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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洪大用／1
社会学应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马　戎／1
环境社会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洪大用／16
环境社会学理论的经典基础与当代视野……………………………………………王　芳／34
社会系统理论的环境问题分析及其对中国环境研究的启示………………………秦明瑞／48
现代性与环境衰退……………………………………………………………………王小章／70
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理解环境问题的人类学视角……………胡鸿保　黄　娟／94
节约合作的实现机制与节水型社会的建构…………………………………………陆益龙／104
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陈阿江／130
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生态和生计
　　——以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麻国庆／150
滩涂开发与东部沿海城市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王书明／173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现状与改进方向的探讨………………………………………李宇军／188
乡村污染企业与周边居民的策略博弈………………………………………………顾金土／208
新农村建设中环境公平问题的思考…………………………………………………黄　鹂／225
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洪大用　肖晨阳／235
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冯仕政／270
中国环境价值观案例研究…………………………………………………宋国君　洪　荣／297
从环境问题的解决看公民社会的应有结构
　　——基于百村调查资料分析的一种推论………………………………………陶传进／326
环保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政策主体之间的博弈分析：关系及格局
　　——以淮河污染防治为例………………………………………………………林　梅／342

社会运行论与环境社会学(代序)
　　　　　　　　　　　　　　　　　　　　　郑杭生
　　什么是社会学?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我们在二十多年前提出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尤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所谓社会学，就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样一种观点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在这种关于社会学的定义中，所谓“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所谓“具体科学”，表明社会学不是哲学；所谓“综合性的”，表明社会学不是那种以社会的某一个子系统为自己对象的单科性学科。所谓“条件”，指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需的主要的内外部条件；所谓“机制”，指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带规律性的模式。为了简便，我们把这个定义代表的观点浓缩，称之为“社会运行论”。
　　在社会运行论的视野中，研究“环境一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极端倾向，都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一种倾向是忽略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把社会学看作只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忽视了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现象的影响；另一种倾向则是过分强调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的影响，比如说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不利于正确理解环境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甚至也不利于理解社会运行与发展的规律。
　　从社会运行论的立场看，一方面，特定的环境状况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就谈不上社会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更别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了。正如环境社会学家Riley Dunlap(1994)曾经指出的，环境对于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功能，例如为社会生产与生活提供资源的功能，处理人类活动之废弃物的功能，为人类提供居住和活动空间的功能，实际上还应该包括满足人类审美等精神需求的功能。如果环境状况恶化，不能发挥这些功能，势必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以及人类的行为模式等，都对环境系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加剧环境衰退，也可能促进环境治理，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的适当调整。
　　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环境衰退的趋势是非常严峻的，这种衰退确实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例如：在资源状况方面，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1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淡水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和4．5％；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近年来，随着经济加速增长，国内资源不能满足需要，石油、矿产等重要资源进口越来越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2004年我国进口石油占国内消费总量的40％以上，铁矿石进口量超过国内需求的50％。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需求量仍将超过30亿吨标准煤，石油缺口将达到2．5亿吨，天然气缺口800亿立方米，石油的56％、天然气的40％都需要靠进口，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我国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煤炭的开发、运输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环境污染方面，我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据统计，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10倍，二氧化硫的排放超过环境容量的66％左右，导致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我国水污染物的排放比水自净能力的量多出82％，许多城市的河流都成了臭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有水皆污”的局面。还有，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有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快速减少。
　　我国环境质量的衰退和环境系统的功能失调，不仅日益威胁到社会良性运行的物质基础，而且引发了社会系统内部的摩擦和冲突。有关资料表明，近十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群众来信或上访的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也会对社会和谐构成现实的威胁。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使得我国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展望未来20年，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还将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需求也将继续提升，我国生态环境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如何坚持保护环境、促进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已经是持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所不能回避和轻视的重大现实问题。
