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问题与解答

回答：李水山（我国新农村建设与“三农”教育研究专家）

　　一、您所访问韩国时所见之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就您先后访问的这十几年中，村庄的外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回答：最早看到韩国的农村是1991年，至今已经有17年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与韩国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即使是在1994年系统考察韩国新村运动时，已经不是韩国新村运动时期的面貌了。上一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新村运动应该对我国来说是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其主要成就也就在1970年到1984年的15年内完成的。此间发生的变化，如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民居住与生活环境大大改善，农民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教育深入农民心坎。在这15年内，有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有2年几乎接近，因此可以说，有9年接近或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开展新村运动以来的10年后，既1980年以后，韩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也超过了城市居民，这主要得益于韩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扶持政策，如免除购置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金的贷款利息，后来连本带息都给予免除，农民的上学、看病的开支并没有城市居民那样增长过快，农民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平等意识增强，敢花钱了。至于后来有些下滑，那是1998年前后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应另当别论，目前在1：0、9左右。这些结论都依据每年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目前，韩国农民还有负债现象，不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下降，而是有了农民合作组织，变得容易贷款，农民有些过于依赖政府的各项惠农政策和农协的贷款。
　　由于韩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农情并没有因新村运动的深入、广泛开展而发生质的变化，反而因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农民人数急剧减少，当年几百户农民居住的农村已不见了，有几十户农民的村子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韩国的农民减少到全国人口的6%左右，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韩国也不例外，但是韩国实现了国家现代化，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新村运动升华为建设新国家运动，建立了和谐、诚信、文明的新国家，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
 
　　二、在您访问韩国的经历中，所见的农民是怎样的？包括他们的精神面貌、生活状态等。

　　通过直接、间接接触和了解到的韩国农民、新村指导员很多，他们不仅为韩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还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无偿赠送中国农业大学价值100多万元的温室设备，为我国农民举办温室技术、有机农业培训班，目前他们还在我国农村辛勤忙碌着。我亲眼看到并深入交谈过的农民是首尔郊区一个农村的新村运动指导员，名字忘记了，看到他带领下村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后来在韩国农协举办的农民培训班上多次见过他。最早村里发展水稻生产，效益逐步减少，他就带领村民发展奶牛业，刚开始效益不错，后来也减低，他就想到了发展桑黄蘑菇（音译），根据韩国医科大学的教授检测出的结果，还有防癌抗癌和保健作用，在韩国价钱非常昂贵。这种与时俱进的“一村一特一变”，使全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连城里的大学生也来安家落户，城里的姑娘嫁到村里来了。起初，他到农业大学学习此项生物技术，该校教授觉得他的文化程度低，怕跟不上、学不好并没有同意接收，后来看到他非常认真和执着，就同意和研究生们一起学习，做试验。他每天早来晚归，勤奋学习和参加试验，最终学到了这门新技术。提到农民，还要提到一生为农民教育献身的韩国东国大学农学院教授李秉东先生和首尔大学农学院教授李质铉先生，他们也曾来华几十次为中国农民授课、咨询过，还为河北省一个村集资捐献了1万美元。
 
