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伤心街”与“麻痹街”的观察

——欠发达地区城镇贫富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反思

侯小琴

“富人区”与“贫民窟”这两个概念曾属于城市化地区大中型城市市民阶层居住区域的范畴，然而，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以及转型时期社会的变迁，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整体排斥产生了一批下岗失业人员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层，导致“富与穷”这两个阶层性的概念已渗透到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基层城镇，并形成了新的社会层次及其居住圈。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县级城镇规模小，部局大都是几条街道分布着商店，政府、学校、医院、邮局等行政事业单位散落在小城各处，居民与干群夹层居于小城之中，没有明显的阶层区域划分。而今，相对“富人”与相对“穷人”的社会层次的分化以及“富人”“穷人”怎样居住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城镇空间社会分局导致社会裂痕在基层城镇加深，形成了相对贫困的普通市民和干群之间的新的二元结构。笔者以下所描述的两条街道就是贫困地区基层城镇的社会空间分层的两个例子。

“商心街”与“麻痹街”的来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转型时期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层在基层城镇逐渐明晰，新的相对贫困和相对弱势群体主要有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体下岗的失业人员构成，其居住区域一般为原国有企业集体住宅区，本城镇老居民区，这个群体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由于制度或个人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政治方面不能有效表达和捍卫自身利益；由于现实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群体呈现聚居化趋势，形成了一个相对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地带。

在湖北省移民新县城巴东县信陵镇，老百姓对县城阶层区域划分用一段顺口溜来描述：“黄土坡人努力干（个体商人居住区域），白土坡人打麻将（下岗失业人员居住区域），西壤坡住的都是官（行政机关住宅区）”。

  若是深入老百姓所描述的这几个区域，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和风貌会呈现于眼前：在黄土坡小区，几公里长的街道全是嘈杂喧嚷的店铺，人们熙熙攘攘，为生计忙碌奔波；在白土坡小区，最有特色的是有一条三峡移民时所建的商业街，街上大都居住着被淹没的老县城的移民，这些移民在老城就是邻里街坊，原来多为国企职工，而今国企下岗职工占这个群体的相当大一部分，这条街上隔三差五户就有一家麻将馆，不少无职业者在这里打麻将来打发失业后的时光，一张麻将桌边除了参与玩牌的人外，还有三五个围观者，到双休期四周还不乏放假休息的孩子。居民自称商业街为“伤心街”；而在政府所在地西壤坡小区，干净整洁的大街、鲜花盛开的广场和穿行于街道的上班族所呈现的景象与其他的小区显得大相径庭。

无独有偶，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洲建始县城业州镇，有一条老巷子居住着本地居民，国企下岗人员和小个体商贩是这条老巷子的大部分主人，麻将馆与补皮鞋店铺这是小巷的主要经济实体，居住在这条街的人们戏称这条街为“麻皮街”，即“麻痹街”的偕音，意指这里的精神面貌散淡落后。

“伤心街”与“麻皮街”的生活

“麻皮街”上的居民不乏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一位改制国企的退休老职工养了两只小狗，他给两只小狗分别取名为“书记”和“县长”，以此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对年轻人来说，这里没有发展空间，节奏太慢，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容易消磨进取心，滋生惰性，有一部分中学毕业的青少年既不能上大学又不能就业进而成为这一阶层的新生代。

除了开麻将馆这一“主业”外，打零工、做饮食及日用品小本生意也是“伤心街”和“麻痹街”的重要经济支撑，东西在西家买打火机，西家在东家买酱油，如此的交换形式是这里小卖部的的主要交易内容，公务员涨公资了，老板们腰包鼓了，ＧＤＰ值增长了，这些外界的消息与这里的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尽管居民们也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和外面的世界，但电视与报纸上说的那些人那些事与自己遥不可及，对于正在进展的各种社会事务，这里的人们只是一个远远的旁观者，更谈不上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