　　反观“环境一社会”关系的社会层面，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协调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种种努力还非常不足，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环境状况的恶化还缺乏必要的、有效的应对措施。事实上，缓解环境问题、遏制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的主动权在人类自身。我们必须促进一系列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变革，充分发挥人和社会的自主性，以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环境一社会”关系的协调。
　　我们注意到，“环境一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运行论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是环境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正在日渐成熟。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环境一社会”的关系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可以说，各种环境社会学研究都是以环境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为预设前提的。在此预设下，有些学者更多地关注环境因素对社会系统的影响，有的学者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系统的特征对环境状况恶化的影响，有的学者则对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同演进关系非常关注。由此看来，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社会运行论与环境社会学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从社会运行论的角度看，为了协调当代中国的“环境一社会”的关系，着眼于以下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机制。我国环境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境成本过于外部化：对于环境资源的使用没有支付必要的价格，过于廉价地使用资源，而不注意生态补偿和恢复；在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不重视污染的治理，随意排放污染物。这就使得一些人在获得环境好处的同时把环境保护的成本推给了社会、推给了未来，从而加剧了环境衰退。
　　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制度，努力推动有关主体，尤其是各类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纳入企业生产的成本中。要坚决防止出现所谓“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这里，一方面要利用适当的价格机制来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和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加大相关主体的违法成本，通过完善制度和加强执法，抑制各种将环境成本外部化的违法行为。
　　第二，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责，加大环境保护投入的力度，完善环境保护的投入机制。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环境污染治理的钱迟早要花，早治理早主动，晚治理就被动；要把环境保护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各级财政都要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支持，保证环保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我想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环境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物品，单靠市场机制是难以保障这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的。我们必须强调政府在提供这种公共物品方面的作用。没有政府的有力投入、组织与监管，是难以迅速改善环境的。当然，在扩大环保投入方面也应该注意必要的机制创新，努力吸引、促进各个相关方面，包括企业、社团与公众，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形成多元化的环保投入格局。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环境宣传和教育机制，进一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环境意识，促进公众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自觉参与环境保护工作。
　　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公众的环境意识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不适当的价值观念导致不适当的社会行为，从而造成环境破坏，这是环境衰退的重要原因和机制。而加强环境宣传和教育则是促进公众价值观念转变的重要途径。
　　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环境宣传和教育，正是这种不断的宣传教育，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以及对于环境保护之重要性的认识，扩大了环境保护部门和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基础，促进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参与。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环境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创新环境宣传和教育的形式，丰富环境宣传和教育的内容，更加重视环境宣传和教育的实际效果，以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深信，通过专业环境社会学者的深入研究还能就协调“环境一社会”的关系提出更多、更新、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见解，并且由此丰富我们对“环境一社会”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机制的认识。在此意义上，环境社会学研究也必将对社会运行论做出重要贡献。
　　因此我本人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一直持大力支持的态度。早在十多年前，我就鼓励我的博士生洪大用同志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那时在中国内地，“环境社会学”这个名称都还比较陌生，相关的研究积累非常少，不过我坚信这门学科是一个大有希望的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这将促使更多的人关注环境保护。很明显，环境保护工作离不开社会科学的介入，尤其是像社会学这样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介入。现在看来，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环境社会学的学术社区正在形成，我们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2006年11月11～12日，我们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三十多家教学、科研、出版单位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三十多篇论文。经过会议组织者的充分准备，在大家的共同支持下，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它不仅第一次搭起了国内环境社会学者之间开展交流的平台，而且汇集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会者就一些专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我想这些对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也是在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收入本书的就是上述研讨会的部分论文。它们从理论到方法，从国外到国内，从问题到政策，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在环境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现状，标志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构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通过学者们彼此更加密切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更加努力的工作，我相信中国环境社会学将会很快发展为一门成熟的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并为促进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　　言
