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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
青连斌     2008-11-07 18:53:45
 
 

青连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

 

理论网李满龙

 

主持人:青教授,您好!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里重点强调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首先请您谈谈社会建设有那些深刻内涵?

  青连斌:“社会”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或者说“大社会”与“小社会”之分。与自然界相对应的人类社会,是广义的“社会”概念。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社会”,是狭义的社会概念,主要指人类的社会生活领域。

广义的社会建设,内在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外延是一致的,同广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是一致的。狭义的社会建设,则主要是指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的社会建设,当然也包括社会管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四位一体”中的“一位”,它同狭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这里讲的社会建设,是狭义的社会建设,是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的社会事业建设、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建设、社会结构建设,以及社会管理。

  主持人: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青连斌:第一、这是应对社会转型加速、社会矛盾凸显的现实需要。社会转型的原意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业社会。工业化是社会转型的核心和主要标志。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从世界历史来看,工业化已经经历了五代:第一代是英国,实现工业化的标志是1840年铁路干线在国内基本建成;第二代是德国、美国;第三代是日本和前苏联;第四代是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第五代才是我们中国等后起的国家。前三代国家的工业化,同时也就是当时水平的现代化。但是,从第四代工业化开始,工业化同现代化就成为了社会转型的双重历史使命。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正在向信息化迈进,正在步入信息化时代。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面对着信息化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又面对着另一个双重历史使命:既要实现工业化,同时又要实现信息化,要同时承担起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使命。转型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矛盾多发期。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上百年甚至二百多年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在近三十的改革发展中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这几年都遇到了。

   第二、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迫切要求加强社会建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人民生活实现了温饱并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1、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3、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4、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6、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7、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8、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出现的这些阶段性特征,概括地说就是一种“重叠”性和“两难”性。所谓“重叠”,主要是“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重叠。所谓“两难”,也就是说,我们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具有两难的特点。

  第三、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的迫切需要。

  主持人:如何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需要抓住哪几个关键问题?

  青连斌:一要发展社会事业建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二要加强社会制度、体制和机制建设,解决制度缺失、体制机制不健全问题。三要加强社会结构建设,解决社会结构失衡问题

  主持人:应从那些方面着手发展社会事业建设?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青连斌:第一、必须积极扩大就业,解决好就业再就业问题。在当前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就业压力相当大。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就业是民生之本的观念,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第二、发展教育事业,切实解决“上学难”和教育不公平问题。教育是民生之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曾提出,到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2002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的总额为5800多亿元,其中的77%被用于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得到23%的教育投资。第三、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第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为国民提供可靠的安全网。社会保障制度是预防和规避现代社会风险的“ 安全网” 和“ 稳定器” ,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给予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

  主持人:怎样加强社会制度、体制和机制建设?如何解决制度缺失、体制机制不健全问题?

  青连斌: 这里讲的社会制度,不是社会形态意义的宏观的社会制度,而是狭义的具体的社会制度。第一、要加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建设。如: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第二、要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有的问题已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任务加重。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管理理念和体制机制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由于社会管理基础比较薄弱,加上一些部门受自身利益的左右,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位”、“错位”的问题较为突出,社会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社会自治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社会化服务程度亟待提高。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拓宽服务领域,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形成发展。“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和模式的提出,在现阶段可以看作是一种既符合现代治理善治理念、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第三、加强社会整合机制建设。能不能整合好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大小和人心向背,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团结和带领全体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进前。首先,党要始终成为社会整合的中心,有效的整合社会,促进各种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邓小平同志说:“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党内和谐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党员之间的和谐;二是上下级之间的和谐;三是领导班子内部的和谐;四是党政机关的和谐。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第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魂灵和与时俱进的品格;第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这种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必须有正确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四、加强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设。社会利益协调整合机制,就是调整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包括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基本利益保障机制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也强调,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畅通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二是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引导机制。利益引导,主要是指思想观念的引导,让人们树立起获取利益要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观念,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人出现了利益观念的偏差,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三是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法律和道德对人们获取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四是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调处机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利益矛盾。五是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权益保障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主持人:如何加强社会结构建设,怎样解决社会结构失衡问题?

  青连斌:第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所谓二元结构,是指在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体系中,明显地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的农村社会,同时并存着比较发达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落后的农村农业。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历史的产物,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物,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业化过程的产物。长期来,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自己集资建设。胡锦涛同志非常重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他说:“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第二、落实“两个大局”思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差距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思想观念的差距。从当前来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就要重视和努力缩小地区差距。

  第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在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稳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从而形成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呈“金字塔”型的:高收入者出现了,但是极少数;中等收入者出现了,但所占比重也很小;绝大多数人是低收入者。因此,必须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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