　　三、您认为韩国新村运动中的培训很有特色，具有借鉴价值，农民学员事例报告说明了些什么，台上和台下怎样互动？培训班的内容和形式有何特色？
 
　　韩国的新村运动专家、学者一直强调说：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的确当年的农村修路、改善房屋、提高农民收入和福利条件，已早已完成，不可能还在变化，可能还变得陈旧，但如今仍不减当年的就是农民培训和新村教育，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研修院始终车水马龙，从不间断，就能说明这个结论。其最大特色就是农民参与讨论的培训，讨论始终是培训的核心。当然也有专家、学者授课，还有牧师、和尚讲课，很有特色，但最重要的培训，还是农民自己上台讲述农民成功事例和亲身感受、体会，并通过真挚、双向讨论共同取得进步。有一位叫河四容的韩国农民曾当过兵，但因肺结核中途退伍，结婚后他都养不起全家。后来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学会种蔬菜，开始有收入，后来买了几十亩地，还盖了楼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勤勉、自助、协同”和“干，就能成功”的新村理念。他在总统、诸位大臣面前讲述了自己的感受，总统非常高兴，在青瓦台总统府接见了他，并当即决定奖励1000万韩元，当时能买几十亩地，这需要他靠20多年的劳动才能有的收入，但被他婉言谢绝。至今他还居住在那栋居所，每年还为村政府和村民糊上上千封信封，收集扔掉的纸杯，做栽育庄稼苗用，堪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农民楷模。
    他的事迹感动了几代农民和城市市民、公务员、学者、军人，当他讲到他一个人劳动时十分孤独，就与那些温室里的蔬菜、水果对话时，博得全场阵阵掌声。当李秉东教授在我国沈阳农业大学演讲时提到，只有热爱家乡、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热爱人类时，才能体会到新农村建设的真实意义时，也同样博得我国专家、学者和农民的阵阵掌声。
    这是于1994年4月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参加新村培训时亲眼见过的真实故事：早晨6点种，曾经是道知事的院长（相当于我国省长）第一个到现场敲响大钟后，学员们在教职员工的带领下参加升旗仪式和晨跑，当看到70多岁高龄的韩国农民在晨跑时那样精神抖擞，觉得韩国的新村教育深入人心。位于韩国江原道的韩国加纳安农军学校的农民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让学员们通过身心体验，从内心深处感悟到辛勤劳动和自立、自强的真正意义。
    上一世纪70年代，韩国的农民、公务员、学者、军人、企业家都参加过新村教育，还住在一起，几十个人住一个学员宿舍，一起生活和讨论，每天晚上的讨论，没有等级、身份之别，企业、政府、军队高级干部都通过这种共同生活，能仔细了解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难题，使他们找出了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后来大企业主动要求派干部参加培训，在培训班上得到启发的他们，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劳资纠纷，还通过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益。
 
　　四、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政府、民间组织和农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我们有何启示呢？

    在新村运动的一开始，政府主导，叫“官主导”，后来韩国学者们发现这样有很多弊端，没有真正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后来通过改进，逐步过度到政府和民间共同主导，叫“官民一体”，再后来就变成“民主导”，完全由非政府组织、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宣传和评价，这就是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他们还有金融、图书、培训、宣传职能和资源。尽管在韩国也曾有人想否定这种体系，但有法人资格的民间组织已经确立了社会运行体制和机制。在这不断改进的过程中，通过学者深入参与新村运动，开展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并及时发现和矫正的，各级政府也通过学者们的咨询、建议报告得到信息，得出正确分析和判断，这对我国如何依法行政，实现决策科学化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至今，韩国多数国民首肯和赞赏新村运动，有近80%的被访问者都认为新村运动是韩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创举，赞成继续开展新村运动，就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亲身参与了新村运动，耳闻目睹了农村与城市乃至全社会的革新与变化。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既需要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参与，发挥主体作用，也需要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广泛、深入和经常性的参与，才能建立科学的组织实施、反馈、矫正和完善的运行机制。
 
　　五、在整个新村运动中，各种社会参与力量怎样实现整合的？有何借鉴参考作用？

　　韩国新村运动在初期，也存在着中央各部委不参与、不协调、不合作的问题，如70年代初，有些发展中国家知道韩国开展新村运动很有实效，就问韩国外交部，结果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竟然答不上来。还有财政部、交通部、卫生部、电力企业都不知道如何支援农村建设，有的部门因支农项目没有多少经济效益而不感兴趣。韩国最高决策者们决定由总统府和内政部统一领导和协调运作，建立了中央各部委统一领导小组和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监督和评价。此外，还设立了由学者广泛参与的咨询组织和咨询报告制度，各大学都先后成立了新村研究所。各媒体积极配合，每天都有专题报道，重点报道农民和农村变化的真实情况。组织各部委局级以上高级公务员集中培训，达成共识，制定具体的改进工作方案。这些高级干部们通过与农民、工人一同培训，还亲身耳闻目睹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困难、疾苦和真实诉求，不断改进了工作作风，扭转了官僚主义、衙门作风。
 
