩大为1∶293。）因为这种转移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公平的、不等价的主要有利于城区的交换形式。输出地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另辟蹊径。
其二，农民工这套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也不能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工业化的普遍经验：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工业化本身就是大多数农民转变为工人、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农民在城里找到工作、职业、居住地，身份的转换就同时实现了。我们不同。前面讲过：先是在乡镇企业工作，离土不离乡，职业改变了，居住地、身份不变；再是到城市企业工作，离土又离乡，职业、居住地改变了，但身份（户籍）不变。第一步到第二步只用了几年时间，现在这第二步已经走了十几年了，身份还是农民工。有人设想要用30~50年时间解决。但农民工个人，是有生命周期的，18岁出来打工，干20年可以，少数人干30年还勉强，再长年老体衰就不行了。而且这种农民工的就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农民工与其家属子女长期异地分离的不正常社会生活，已经引出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到了已经提出要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今天，还能坚持不改吗？
其三，农民工这套做法和体制，使大量农村最优秀、最有活力的青壮劳力都去建设城市了，留下的是老弱妇孺，新农村谁来建设？农业现代化谁来实现？“三农”问题怎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怎么破解？杨达用了很大的篇幅作了论证，他认为现行的这些做法，农民工外出以后，加上农村教育体制的落后，“农村缺乏新一代高素质的农民和较高生产效率的农业、农村社区及留下居民生活方式仍较落后”，这种状况就“难以支撑农业的现代化”。抛下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未成年人’问题，只能依靠各地县乡政府采取适当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措施予以对付”。所以，杨达把现在的农村，比作“后冰期社区”，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把农民工问题解决好，也即外部环境气候条件不改好，这种后冰期社区的农村现状，是很不容易改变的。
其四，农民工这套做法和体制，还属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早中期，设想一下，这种状况再过10年、15年、20年后会怎么样呢？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全国1亿多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286岁（其中31岁以上的占39%），假设他们一直在城里继续打工，到2020年，这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是446岁（其中39%的农民工超过47岁），农民工大多是吃“青春饭”的，他们中有“20岁出山，40岁归山”的说法，到2020年，如果现在的这套做法还不改变，这一代农民工中有40%~50%就该下岗了，他们的工资本来就低，大多用来赡养农村的家人了，多数人没有积蓄，社会保障又不完善，这5000万~6000万人回到农村（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里），谁来赡养他们？那时的农村社会能安定和谐吗？2020年，正是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大目标的时间，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这之前解决好的。
未雨绸缪，我们现在就该研讨设计如何从根本上治理农民工问题的策略和措施了，并且应该及早予以实施。杨达在本书最后，也作了建议：“从大系统的高度上适度调整，积极采取城乡联动的应对措施，则是一种更具理性并能掌控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必要选择。”这个建议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关键是要有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对策，哪怕有一条也好。
现在，研究宏观问题的人很多，上条陈、提建议的也不少，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但真正有研究、有见地、能切实解决难题的并不多。当然，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把问题提出来，作出了相应的解释，也是好的，也值得提倡。现在，国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关乎国家全局的大事，也是个新领域、新任务，需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的。我们社会学工作者更应在这个过程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作出新解释，提出新建议，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多做贡献。杨达的这本新著，就是通过长期的调查和潜心研究，对农民工问题、对农民工外出后的农村问题，这两个直接关系城乡和谐社会建设的大问题，作出的新的论述和新的解释，颇有新意，发人深省，值得一读。
前几天见到杨达。我对他说：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和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做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调查。题目选得好，很有意义，取得的资料和数据很丰富、很翔实，统计和分析也做得好，言之成理，有根有据，但是，你书的第九章，结论部分，写得太简要了，理应得出的应有的政策建议，只有几句话，可惜了。他表示认同，并一再表示，如何破解农民工这个难题，他还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还要继续写。好，我们就等着杨达的新论著吧！
陆学艺
2007年12月29日
全文下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