　　　　　　　　　　　　　　　　　　　　 洪大用
　　将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同时中国的环境状况也持续恶化，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改善构成了重大威胁，并对全球环境变迁形成了重要影响。中国环境状况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2005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将“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作为发展社会事业、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些都标志着中央已将环境保护和社会建设密切联系起来，认识到要加强环保工作，就要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尤其要以综合性、整体性、全局性的眼光来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中促进社会和谐。毫无疑问，这是中央在总结国内外的环保经验与教训、在汲取环境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战略思想。我们认为，这里所谓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包括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门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在坚持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基本观念的基础上，围绕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开展了非常广泛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日渐发展为一门成熟的分支学科。可以说，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体现出来的以下一些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或者说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这些思想是：第一，环境社会学强调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第二，环境社会学强调社会原因的综合性；第三，环境社会学致力于推动缓解环境问题的社会变革与建设。
　　跟国外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相比，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要晚一些。我们注意到，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就有人介绍国外的环境社会学，但是环境社会学文献的大量出现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事情。根据本人在“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结果，从1979年到2006年，按篇名检索出来的环境社会学文献中，80％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表的。据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大致上区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事实上，作出这样的区分还有以下更为重要的理由，即前一阶段的环境社会学基本上是一种无学科意识的自发介绍和研究，而后一阶段的环境社会学则可以说是有学科意识的自觉研究和建构。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狄菊馨、沈健(1982)编译的美国环境社会学家邓拉普(R．E．Dunlap)和卡顿(W．R．Catton，Jr．)发表在《社会学年评》　(1979年第5卷)上的一篇文章，是国内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环境社会学领域的第一篇文献。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环境社会学文献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简单介绍(例如：筱云，1989；卜新，1994)。第二，对国外环境社会学学术会议的介绍。例如，1992年国际社会学会“环境与社会”专题组在荷兰召开会议，讨论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趋势，并正式成立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国内学者编译了一些关于这次会议的介绍(立早，1993；冯桂林，1994)。第三，编译国外环境社会学者的论文。除了狄菊馨、沈健(1982)编译的文章外，刘霓(1990)还编译了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弗罗伊登伯格(Freuden-burg，W．R．)发表在《社会学探索》(1989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产生以及邓拉普、卡顿对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重要贡献。第四，针对环境问题开展社会学研究(例如：麻国庆，1993；卢淑华，1994；洪大用，1995；李强等，1995)。应该说，这些研究是这一阶段环境社会学发展的亮点，体现了社会学者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
　　在上述文献中，麻国庆的论文(1993)指出，应以社会整体的视野开展环境研究，重视社会结构中诸如家庭、社会组织等因素与环境的关系。作者还通过经验分析揭示了游牧民、山地民、农耕民所拥有的民间环境知识对其生存、发展以及社区环境管理的价值，强调人类应调整自身的心态与行为，以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协调。卢淑华(1994)则通过调查数据证明：在环境污染严重的本溪市，居民的居住区位分布与其拥有的权力具有相关性，个体的权力资源可以交换环境价值；在一些污染严重的街区，工人居住的比例要高于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干部所占的比例则远远低于干部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项研究实际上揭示了环境污染对于不同人群的差异性影响，涉及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环境公平问题。我本人(1995)在李强主编的《应用社会学》中承担了“环境研究及其应用”一章。尽管当时确实注意到有关环境的研究越来越关注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社会发展战略以及人类的行为、观念等对环境的影响，但是由于见识浅陋，我当时并不了解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不过我在那一章中还是大胆地作出了一个判断：“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环境社会学或环境保护社会学——正在诞生”，并且罗列了若干环境保护的社会学观点，包括适度人口论、代际平等论、行为控制论、意识改造论、绿色消费论、协调发展论等。此外，1995年，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主持了“全民环境意识调查”项目，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我当时是项目组的主要成员，负责调查实施并完成研究报告。回过头去看，这次调查实际上也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就整体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并没有自觉的学科意识，从事相关介绍与研究工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建设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最多只是在自发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环境研究中有独特的视角，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中国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者们自觉研究和建构的学科，应该说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环境社会学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并对这门学科进行了必要的界定(例如：马戎，1998；洪大用，1999；姜晓萍、陈昌岑，2000；李友梅、刘春燕，2004；沈殿忠，2004；吕涛，2004；董小林、严鹏程，2005)。