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国农业增长因
          素分析的研究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源替代的过程。在农业增长中，总要素生产力贡献率提高的实质，是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本的替代，进而减轻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所以，农业增长因素的分析一直是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议题。赵芝俊、张社梅利用投入要素弹性变动的农业生产函数和1985年~2003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测定我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变动趋势。其结论是：1985年~2003年期间，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体上不断上升，年均增长0.41个百分点。17年来，物质投入对我国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呈递增的趋势，但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物质投入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减缓；在过去的20年中，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与农业政策关系密切。陈卫平运用非参数的Malmqusit指数法，研究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时序成长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990年~2003年期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59%，其中，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5.48%，而农业效率变化指数年均下降2.78%。在测算的29个省、市、自治区中，除云南、内蒙古、上海、贵州和西藏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负增长外，其他24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都为正增长。从构成上看，绝大多数省区出现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效率损失并存的局面。乔榛、焦方义和李楠研究了1978年~2004年我国农业增长。其结论是，农业生产中实施的不同土地制度对农业生产者形成不同的激励，农业生产经营中推行的价格、财税制度变革又以形成的利益空间影响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制度变迁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2   粮食与食品安全研究
    
    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粮食安全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耕地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所以，粮食安全是农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1.供给层面的食品安全研究。何秀荣等采用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方法，从粮食、食物、国际比较等角度估计我国城乡居民食物安全状况。首先，贫困人口并非一定处于食物不安全状态，但处于食物不安全状态的一定是贫困人口。所以，贫困发生率是能较好地反映食物不安全状态的指标。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1978年，农村约有2.5亿人处于贫困状态，贫困发生率高达33.1％。2005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36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8％，食物不足的人口要小于1.8％。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大幅度的减少，表明我国食物安全程度在不断提高。其次，最近20来年，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越来越多样化，粮食在居民食物营养中的作用趋于下降，畜产品和油料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是食物处于安全水平的经验特征。第三，我国居民的人均热量水平于1985年达到了营养学家推荐的标准（人均日热量2600千卡、蛋白质72克、脂肪72克）。这些年来，无论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是综合性的热量指标，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这也是食物处于安全状态的经验特征。第四，无论是用传统的人均GNP水平下的人均营养比较，还是经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人均GNP水平下的人均营养比较，我国的人均热量、蛋白质和脂肪营养水平都大大高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相应指标。其主要结论为：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食物安全程度不断提高，目前已处于较高的水平；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食物安全也处于较高的水平。
     2.需求层面的食品安全研究。近几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2005年商务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众多消费品中，71.8%的消费者最关注的是食品安全，大部分消费者愿意为食品安全支付少量的额外费用。例如，周应恒、彭晓佳运用假想价值评估法和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低残留青菜的支付意愿为2.68元/斤，其价格溢出为335%。其中，大城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为2.42元/斤，中小城市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为2.77元/斤。KevinChen、石敏俊、GetuHailu的研究表明，被调查者对非转基因油的平均支付愿意高出转基因油33%。
     2004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和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62%的消费者听说过转基因食品，；57%的被调查者会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选择非转基因食品，分别比2003年调查结果高出10%和1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认知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逐步增多，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趋于谨慎，拒绝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在增多。
     周应恒、霍丽玥、彭晓佳指出，信息不对称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潜在需求未能转变为购买行为的主要原因。因此，为消费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是使潜在需求转变为购买行为，激励厂商生产安全食品，最终达到市场均衡的关键举措。周洁红的研究结论表明，消费者对蔬菜安全的认知程度主要决定于其对蔬菜安全的关注程度、对质量检测标准的信任程度、学历和家庭结构。信任程度变量在0.01的水平显著，教育变量在0.05的检验水平显著，性别和职业在0.10的检验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的检验值均不显著。
    
