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从接到采访任务要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城市发展历程的那一刻起，这个旋律就一直回荡于记者耳边。
　　这首《春天的故事》反映的是我国南部沿海经济特区——深圳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3万人口的小渔村，现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实际总人口数达到1200万，2007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这，只是我国改革三十年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城市化政策调整推动城市发展

　　1949年建国之初，我国90%的人口都在农村，到1978年城镇人口比例仍不足18%，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不到0.3%；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到200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接近45%，这还不包括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年均递增接近1%。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董黎明用数据向记者描述了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最直观变化。他同时指出，城市化政策是关键所在。
　　与城市化政策相关联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就是户籍制度。它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把人口划分为大体上相互隔绝的城市与农村两大类，生产要素流动断绝。除了上大学、参军等渠道外，农村人口几乎无法流入城镇。
　　吴象同志在与本刊总编辑卫建民的对谈中（见本刊2008年第4期《“阳关道”上三十年》）就指出，统购统销、公社化和户籍分开三条绳子把农民死死地绑在土地上，不能进城，不能打工。
　　除此之外，1962年的“62压”将已经进城的农民又大量下放回农村，“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一时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出现了逐年下降的现象。
　　这显然是违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一国的现代化，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在社会领域则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企业在地理上必然趋于集中，从业人员也必然在地理上聚集起来，由此形成城市化的过程。
　　进入80年代，城市化政策有所松动，城市打开了一道门缝，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粮食供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告诉记者，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使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民开始流动，但主要还是在小城镇就地消化。董黎明告诉记者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控制性”的流动，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内部消化，要农民“离土不离乡”。在董黎明看来，对于城市发展，真正的改革在于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
　　随着对外开放和城市改革的深入，扩大企业自主权，进行了城镇企业招工制度、城市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局部地区的劳动力需求趋于旺盛，农民开始有规模有组织地流动，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发展起来了。

　　冒进城市化问题值得关注

　　自从城市化被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并确定之后，城市化率甚至像GDP一样被当作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指标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设市城市个数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06年的656个，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以北京为例，董黎明告诉记者，进入本世纪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每年城市建设用地要消耗60平方公里，这相当于两个半澳门的面积。
　　在4月21日参加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告诉《中国发展观察》记者我国的城市化存在蔓延式发展和空间失控的问题。土地的城镇化太快，过去十年我国各类建设用地在高峰期每年几百万亩，占用的都是优质耕地。
　　董黎明也告诉记者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上世纪80年代采取的是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实践证明这是不正确的，而随后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不谈控制只谈发展，就目前的情况看，我们也需要进行反思。有些城市不考虑市场需求，大张旗鼓地进行开发区建设，再下达指标招商引资，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的开发区“挂羊头卖狗肉”，甚至有的开发区是借开发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政府偏离了自己的基本职能，也使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很多政绩工程。在发展的过程中忽略协调，拼资源、拼环境，导致环境恶化、资源低效利用。
　　同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忽略了人的因素。真正的城市化不仅仅是单个农民工或者劳动力进入城市，而是在城市建立家庭，和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牛凤瑞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并没有从家庭、社会的角度考虑推进城市化，而仅仅是从城市发展需要劳动力的角度思考城市化，做出城市化决策，形成了现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农民工在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诸多方面还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只是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没有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健康的城市化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因此，我们的城市化政策再次面临转型，要从量到质，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健康的城市化。
　　健康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协调的城市化，至少意味着人口聚集、经济非农化、城镇建设等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农民的非农化，没有非农化了的农民向城镇的集聚，不但浪费土地资源，破坏环境，而且丧失很多第三产业发展的机会。如果没有经济非农化，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却找不到工作，就会出现贫民窟，犯罪率上升及治安恶化等。如果只有城镇建设，盖了很多楼，结果却没有人去住，农民要么不去住，要么住不起。这些都不是健康的城市化。
　　对于健康的城市化发展，董黎明提出“度”的问题，要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合理安排大中小城市的布局，要避免侵犯农民利益，在这一过程中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关系、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陆大道指出中国需要循序渐进和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首先，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太快，每年0.5%-0.6%的城市化率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每年大约1000万人口进入城市，其中七八百万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建设人均占地必须实行低指标、高密度，因为我们的土地资源太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攀比美国，而要参考香港和日本，目前，香港包括码头人均占地35平方米，东京是78平方米，而北京是102平方米。
　　牛凤瑞重点提出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少走弯路，实现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中国的健康城市化发展需要环境的支撑，而环境保护也有赖于城市化，城市是未来环境保护的重心这主要是因为城市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规模化的需求。只有减少农村人口，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广大环境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发展服务业和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必须以城市为载体。
　　他同时呼吁，应该改革户籍制度，给农民以进城的自主选择权，给已经进城的农民以市民待遇，“农民工”这个词只是一个过渡称呼，我们应该努力使它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