其中，马戎(1998)指出：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在环境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环境社会学，既能迎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本身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必须引起重视。他在文章中还指出：环境社会学的核心是研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环境社会学，应当优先就传统文化习俗、社区行为规范对环境的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环境的影响，社会体制变迁、政府政策和法规对环境的影响等专题和领域开展研究。洪大用(1999)则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产生背景、发展阶段、理论流派等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并采用类型学的方法区分出“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两种类型，分别概括了两种类型的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特征。作者指出，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应当走“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之路，应当以不同时空、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为中心，围绕“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这一主题开展深入的经验研究，以便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和概括建构具有一般意义的环境社会学中程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其中程理论的建设情况。在一定意义上，这两篇文献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较早发表并有广泛影响的文献。
　　第二，开始系统地研究和介绍西方的环境社会学(例如：肖晨阳等，1998；包智明，1999；洪大用，1999、2002、2006；王子彦，1999；吕涛，2004；江莹，2005；江莹、秦亚勋，2005；刘辉，2006；王芳，2006；武春友、孙岩，2006)。在这方面，肖晨阳等(1998)翻译出版的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撰写的《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以及包智明(1999)翻译出版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家饭岛伸子的《环境社会学》，可以说是两本重要著作。其他学者对于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流派、研究范式以及关于环境意识与行为的研究的系统介绍，也都对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开始自主编写教材，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环境社会学的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一些初步的教材也正式出版了(例如：姜晓萍、陈昌岑，2000；左玉辉，2003；李友梅、刘春燕，2004；沈殿忠，2004)。这些教材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觉建构环境社会学学科的重要标志。其中，姜晓萍、陈昌岑主编的《环境社会学》(2000)与饭岛伸子的《环境社会学》的内容结构比较相似，包括了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部分重要内容，反映了特定阶段国内学者对于环境社会学的认识和理解。左玉辉等(2003)实际上是从自然科学者的视角理解环境社会学，把环境社会学理解为除环境经济学之外的一些主要环境社会科学的集合，例如包括了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环境管理学。尽管如此，这本教材在促进人们进一步理解什么是环境社会学方面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李友梅、刘春燕出版的《环境社会学》(2004)，介绍了环境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并侧重从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等方面介绍了环境社会学的一些主要研究领域。沈殿忠等人(2004)则围绕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演变、现状以及如何协调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探讨了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四，开始结合中国实际环境状况开展经验研究，自觉建构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中程理论(例如：洪大用，2001、2006；李澍卿等，2001；林梅，2001；陆益龙，2004；陶传进，2005；王书明，2006：江莹，2007)。其中，李澍卿等(2001)从区域环境问题人手开展了环境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出版了《旱区环境社会学》一书，针对旱区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与人类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进行了交叉性探讨，初步提出了旱区环境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洪大用出版的《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2001），联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具体探讨了环境与社会互动的机制与过程，从整体上揭示了当代中国环境衰退的社会因素，并提出通过组织创新优化社会结构，进而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的政策思路。江莹(2007)通过对南京秦淮河污染及其治理过程的案例分析，揭示了政府、企业、市民等不同主体的立场及其互动关系，再次证明了通过组织创新促进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陶传进出版的《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2005)，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市场与社区在环境治理中的不同作用，阐述了通过促进社区合作、完善社区治理来促进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江莹、陶传进的研究与本人的研究密切相关，都是从组织创新的角度讨论改进中国的环境治理问题，可以说是对本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由此我们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一些学者确实在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引进、介绍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及其成果，有意识地开展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不断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开始呈现出逐步深化、走向对话的趋势。环境社会学研究逐步深化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对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思考不断深化，开始自觉地探索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学者们在经验研究中日益深化，针对环境关心、环境行为、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以及环境政策的执行过程等开展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环境社会学走向对话的趋势主要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学者在学习、借鉴国外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和开展中国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与国外学者对话，针对一些研究议题报告或同或异的研究发现，并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另一方面，一些国内学者之间也开始就一些共同的议题进行研讨与交流，这种相互切磋表明环境社会学正在由各个学者孤立研究的阶段走向学者们集体推动的阶段，环境社会学者们开始萌生学术共同体的意识。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了密切相关学者之间的联系，促进学术交流，凝聚集体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走向组织化，取得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于2006年11月11～1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得到了国内环境社会学者们的广泛响应，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三十多家教学、科研、出版单位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三十多篇论文。
