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时，安徽正在进行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包产到户。这件事情发生在1978年秋天和1979年全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各地省委书记都有表态，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表态的时间并不早，但实际上却做得最好，就是因为他在安徽积极支持了“包产到户”。

　　首先实行“包产到户”的是安徽的肥西县。
　　1980年1月，我在合肥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马沛文打电话给我，让我对当地的“包产到户”进行调查，并说已通知安徽记者站的余仕昆和我一起调查。于是我就找了余仕昆。
　　我和余仕昆二人从合肥到了肥西县（该县离合肥市很近），主要在南山区。我们见到了区委书记（这位区委书记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很积极）。当时是冬天，地里的情况看不到。只能同当地的农村干部（区、公社、生产队干部）谈了话，也访问了几个农民家庭。
　　我们了解到当地实行“包产到户”的直接原因：1978年秋天，安徽省发生大旱灾，为了使秋种（种麦子）能顺利进行，各级干部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有的地方就采取了把生产队的土地直接包给农户种的办法。而这样做的地方，首先是肥西县。后来，肥西县搞“包产到户”被省委知道了，第一书记万里对此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万里：让他们试试。不就是一个县吗？如果减产了，我调全省的粮食来支援他们！
　　万里同志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历史上曾几次出现过这样的事，都被打了下去。从历史上说，最有名的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实行“责任田”那一次，主要负责人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因为推广“责任田”被罢了官。
　　万里于1978年秋冬到1979年在安徽遇到的情况，有些类似于曾希圣。但是，时代不同了。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就有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而万里又是一个很讲实事求是的人，他对当时安徽省肥西县出现的“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态度是：让他们试试。他甚至说，不就是一个县吗？如果减产了，我调全省的粮食来支援他们！
　　那么“试”的结果如何呢？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在1979年夏收取得了大丰收；到1979年秋收，又是一个大丰收。这就是说，“试”的结果是成功了。
　　这样，到了1980年初，万里就敢于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把“包产到户”的典型拿出来，在全省推广。我们到安徽调查，正是这个时候。
　　我们在肥西县看到的情况，知道“包产到户”的效果是很不错的。有的农民甚至要我们去看看他家所存的粮食，说去年（1979年）收的粮食，一年也吃不完。在有一处，我们看到几个农妇在做纳鞋底等针线活。当地生产队干部对我们说，要是在“大呼隆”时（“包产到户”前），她们还不在地里站着？在地里干活叫“站着”，可见那时劳动效率的低下。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是不同的。
　　当安徽省委推广“包产到户”的时候，在有的地方却采取了一种新的措施，他们不再“包产到户”，而是“包干到户”。而“包干到户”，是从“大包干”这种形式变化出来的。什么是“大包干”呢？原来在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同时（1978年秋到1979年），在凤阳等地方却在实行“大包干”到组。这“大包干”也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这种“大包干”的形式，就是把生产队的土地包给生产组。这种做法，是当时的中央文件（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允许的。
　　按照这种“大包干”的办法，收了粮食后，就采取一种比较简便的办法。用当地农民的话说是：“缴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俺们自己的。”他们还编了几句顺口溜说：“大包干，真简单，直来直去不拐弯。”显然，采用“大包干”这种办法，同“包产到户”的分配办法（交产再分配，超产奖励等）相比，要简单得多，在群众中实行起来也方便得多。
　　1980年初，安徽省委推广“包产到户”时，凤阳这些地方就不再搞“包产到户”，而搞起了“包干到户”。这个“包干到户”，显然比“包产到户”要简便得多，更易为农民所接受。后来中央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地方农民接受的也是“包干到户”。

　　为什么后来对最先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宣传得比较少呢？
　　这次（指粉碎“四人帮”以后）实行“包产到户”，最先是在肥西县。但是，为什么后来对肥西县宣传得比较少呢？这是因为当时的肥西县委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消极，甚至是反对。如在1979年，肥西县委曾发过指示，要求实现“包产到户”的公社、生产队把土地收回。当然，实际上是收不回。但发了这样的指示，就表明了县委的一种态度。
　　对于这种把包下去的土地往回收的主张，农民是坚决反对的。他们问：“我们多打粮食犯不犯法？”还有人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还要花外汇到国外去买粮食。现在我们自己把粮食种出来，卖给了国家，这有什么不好呢？”农民的这种态度，是相当有力的。
　　而凤阳等地，先是“大包干到组”，后来又是“包干到户”（1979年及以后），搞得有声有色，就在全国出了名。这也是后话。

　　这篇报道为什么没能写成？
　　我从安徽回到报社以后，曾在理论部的范围内，对我所了解到的“包产到户”的情况作了汇报。我汇报后，部里的同志有些议论，其中一位在会上说，“集体经济不能否定！”听他的口气，显然是不以为然。这种态度，显然同马沛文同志不一致。
　　当时，我虽采访了“包产到户”，并在部里作了汇报，但并未写成新闻稿，见诸报端。这是为什么呢？部里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是一方面的原因（这是直接的）。还有一个原因，我记得是：听说上面对“包产到户”有一个态度，就是不制止，不宣传。这个态度是谁的，当时也没有明确说，因此我也并不知道。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态度，我们要在报纸上公开宣传，就是不可能的了。当然，后来（上世纪80年代）有的地方记者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包产到户”（以及“包干到户”）的报道，这已经是比较晚了。

　　小平同志对“包产到户”是什么态度？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邓小平对“包产到户”是什么态度？在1962年7月，邓小平说：“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样能恢复农业生产》）他认为，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办法来。他还说：“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邓小平还指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邓小平引用“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就是为了论证“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同上）。（张义德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