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
――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1]
提要：农村两性劳动力在外出数量上的差别，是否仅仅由于“家庭利益的最大化”？本文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说明了外出动机的另外一面，即外出者和家庭的目标相当程度上是个人的和非经济的，外出的决定也基本上出自个人而不是家庭的策略。认为尽管中国农村的家族主义传统依然存在，但是也在变化。包括女性在内的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既是变迁的结果也是变迁的动力。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的范围中，涉及性别的研究主要两种：一是流动女性的权益及以妇女问题为现象的社会问题；二是女性作为一个变量，体现在各种调查中。外出群体明显的性别差异是，数量上男性多于女性（大约3：1），女性年龄低于男性（详见谭深，1997）。这些研究和调查都展现了流动中与妇女有关的问题的不同侧面，这也是我们关心的。所不同的是，我们更希望了解这些现象的发生过程，以及怎样从性别角度去解释这些现象？
目前国内对外出行为的微观研究主要集中在首次外出上，即“从不流动到流动”（杜鹰、白南生等，1997：第二章）的原因。研究都强调两点：一是外出决策主体是家庭；二是外出动机以收入为首要目标。研究者认为，家庭是个“利益共同体”，“劳动力外出就业行为主要取决于家庭决策，某些个人特征仅仅是服从家庭决策的次要因素”（杜鹰、白南生等，1997：43）；进而，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迁移的动力，认为从“家庭利益最大化”出发，谁可能对家庭收入贡献大，谁就可能被选择外出，反之则不被选择。从性别角度，女性由于被预期收入低于男性，加上根据性别的劳动分工女性的工作很难为男性所替代，因此家庭不倾向女性外出。事实证明，女性流动的比例确实低于男性。（杜鹰、白南生等，1997：40－56；蔡昉，2000：153；蔡昉主编，2001：130）。
我不否认以上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特别是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与当代中国农民的迁移行为时，西方的个体主义与中国的家族主义传统会对迁移行为有不同的影响。白南生等人在运用托达罗(Todaro)模型对中国农村迁移进行解释的同时，提出了以上家庭决策和经济目标两个特点。
但是我的问题是，中国的家族主义传统是不是固定不变的？父系制下的性别分工是否是永远合理的？我的基本观点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同样会引发家庭关系和性别关系的衍变，而农村劳动力大量的流动既是变迁的结果也是变迁的动力，目前反映在外出行为上的变化就是决策和动机的复杂性，单纯的家庭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复杂性。
关于家庭和社会变迁的关系，近些年来家庭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的概念，该类研究倾向将家庭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探讨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时是如何应对的。但是这样的研究也并不是将家庭简单化为一个“整体”，相反，研究中普遍注意到家庭策略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互动结果，其取向取决于各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参见樊欢欢，2000；张永健，1993）在家庭需要做“决策”时，如果没有一个平等的协商机制，有的成员的意见就会比另一些成员更重要，这就是发生在家庭中的权力关系。
大量的关于中国家庭关系的研究显示，即便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家庭内部，复杂关系的存在也是常态，这种关系的结构是遵循一定的秩序形成的。有人认为，建构传统家族体制有三大原则：即性别、辈分和年龄（参见笑冬，2002）。这种结构本身就构成了家庭中的等级制，每一个家庭成员要根据他/她在这一等级制中的地位参与家庭资源的分配。
中国传统家庭的紧密关系，源于成员对家庭的高度依赖，一旦外部的力量介入，比如家庭外新的资源、新的权力的出现，不但会改变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可能改变家庭内部成员的地位。中国从1949年革命成功后，农村家庭至少经历了几次大的冲击：一是从50年代开始的通过历次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国家力量全面介入，家庭中的个人成为集体支配的劳动力，家庭退守为单纯的生活单位。同时，意识形态也进入家庭领域，在个人－集体－国家的价值系列和男女平等的政治话语中，家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边缘部分；但是，这一革命并没有改变传统家庭最核心的部分――父系制度和它的文化形态，反而随着农村人被固定在聚（父系）族而居的村庄，这种制度和文化得以延绵。第二次是70年代末开始的联产承包制，农村家庭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重新成为生产单位，这是有利于家庭再次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一方面，但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家庭再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为了应对市场的资源和挑战，家庭内部的分工和权力结构发生一定调整，权力向年轻一代下移；同时家庭关系的轴心也越来越从父子向夫妻关系位移。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个新的过程。外出，不仅是家庭收入的新的来源，将动员起家庭面对这一新的机会作出选择；也是包括女性在内的外出者个人获得家庭之外的发展资源的过程。可以预期，这样的过程将对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性别关系产生影响；再者，由于家庭成员是从各自的位置上参与这一过程的，因此外出对于不同性别、不同角色的外出者来说，经验不同，意义也不尽相同。我们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力图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给予一定的解释的。
受孙立平等启发（孙立平，2000），每一次重大事件，不仅是各种关系展现过程，也是各种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如果说流动是个过程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若干重要的关节点，如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生育、回流等，每一个关节点，都会展示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外出是这个过程的起点，也是一个关节点，一个事件。本文集中分析“外出”这一事件，包括：一、外出的决策模式，通过对外出者和家人的动机的分析，来说明家庭成员中谁外出是怎样决定的；二、外出对于不同家庭成员的意义。
1、 外出者的动机
考虑到本文的目的，在考察外出者动机或外出原因时，重点不在于具体的动机，而是隐含在具体动机中的指向。比如，目前大量的调查都显示，农村人外出的动机集中在“挣钱”和“求发展”两个目标上，那么，他/她是为家里或家庭其他成员还是为自己挣钱呢？他/她是基于什么认识要出去给家里或者给自己挣钱呢？所谓“求发展”是家庭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发展？他/她又是基于什么认识要去求发展呢？换句话说，他/她们是否都是根据个人素质对“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贡献而外出的？
在对农村外出者做第一次调查（1994年）时，关于外出的原因我们也是设计的封闭式问卷，选项是根据当时对农村流动的理解和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的初步调查设计的，选项为：“家乡落后，家里穷”、“家乡地少，没有事情做”、“不想一辈子当农民，出来闯一闯”。结果选择与经济有关原因的占一半多，而选择与个人前途和精神需要的数量也相差不远，还有相当多的人选择了“其他原因”（因为可以多选，总和超过100％）。更没有想到的是，很多的人主动在问卷上写下文字，进一步表达他、/她们的想法，如“只是想改变充实自己”、“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寻找快乐的日子”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研究”课题组，2000：30－31）。这使我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外出的原因不是那么简单的，而往往是多种动机的混合；二是外出的年轻人不仅是务实的目的出发，个人前途和精神需求也是重要目的。
1998年再做调查时，由于是特定的研究点调查，而且调查人数相对较少（四川、湖南、广东各100人），为了得到被调查者的直接反映，我们尝试着将有关的题目都设计成开放式问题，然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归类；而2000年妇女地位调查问卷则根据98年问卷中最集中的答案重新设计了封闭式选项。按照农村传统的性别分工，我们假设婚姻状况对两性有不同影响，因此将回答者分作4类：即外出时的未婚女性、未婚男性、已婚女性、已婚男性。先看问卷中涉及的具体动机（表1a和表1b）：
表1a 第一次外出的动机（1998年调查川湘两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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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婚姻状况 |
未婚女性 |
未婚男性 |
已婚女性 |
已婚男性 |
总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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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人数 |
86 |
63 |
39 |
20 |
208（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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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面 |
维持生活 |
8（9.0%） |
5（11.9%） |
3（10.7%） |
3（21.4%） |
19（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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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活水平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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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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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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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