　　会议一开始，国家环保总局研究中心副主任裴晓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王俊秀、“自然之友”会长杨东平和我本人，都围绕“中国环境状况与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这一主题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强调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促进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演讲中，裴晓菲指出：中国目前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例如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大气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等，这些环境问题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造成环境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的复杂化，同时对社会造成了多方位的负面影响，例如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危害群众身心健康，环境纠纷影响社会稳定等。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十分重视，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法规和决议，并召开全国环保大会，加大重点地区的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和资金投入。
　　郑杭生教授从社会运行论的视角论述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当前我国环境质量的衰退和环境系统的功能失调不仅严重威胁到社会良性运行的物质基础，还引发了社会系统内部的摩擦和冲突，而社会协调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的努力却不足；为缓解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反思社会的运行机制，着眼于调整和改进社会运行机制，从“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环保投入机制、环境宣传和教育机制”三方面的机制建设入手，发挥人和社会的主动性，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环境一社会”的关系的协调。
　　马戎通过牧区过度放牧与荒漠化、水污染防治等实例分析了我国环境恶化的社会原因，指出制度安排上存在漏洞是重要原因，并提出要发挥社会学综合研究视角的学科优势，把自然条件、社会制度、人文因素和政策调适等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环境问题，跨越传统学科间的界限，拓展研究思路。他还号召社会学家们应当重视环境社会学研究，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承担自己的应尽责任，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学科特色，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台湾清华大学”王俊秀梳理了台湾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脉络，结合台湾当地特有的一些环境现象和社会现象分析了环境问题全球化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提出环境研究本土化的理念。同时他还介绍了台湾的草根环境运动，如国民信托运动、环境正义运动、自然权利运动等。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他还探讨了全球环境研究范式转移(如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环境运动范式转移和思想范式转移等理论问题，指出“要创造一个永续社会，必先让社会成员具永续性”。
　　杨东平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介绍了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现状和功能，分析了环保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各方力量的合作关系，并指出这些组织在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障碍，希望能够为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参与环境保护创造更为方便的条件，以便充分发挥其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在会议过程中，与会各位代表围绕主题演讲从区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分析、现代化进程与环境恶化、环境恶化的微观社会过程、环保政策执行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公众环境意识与维权行为、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等等多个方面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就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快速发展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标，标志着中国环境社会学走向组织化的开始。
　　本书可以看作这次会议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收入本书的是国内环境社会学者提交本次会议的部分论文(其中有些文章已在有关学术杂志公开发表，特此致谢)，大体上包括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个部分。遗憾的是，由于出版方面的限制，我们无法将所有论文汇编出版，部分论文只好忍痛割爱了。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同行们的理解。
　　本书名为《中国环境社会学——一门建构中的学科》，实际上是想表达两层意思：一层是回顾过去的，希望这本书能够从一个方面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建构过程有所记录，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状况；另一层是面向未来的，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还不能说是一门成熟的分支学科，仍然处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期望通过国内同行的互相促进和共同努力使中国环境社会学尽快完成其建构过程，走向成熟。在此意义上，编辑出版本书，也可以看作是建构中国环境社会学之努力的一部分。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这将促使更多的人关注环境保护。国内外的环保实践都已表明，环境保护工作离不开社会科学的介入，特别是像社会学这样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介入。我们可以预期，在广大学者的自觉努力和团结协作下，在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继续支持下，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将会快速发展，并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到正在建构中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大致轮廓，我们相信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明天会更美好!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社会学会长郑杭生教授对这次会议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感谢广大同行们对这次会议的积极参与和重要贡献，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出版本书所付出的努力，感谢教育部2002年度“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专项资金和2003年度“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是成功举办这次会议并出版本书的一个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