    3  二元经济转型研究
    
    存在大量劳动力剩余的传统部门与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的现代部门交织在一起，是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二元经济转型的实质，是消除隐蔽失业，消除贫困，消除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症结。所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消除贫困成为二元经济转型研究的主要内容。
     1.农业劳动力剩余研究。我国仍处在二元经济转换时期。由于农业劳动力剩余状况是度量二元经济转型是否完成的关键指标，所以农业经济学家仍在关注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王检贵、丁守海运用古典估算法、新古典估算法、标准结构比较法对我国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古典估算法的可信度和解释力都是最强的。他们的分析路径是：将劳动力剩余定义为农业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与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耕作方法下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量之差；将农民的合理劳动负荷定均270个工日，实际劳动负荷为t，劳动力剩余比例为r=1-t/270。农民的劳动负荷t确定之后，就可算出剩余的比例及规模。根据农业部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系统的2.2万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计算不同收入组农户的劳动力的实际投工数。将2003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折算成2000年水平，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各省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劳动负荷t及剩余比例，再以各省农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为权，测算出全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规模为4600万。
     2.“民工荒”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转移，形成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民工潮”。然而，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后，“民工荒”逐渐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一般认为，“民工荒”的出现有利于改善民工待遇，有可能引发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也有可能把经济带入“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劳动力密集产业发展受到制约的两难境地。解决“民工荒”，政府必须顺应经济法则，企业必须增强社会责任，民工必须提高自身素质。
     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
     消除贫困也是二元经济转型研究的重大问题。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是，运用夏普里分解法，将贫困的变动分解为平均收入增长的影响与收入分配变动的影响两个部分，并分析它们对减缓贫困的影响。黄季焜、ScottRozelle和章奇（2005）的研究表明，在反贫困的初期，平均收入增长对减缓贫困具有显著的作用，收入分配变动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变的越来越重要。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后一个阶段。万广华、张茵（2006）的实证结果表明，在90年代后半期，收入不平等在我国城乡地区均有较大上升，这是造成这一时期减贫速度下降，甚至贫困上升的主要原因。
    
    4   农村土地和金
       融制度的研究
    
    如果说农业劳动力剩余转移是度量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基本指标，那么市场开放就是衡量经济转型国家的基本指标。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国农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所以，的研究重点转移到要素市场的开放。
     1.土地市场研究。土地使用权稳定性、土地流转制度对农地资源的影响一直是农村经济改革与农地制度绩效评价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俞海和黄季焜等人通过建立土壤肥力变化的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因素模型，利用6省15县市180个样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2000年的土壤实验数据，结合同期这些样地所在生产小组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对地权稳定性、农户间非正式土地流转等对农地土壤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农户间非正式的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但对土壤短期肥力无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提高没有引起农地土壤肥力的损耗。
     土地调整导致的农民土地产权的不稳定，会不会影响农民对土地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土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投资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世界银行利用加纳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对Anloga地区农民的长期投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Was鄄sa地区农民的长期投资的影响却很小，Besley使用相同的数据并控制了土地产权的内生性问题后，却得出相反的结果，即更稳定的土地产权激励了Wassa地区而非Anloga地区的农民的长期投资。许庆、章元将长期投资划分为“与土地相连的长期投资”和“与土地不相连的长期投资”。前者包括道路、灌溉设施、排水设施、塑料大棚、修建田埂、水土保持、使用农家肥或进行土壤改良等投资。后者包括农用机械、生产工具、运输工具等。他们利用澳大利亚阿德雷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共同完成的中国农村居民谷物生产的五年（1993、1994、1995、1999和2000年）问卷调查建立的中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库”的面板数据，分别考察了“与土地相连的长期投资”和“与土地不相连的长期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土地调整对这两类长期投资的影响明显不同：“减人减地”使减地农户的“与土地不相连的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但对农户的“与土地相连的长期投资”没有影响；“增人增地”对增地农户的任何长期投资都没有影响。其结论是：影响农户长期投资力的重要因素可能不是土地制度，而是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非农就业机会、户籍制度等。
     2.金融市场研究。郭沛用宽口径和窄口径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给予估计，其结果是，以宽口径计算，农村非正规金融1997年~2000年间从2238亿元上升到2750亿元，以窄口径计算，非正规金融维持在2000亿元左右。2001年IFAD的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很多学者把现阶段农村金融供给难以适应农村金融需求，难以有效地发挥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作为民间借贷产生的原因。其实，民间借贷是早于正规金融的制度创新，也是孕育正规金融的母胎。很多研究表明，民间金融的借款回收率普遍高于同一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回收率。民间借贷这种缺乏法律保护的合约能得到有效执行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信息具有较强的公开性。由血亲、种族、地缘、宗教信仰等因素形成的小型社会里，信息的公开性大大节约了内生交易成本。第二，具有连带责任性质的“保证人”制度。保证人在合约中扮演着到期向借贷者讨要借款或替借贷者还款的角色。一个人的责任不但要由其本人承担，还要由与其相关的其他人员承担，这种制度起到了遏制道德风险、确保合约得到有效实施的作用。第三特别的合约执行方式。在不具备外部审计和外部风险分担机制的条件下，民间借贷有效地利用各种人类合约关系，形成自己独特的合约治理机制，化解了合约内生的风险。信息优势、连带责任制度和特别的合约执行方式构成的民间借贷合约的治理结构，保证了合约的有效性。向正规金融贷款的交易成本过高，则是民间借贷活跃并表现出高利率的重要原因。
    