　　六、韩国新村运动前的社会基础、社会矛盾基本状况，与当前中国有哪些可比之处、有哪些不可比之处？从我国新农村建设实施至今的现状来看，哪些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哪些需要克服与防范？

　　韩国的新村运动和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是取得成功的基础，我们也要看到不同之处，这是在实施过程中注意防范之所需。
　　1、上一世纪70年代的韩国和目前的我国国家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相近。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农村问题十分突出，市场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相互撞击，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相互冲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蔓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2、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基本相似。两国在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人口密度高，农民占人口比重大，农业机械化程度低，鄙视、逃离和离弃农业、农村风气蔓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普遍缺乏自信，文化素质有待于提高等诸多因素和外部环境也惊人的相似。
　　3、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相近。在这可比阶段，虽然中韩两国的国家制度不同，但市场化基础、结构和发育程度相近。中韩两国和诸多西方国家不同，甚至与紧邻日本也有所不同，国家和政府主导，权威感召、学者广泛支持和参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动员社会各界群众踊跃投身的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办群众拥护的事，有着惊人的共性，感召力和凝聚力显著。东方民族尊重长者、政府官员和学者，注重礼仪和社会秩序，体现了东方民族文化中产官学众紧密合作的运作模式和社会效应。
　　4、东方民族文化、理念相似。在西方自由社会和经济社会里，由政府和领袖想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是比较困难的，即使政府推动还有诸多自觉自愿的成分，很难在短期内见效。当时韩国的朴正熙总统深知这一点，他更是知道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理念和习俗，他把东方民族和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发挥极致，把缺陷克服到最小。这一点，在他亲自作词作曲的“新村之歌”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也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转型过渡。就与韩国太极国旗的理念一样，中西方文化、理念、功效融会贯通，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抑制，结合到最佳状态。
　　5、社会矛盾激化。在这一可比阶段内，中韩两国因工农业、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加大，加上意识形态、国家分裂、周围国际环境，城市化、市场开放、西方文化的浪潮和冲击，就业难、学潮、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成熟等诸多因素，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民众渴望社会平等、诚信、和谐、安定、文明的内在需求极其迫切。在这样情况下，如何矫正政府行为，官民一体，消除社会不同阶层的不满、隔阂和对立情绪，凝聚民心，引起共鸣，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形成社会共同体，是一项综合、庞大、复杂、科学的系统工程，既让群众满意，有积极参与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成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主人公，又让公务员、学者无论地位高低都能诚心诚意、发自内心地为农民、工人奉献和服务，大学生、教师、医生、城市居民，甚至宗教界、军人、文艺界人士都积极地支援新农村建设，有成就感，展现个人才华和魅力，都需要有新思维、新方法。
　　6、不同之处：上述因素是中韩两国的相似之处，如果事前注意，是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益，但也有不同之处：如我国曾经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韩国严重得多，科举制和八股文在韩国也曾有过很深的影响，但并没有深入到国家政体和国民骨髓中。韩国国民没有经历过类似我国的文革运动，另外宗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民社会的信仰和诚信基础好一些。还有一点，我们的行业与部门封闭、垄断体制根深蒂固，正像有学者早已提出的那样，国家的美好社稷，被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封闭垄断的行业部门体制所吞噬，最后以失败或草草收场为告终。在我国曾经推广过农科教结合的经验，在市县一级获得成功，但最后也变得虎头蛇尾。一阵风、一刀切、运动式、假大空，实际上也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翻版，缺乏论证、听政、监督和矫正体制和机制，再好的设想和计划都会落空。即使国家的巨大投入，农村和农民收益不大。
　　还有一点，必须牢记，在韩国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文思想毕竟占主导地位，尽管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在制度革新上还是民主、自由、和谐、竞争的理念得以尊重。平民为了生存而挣扎和拼搏的现实却深深感动了众多高贵人士，尤其是政府公务员，使他们重新思考、反思和矫正自己。韩国新村运动的最重要的理念是“我们能做！”、“干！就能成功！”，新村运动是农民靠自己的勤劳致富，始终以农民为主体的创造与建设运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实践运动，激发和带动了全体国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辛勤的劳动改造了他们自己，也改变了国家与国民的面貌，是物质和精神和谐运作和升华的成功典范。
　　以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为主体，通过从政府主导开始，发展到政府与群众一体、齐心协力，再发展到广大群众、科教组织、各种媒体、民间企业和组织机构主导、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居住生活环境和农民自主、自立、自强的教育，成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农民工的经验，都要学习、借鉴，而单纯追求经济扩容、使用大量化肥，造成农业污染和消耗资源过大、政绩与形象工程的弊端需要克服。韩国至今也没有很好解决的，诸如人多地少问题、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率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需要及早认真考虑和采取科学对策，不能等到问题凸显再想办法。
 