在这里还产生了一种生活价值观：杜某是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姐姐、姐夫都是“麻痹街”上麻馆的常客，杜某告诉笔者，姐姐和姐夫带着3岁的侄儿给麻馆交上２０元钱，一家人一整天的生活都有了安排，夫妻俩轮番上阵打麻将，麻将馆提供中餐和晚餐，一家人不用做饭，打牌挣钱还管生活，自己觉得过得比杜某这种上班族快活。像这样的“麻痹街”另类的幸福指数标准并不只是少数个人的观点。

近年来，政府在解决下岗失业和困难群众生活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在“伤心街”和“麻痹街”，有一部分享受城市低保的群众，一位年近七旬的享受低保的老太太在拿到低保金后首先把柴米油盐买回家，然后把剩余的一点钱全拿来买烟抽，她告诉周围的人：“我以不吃菜，但要抽烟，抽烟可以解闷啊。”老太太家唯一的文化娱乐设施是一台破旧的彩电，是儿子用旧后留给他的。“电视里爱看的节目也不多，有些很无聊，我每天要靠抽烟解闷。”

一位在基层生活多年的新闻工作者在随政府部门领导探望“伤心街”的特困群众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面对这样的镜头我总是心酸：肩负领导职位的党员干部看望困难群众时会有带上相机的随从人员，甚至是邀请记者一同前行拍摄采访，用镜头纪录人间真情本无可厚非，然而当我看见面前的受助者对着镜头举起百元钞票时那种无奈和漠然的表情，我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别扭和酸楚，这样的镜头是究竟是纪录了人间的真情，还是在纪录作秀中滋长了一种贫困亚文化？”

欠发达地区城镇阶层分化的反思

以下是几则近年来关于国家贫困县城镇建设的的新闻报道：

    恩施日报讯：１２月２９日从全省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会议传出消息，建始县获得省政府授予的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楚天杯”荣誉称号。

    近年来，建始投入资金８０００多万元，对城市道路进行了整修、维护，城市街道变得宽敞明亮；编制完成了《建始县红土坪修建性详细规划》等近１０个规划，详细规划面积达５５０公顷；以综合治理为重点，改善城区人居环境，提高市民素质。

　　恩施日报讯：经4年多时间的建设，总投资8000多万元的咸丰南门商城建设工程日前全面完工。

 　　2002年5月，作为南门片区开发最核心的南门商城建设工程破土动工，迄今共完成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建成住宅800余套、商业门面400余间、休闲商贸广场1个、长200米宽30米的景观步行街1条、商业步行街4条，小区绿化及与之配套的市政设施也全面完成。

《陕西日报》讯：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的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全省８３个县（区、市）功能更加完善，环境更加优美，市政基础设施更加齐全。如今，随便走到一个县城，你会发现，县城的路灯亮了，马路宽了，楼房高了，通信快了，流水畅了，燃气通了，人们的住房面积也增大了。

只要留意国国内陆欠发达地区城镇建设方面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上下的确是真抓实干，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有“让城市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的口号和举措，在规划上，都有突出地方特色的路子，如“民俗风情城”、“港口贸易城”等特色规划。

然而，随着城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区域的划分，加上住房制度、土地供应、住宅市场、城市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贫困地区城镇社会阶层区域裂痕也在加深，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原来的居民区有的当上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的外出谋求发展，留下的一部分在守望着旧街巷，而新的城镇建设大多在旧街巷之外，形成了街角社会。这一部分留守人员有的从事着萧条的个体经营，有的是国企退休职工，有的是下岗人员，还有的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流于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之外，在这个群体居住的地方，除了麻将馆，没有其他的文化娱乐场所，也没有休闲广场。更令人深思的是，这种社会阶层居住的区域化加深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裂痕，不同背景下的各阶层之间不能有效沟通、互不理解，产生了干部群众之间的互不信任。

　　网络是一个有着充分言论自由的媒体，我们可以从中窥视城镇社会层次间的裂痕，多年来，贫困地区领导干部用公款铺张浪费的现象经常见诸于报端，但百姓能公开对此类现象发表评论的媒体平台只有网络，一位名为“绿色行者”的网友在博客上发表了主题为《餐桌上的浪费：摄于陕西某贫困县在型环保活动的餐会上》的图片引发了网友对现实不平的愤激和不满。而诸如此类的主题及评论在网上并不鲜见。

