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定量和定性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和分析了当前城市家庭的经济压力模型ABCX四要素的总体状况，并通过对不同人群对家庭经济压力的认知及因应策略的分析来揭示家庭-社会关系，指出我国社会转型下的家庭经济压力是社会政策变化和结构性调整的一部分。与西方家庭压力管理重视内在脉动不同，本研究认为我国的家庭经济压力管理应重视外部支持系统的建设。

[关键词]家庭压力  ABC-X模型  外在脉动  压力因应

 一、城市家庭经济压力的总体特征

     1．压力更多源于外在和非预期事件。2005年，我们对875户上海家庭进行了抽样调查，询问了被访者对12项压力源的感受。调查表明，8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压力。其中除了家庭不同发展阶段诸如结婚购房、孩子抚育和老人赡养等可预期的、内外压力外，大多为社会转型期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职业压力，如下岗、失业、就业、竞争压力，以及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改革阵痛带来的非预期的、外在的压力，有的相互交叉并具有难解性。

     2．社区正式支持更为有效。抽样调查显示，70%的家庭表示获得过家庭以外的社会网络支持，其中80%获得过亲属的援助。“经济困难”和“找工作”是寻求外部支持的主要原因。但低教育水平、低职业阶层脆弱家庭的压力缓解却面临个体、家庭系统资源“双低”局面。脆弱家庭难以从亲友网络中获得援助，而是更多地依赖街道、居委会、社工、就职单位等社会制度层面的正式网络支持，其中尤以街道、居委会等社区的支持为多。

     3．脆弱家庭认知更趋负向。家庭压力认知是指家庭总体上对压力事件和情境的评价方向。对压力事件取正向认知的家庭，通常具有更强的适应和应对能力。对“今后的生活一定会更好”持肯定态度者的家庭压力总指数为5.6，而持消极认同者的家庭压力总指数高达9.4。

     调查还显示，承受经济压力较大的低教育程度和职业层次家庭，在面对危机或压力时将压力问题化的可能性较大，进而导致对应对压力缺乏信心。资源贫乏的脆弱家庭认知较为负面，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性，个人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低者对“今后的生活一定会更好”的认同，显著低于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家庭。

     4．中年人家庭压力累积严重。家庭压力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累积过程。从横向维度来看，城市家庭的压力构成由多种压力源事件相互交织而成；从纵向维度来看，家庭压力是由多种互为因果的压力源事件相互作用而致。家庭压力源的发展变化与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36岁~55岁年龄段的被访者认同子女教养负担、老人赡养/照顾、下岗/失业和经济压力的概率更高。从家庭发展理论来看，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发展阶段的家庭，本身面临的子女教养、老人照料等可预期的家庭压力源事件就多，且这些压力通常持续数年，甚至十几年，家庭结构较多地处于弹性较差的紧绷状态，加之中年人自己的身心体能开始下降，参与社会竞争带来的工作压力与日俱增，因而容易导致压力累积、因应失败，产生“中年危机”。

     二、外在脉动作用下的压力累积、认知与因应

     资料显示，虽然每一个家庭都同时存在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外在脉动之中，但对于特定的家庭来说，总有一种脉动处于主导地位，且在这种主导脉动的影响下，家庭对压力的认知与因应显现出一定的相似性。

     1．社会历史脉动：中老年家庭的压力累积与负向认知。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的家庭压力累积过程，是社会、历史、时空共同交织而成的一代人的集体生命故事。调查中，许多中老年被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社会环境、国家政策的变迁，主动地将自己目前的生存困境放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脉络中。这些人在青少年期适逢“文革”被中断学业、上山下乡或支援内地，后来部分人有机缘或通过自己的努力，继续读书，提升了个人人力资本，现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但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再进行学业深造，因文化程度不高，现在都遇到了经济困难、失业、下岗等。与此相应，他们的家庭结构和生活安排也因青年时期经历的“支边”、“支内”而发生连锁性变化，如与自己的父母亲属分离、在工作地结婚、生育子女多、退休/下岗后再回出生地等，为后来面临住房、养老、子女就业等多重经济压力埋下伏笔。

     这些在历史性大变革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的脆弱家庭对压力的认知比较负向，产生社会不公正感，容易把自己的压力归因于社会，寄希望于政府，认为国家有责任解决自己的压力。宿命是此类家庭更常见的认知模式。同时，他们用“年纪已大”、“没有文化”等来为自己放弃改变家庭压力的行动寻求合理化依据。在“无助感”的笼罩下，也有人以逃避现实和否认压力的方式来释缓紧张和焦虑。这些对压力采取归因社会、宿命、否认、逃避的负向认知，暂时缓解了个体的心理紧张，防止了个体或家庭瞬间被击溃，但同时也导致家庭主动放弃因应压力的努力，增加了家庭的脆弱性，可能使家庭陷入真正的“无助”状态。

     2．经济发展脉动：流动人口家庭的压力形成与正向认知。流动人口家庭的压力因应策略完全建立在家庭成员的体能和牺牲身体健康之上，一旦遭遇家庭成员生病之类的非预期压力源事件，就可能失败。但对于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来说，迁移和流动为他们提供了满足家庭经济需求的可能和希望。收入上或多或少的增长，使这些来沪打工者更能正向地面对压力，能以积极心态去面对，表现出了“视压力为责任”、“视压力为动力”、“压力即现实”的正面认知，并努力发掘资源，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应对压力。

     3．文化变迁脉动：家庭经济压力认知模式的性别差异。抽样调查显示，女性存在着更大的求职难、收入低的问题，但女性自述的经济压力程度低于男性。究其原因发现，在传统的性别意识影响下，两性在压力认知和定义上存在“女性-关系取向”、“男性-经济取向”的分野。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角色分工文化影响下，女性在经济问题上通常以男性为中心来进行自己的压力定义。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经济压力定义模式，减轻了女性的心理愧疚感，但并不阻碍她们为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而做出行动上的努力。相反，在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这种“次要位置”的定义模式，使得女性对家庭压力的认知和因应更为正向和积极。总之，在文化脉动的作用下，男性对经济压力更为敏感，但这种敏感也有可能导致男性的彻底崩溃或责任逃避，不利于家庭压力的因应。而女性的关系取向压力感知模式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经济压力认知取向，降低了女性对经济压力的心理焦虑，促使其更为平和、务实地应对压力，从而提升了脆弱家庭因应风险和威胁时的弹性和凝聚力。

     三、几点思考

     在社会转型期，大部分家庭面临的压力都和时代背景有关，是社会政策变化或结构性调整的一部分。我国需要加强家庭外部支持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我国城市家庭经济压力不是个体性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焦虑状态。从安全阀理论的角度出发，社会必须建立起合理的压力释放和调节机制，才可既在动态控制中保证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压力，也可适当减轻个人或集体由于无法控制的环境压力而产生的失望与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