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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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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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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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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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房子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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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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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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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面 |
不想务农 |
5（5.7%）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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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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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 |
16（18.2%） |
11（26.2%） |
3（10.7%） |
5（35.7%） |
35（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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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创业目标 |
3（3.4%） |
5（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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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 |
10（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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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方面 |
不想读书 |
1（1.1%）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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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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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读书 |
5（5.7%） |
1（2.4%） |
3（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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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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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立 |
好奇 |
4（4.5%） |
1（2.4%） |
3（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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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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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靠父母 |
1（1.1%） |
2（4.8%） |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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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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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世面 |
28（31.8%） |
15（35.7%） |
8（28.6%） |
3（21.4%） |
54（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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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 |
逃避家庭矛盾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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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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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婚恋矛盾 |
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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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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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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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目的 |
在家无聊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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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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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大流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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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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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可转户口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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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人次 |
88 |
42 |
28 |
14 |
172（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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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本表只包括了四川和湖南的调查结果。
②被调查者有的没有回答“外出原因”的问题，有的答案不止一项，因此百分比的基数应该是“人次”而不是“人数”。后面的表同。
表1b 第一次外出的动机（2000年调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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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婚姻状况 |
未婚女性 |
未婚男性 |
已婚女性 |
已婚男性 |
总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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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人数 |
88 |
119 |
62 |
94 |
363（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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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的原因 |
家里需要钱 |
41（46.6%） |
68（57.1%） |
47（77.0%） |
77（81.9%） |
233（6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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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见见世面 |
34（38.6%） |
23（19.3%） |
7（11.5%） |
9（9.6%） |
73（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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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学技术 |
5（5.7%） |
16（13.4%） |
4（6.6%） |
2（2.1%） |
27（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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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读书 |
2（2.3%） |
2（1.7%） |
2（3.3%） |
|
6（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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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务农 |
2（2.3%） |
8（6.7%） |
1（1.6%） |
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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