　　七、韩国新村运动全过程中，各方面的资源分别来自哪里？融资渠道是怎样的？国家农村金融体制是什么？社会各界如何参与和投入，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锐减了，农业产业状况有什么样的变化？

　　新村运动的资金，在一开始主要以每个村无偿提供300袋水泥和1吨钢筋的形式，而农民则以义务劳动，让出自家菜园修路等方式，村里给予适当补偿，后来政府以惠农贷款、支农资金等方式提供，民间企业也提供了资金与物质支持，前15年总体上政府、民间、农民投入比例为57：32：11，进入90年代以后则主要由政府来提供支持。融资，主要得益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农协银行与农业银行合并，成立农协银行，为农民提供比商业银行低息的贷款，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至今发挥着积极而不可代替的作用，政府经常免除贷款利息和本金。
    政府在协调各部委的工作和利益，则依靠制度性机制，如总统府和内务部主持的协调领导小组，通过定期开会研究统一的工作方案，如资金投入、项目支持、阶段性工作目标、评估监督、如何组织培训和宣传等。如果中央没有这样的统筹协调组织和工作机制，各部委的工作和利益是无法协调一致。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比较困难的，但在韩国的那个时代由总统果断实施完成的。公务员、学者、媒体参与新村运动的激励机制无非是工作业绩的考核、晋升、表彰、奖励都与新村运动联系，正因为全民参与，才最终发展成为建设新国家的返国民运动，意义深远。而且农民可以参与讨论，发表见解与建议，能约见县长、市长，农民的想法能直接反映到中央政府与高层领导，而不是在基层政府或中途夭折，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说，韩国的农民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学会了什么叫民主讨论与民主参政。
　　韩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是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但是韩国农业依靠先进的农业科技教育和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农业体系，尽管美国等农业强国的贸易冲击，但符合韩国人生活与饮食方式的农业、农产品还是有保障的。但是农业生产率低，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受到冲击，对韩国来说是一次次艰难的考验和选择，也同时提供了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的挑战与机遇，也为周围国家如何建立和谐、共济的共同体，留下了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和重大课题。
 
                                                         
 作者简介:

   李水山：出生在北大荒黑土地，当过农民和农村教师，曾留学日本，挂职任县级市副市长，长期任职于农业部教育司、科教司成人与职业教育处处长，负责农业成人教育、干部教育和农民职业教育，目前任职于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中心，多年从事农业教育、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业成人与继续教育、农业干部教育、农民教育、东北亚比较教育的行政与教育研究工作。主持起草过中组部、农业部《农业干部“九五”期间培训规划》文件。主要著作有《韩国农业和新村运动》、《绿色证书在中国：焦点问题研究报告》、《21世纪农业领导干部培训体系研究》、《藁城农业》、《简明中国农业教育辞典》、《简明现代农业科技词典》、《中国农村教育焦点问题与发展对策》、《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焦点问题与发展对策》（姊妹篇）等29部，2006年4月出版新版《新农村建设启示录：韩国新村运动》和《新农村建设启示录：外国农民教育》（广西教育出版社）等29部；发表学术性论文140多篇，在全国核心刊物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1篇被《新华文摘》转载，1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先后获得教育部，1、2级国家教育学会和研究所级科研成果奖14次，国际奖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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