    5  农村社区
       发展研究
    
    农村治理结构的改进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近几年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问题。这类研究的进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沈艳和姚洋运用调查中获得的1986年~2002年间8省48村和家庭的面板数据和固定影响模型，研究了村庄选举对收入分配的总效应和局部效应。结果表明，首届选举的总效应和局部效应是使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分别降低6.4%~8%和4.6%-6.5%。选举效应有滞后期。在选举当年到选举后两年，选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较小，而选举后的第3年~6年间，选举降低收入分配差异的作用变得非常显著。选举是一个学习过程，应该耐心地让村民有一到两个任期的时间来学习民主政治的运行。如果只观察首届选举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负面的结论。这个结果对正确认识和完善村庄选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罗仁福、张林秀、黄季焜等人利用具有代表性调查数据，分析村主任直接选举和农村税费改革对公共投资的影响，其结论是：村主任直接选举可以有效促进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增加。农村税费改革则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产生短期负面影响。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
     张林秀、罗仁福和刘承芳等人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除政策因素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村公共投资的重要因素。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农村公共投资活动相对较多。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由于本地公共投资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等作用较小，因此这部分村民就不太愿意对村里进行公共投资。从政策实施角度看，上级政府的公共投资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投资战略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差异。
     周黎安、陈烨运用我国7省591个县和县级市1999年至2002年的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进行系统而严格的实证研究。他们利用税费改革分地区逐步推进的特征，借鉴“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方法估计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影响。结果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正面影响，税费改革对样本期间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高达40%以上，而且该影响有一定的持续性。这些基本结论能够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党国英对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评价。他认为，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都有“原子化”的性质，组织的意义就在于使“原子”处于结构化状态中。所以，农民处于“原子化”状态，并不是村民委员会未能维护农民利益的原因。村民自治增强了农民的谈判力量，使乡镇干部们学会了让步，并从中得到了好处。推行村民自治，旨在引入现代政治制度，调整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政府在这方面越主动进展越顺当；反之亦然。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方面，充分竞争的选举是最基本环节，有了充分竞争的选举，公权力就会受到明显制约，以权谋私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同时要改造现存权力结构，把大量被公权控制的私权还给农民，并通过发育民间组织分流公权，监督公权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建立农民组织对保护农民利益具有积极意义，但它的关键是找到稳妥地提高农民组织程度的办法，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一纸命令。随着经济发展和乡镇居民点的扩大，农民的公共服务将转移到乡镇一级。所以，目前要做的不是撤消乡镇政府，而是尽快改变其运作方式。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问题是：官员公权过大，加剧人们对权力的追逐；村委会选举尚未形成普遍的竞选制度；精英阶层过于担心政治文明发育过程出问题。其实，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旧制度造成的社会不稳定，致使民主政治采取了激进的形式。我国在社会稳定的格局下完全有可能稳妥地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
    
    6  农业经济研究方法
    
    经济研究方法的改进旨在更好地实现均衡、优化、精准和简约目标。与此相对应，农业经济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均衡分析、优化分析，计量分析和空间分析四个方面。
     第一，基于均衡理论或局部均衡理论，构建农业政策与贸易分析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国际贸易政策、农业政策和技术的变化对全球、地区、国家乃至乡村农业发展、结构提升、贸易增长、福利与环境效应的影响。第二，基于优化理论、博弈论的农业微观反应与决策模型，研究不同政策、市场和资源禀赋条件下农场（农户）生产、消费的优化决策及经济福利的影响。第三，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和经过必要修正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开拓计量研究的新领域，使研究结果更加丰富、更加精准。第四，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使研究结论更加简约。
     近几年，农业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与经济自由化、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农业发展与政策、农业技术与效率、贫困与减贫战略、食品质量安全与供给安全、劳动就业与收入等问题上。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经济研究出现了几个显著的变化。第一，由单一的生产者视角转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双视角；第二，由单一的食品数量安全视角转为数量与质量的双视角；第三，由劳动力绝对剩余视角转为结构性剩余与结构性稀缺的双视角。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通过思辨提出新观点的学术传统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根据研究的特定问题提出假设、设计证实或证伪的分析框架，确定影响机制与因素（模型与变量）、利用调查获得的相对应的第一手数据得出研究结论的实证研究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农业经济学家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