欠发达地区勤和贫困地区城镇阶层区域上的分化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社会的整合难度。并非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层都会伴随着各个结构要素的功能互补和耦合，都能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有些社会分化会造成冲突、降低社会整合性、压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我们的小城镇建设是否还要重蹈大都市“富人区”与“贫民窟”的复辙？新时期贫困地区小城镇建设能否促进城市阶层之间的和谐呢？

欠发达地区城镇社会空间的发展趋势

当前，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城镇尚没有形城规模的农民工群体，下岗失业人员群体是贫困地区城镇相对于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主要亚文化群体。由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市场往往供大于求，下岗失业群体在本地再就业比较困难，而这个群体又不具备年龄优势和知识技能优势，能外出就业的人员也十分有限，社会流动也不活跃。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城镇这一新兴的亚文化群体与其所处城镇的主流文化在社会空间融合上有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同化：主要表现在年轻一代中，部分青少在学校接受文化教育，与自身居住群体之外的青少年进行密切交往，向往并乐于接受主流文化。

二、分化：主要表现在中老年人群，文化程度低，再就业十分困难，对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能适应，回避与其所处城镇的主流文化交往。

三、 整合：即吸收城镇主流文化，社会层次之间相互渗透。就目前情形来看，由于居住和体制等原因，整合程度较低、速度慢。其主要整合力量表现为家庭与外界亲缘关系的交流与整合。

在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如果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心理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虽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打破平均主义和对效率目标的追求，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直到现在，在贫困地区城镇国有单位内部，工资的等级差异还是很小的。

社会分层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能够和谐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些摩擦、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一个社会要想能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就要建立阶级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机制以及社会分层秩序的稳定机制，而这些都要以对社会分层结构的了解和把握为基础。

欠发达地区城镇社会层次流动与整合

当前，政府对城镇下岗失业群体创业予以政策优惠和鼓励，如免收部分税费；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予以优先考虑，尽管这些措施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和公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当然，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人口规模、权力、财富和身望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城镇下岗失业员群体与社会的整体发展产生滞后甚至矛盾，需要更复杂、更精细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来协调群体层次的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必须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复制式社会流动减少，替代式社会流动明显加快，改变了过去同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的状况。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中，社会流动的增强，特别是普遍向上流动趋势的形成，具有化解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作用。

探索和创造一种让下岗失业群体能够向上社会流动的体制和空间是值得积极研究的。给人们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建立一种使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和诚信经营可以向上流动的机制，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希望。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不乏官商勾结、投机钻营、权钱交易的事实。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要改制度，改变政府部门掌管大量行政资源的现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利过度集中，加强人民监督，要消除体制障碍，营造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氛围。

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项重要原则，高高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原则的建立，是基于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的共同价值认同，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equality），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别的机会公平（equity），它是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救助和扶持弱势群体。

除了改革和推进利于和谐发展的体制外，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政府要在管理态度和方法上理解和尊重失业群体和困难群众，要有充分的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求。在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群体中，不乏原国企管理阶层和精英，要充分调动这部分人的影响力，以消除该群体对城镇主流文化的戒心和排斥。

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群体在过去主要依靠单位制进行社会整合，几乎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单位来管理。一个脱离了单位的人，似乎就是脱离了正常生活的人。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在非单位制的组织和社区里工作和生活，社区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逐步替代单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政府要完善失业群体所居住的区域的社区建设，为下岗失业群体提供情感支持、文化交流和知识技术等的能量供给。

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县（市）级城镇建设方兴未艾，这一级城镇建设的成功与否能事关乡一级集镇的建设，对周边乡镇的集镇建设具有辐射和影响作用。充分考虑贫富二元结构分层的现实，调节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当是政府部门及全社会共同关注并积极探索解决的一大课题。(侯小琴  中南民族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