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重视灾后重建的社会评估

唐  钧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大地震的救灾工作逐渐从现场救援转向灾后重建。谈到重建家园，我们可能立即会想到要进行环境评估和经济评估。从媒体发布的消息看，环境评估已见端倪。譬如北川县城迁移事宜已经摆上了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再如环境保护部近日也宣称彭州石化项目将重新评估。从媒体对中央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的报道看，在经济方面对灾后重建所需要的资金也已经有了初步的评估。

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社会评估这一概念还没有为中国社会所普遍接受，因此，在灾后重建的计划方案中，似乎也还不曾考虑社会评估的重要性。从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和社会学的立场看问题，社会评估其实是十分重要的：

其一，地震灾害所毁掉的是灾区人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家园”二字之所以让人难以割舍，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方土地上的自然风光和人工建筑，其深层的含义更包含着，一个人、一个家庭在这方土地上建立起来并赖以生存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也就是社会学中强调的“社区”，包括社区认同、社区意识和社会文化。所以，灾后重建必须以“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为基本的理念和思路，而“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更是十分重视社区居民的感受，在这里指的是受灾的灾民本身的感受，这是需要认真进行评估的，不能完全以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即使十分“科学”）来主导一切。建国以来历次水库移民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负面的例证，在社会领域，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一是“故土难离”的社区情结没有解开，二是在新的社区难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其二，新的城市和城镇规划其实也是需要进行社会评估的。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城市可被看成是由若干同心圆环所组成的，每个同心圆环又被分成若干分区。中心是内城区，由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和衰败的居住区混合组成。在这之外是旧城区，居住着从事稳定的体力劳动职业的工人。再向外是高收入群体居住的郊区。”这样的分布很有道理，因为城镇的第一功能就是让一方百姓讨生活。所以，没有小汽车代步的中低收入阶层应该住得离市中心更近一些，这便于他们就业和谋生；有车代步的高收入阶层则可以住到离市中心更远、环境则可能更好的地方。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反其道而行的，城市的胚子弄坏了，交通状况就越来越糟糕。

社会评估还会涉及到社会领域的其他方方面面，从社会政策理论的角度去考虑，包括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健康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资产拥有权，等等。从具体情况看，目前灾区的“三孤”问题，即孤老、孤残和孤儿的问题，是一个长期需要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问题。但现在对孤儿抚养和学校重建的热情很高，而对孤老和孤残问题的关注却很不够，这都是社会评估的重点。

最后，以当今官场的潜规则看，灾后重建是一大大的政绩。所以，可以担心的是，一旦“甩开膀子大干”，是否又会落入与灾区人民实际需要相背离甚至追求形式、好大喜功的老套套。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可以给我们提供反面的例子。因此，在恢复重建工作大规模展开以前，开展一次科学的社会评估，了解灾区与灾民的实际需要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必须要做的重要事情。

接受捐款必须规范

唐  钧

四川大地震揪起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救灾第一线抢险救人，于是，给受灾的同胞手足捐款就成为整个社会采取行动的最佳选择。报载，从地震灾害发生的5月12日至17日的短短5天中，社会上的捐款已经达到60多亿，5月18日的

但是，与此同时，媒体也揭露出一干试图发“国难财”的丧心病狂之徒趁火打劫的勾当：“部分红十字会官方网站遭非法入侵，不法分子篡改网站面向全社会发布抗震救灾募捐的专用账号，实施诈骗”；“一伙利用地震灾情以手机短信诈骗钱财的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

由此可见，社会募捐是需要规范的，尤其是在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善良的人们慷慨解囊的热心可能会使他们疏于防备（没想到这样的时刻还会有人图谋不轨）。所以，社会捐款的无序和混乱肯定不利于源于民间的社会行动的发展。

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捐款者都是很理智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在既定的时点和地点，社会上能够捐献出来的款项实际上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可以把它看作大致是一个定数。这样，捐款就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就会成为利益相关者追逐争取的对象。所以，在社会募捐这个“准市场”上，必须有严格的游戏规则，否则，“争取”就会变成“争夺”，甚至使捐款沦为“攫取”的对象。

从社会工作理论和国际经验看，开展社会募捐确实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行政乃至法律程序审批的。要是谁都拿个募捐箱上街“募”一把，非得把这个“准市场”给搅黄了不可。社会募捐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一，就是“诚信”。虽然劝募者和捐助者可能素不相识，但捐助者在作出捐献的决定时，无疑是绝对相信劝募者会把这些钱用到灾民身上。在这方面，如果出了纰漏，会给捐助者的善心相当大的打击，从而对以后再参与类似的社会行动带来心理障碍。从宏观来看，就会使本就有限的善款资源逐渐减少。

当然，在当今中国社会里，由于种种原因，有资格出面募捐的社会组织还太少。要做好社会募捐，就要方便捐助人捐款。中国的单位体制至今仍有其社会动员功能，因此，靠单位来进行劝募肯定是个不错的渠道。但是，这样在科层制架构中很正式地“劝募”，常常会被看成具有“强制”的色彩。如果仅仅以“筹募更多的资金”为目标，单位出面会很有效率；如果看得更长远、更深刻一点的话，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募捐，在社会上设立更多的经过批准的募捐点，让人们能够自由选择、自由捐助，无疑会增加公众参与社会行动的自觉性，这也许对构建和谐社会更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

更重要的是，社会捐款的去向的信息一定要透明。募捐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不要只是到头来给老百姓算一笔总账，只说明哪笔钱拨到了哪个省，最好能精确到哪个县、哪个乡（镇）、哪个村。要能精确到哪一户、派什么用场，当然更好。但是，无论如何，在受灾地区，最好能有这样经得起检查、监督的详细记录。

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专家委员会，能够参与将来灾后重建的财政拨款和慈善捐款，至少是后者的分配。并且给这个委员会一定的权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通过明察暗访，监督灾后重建款项的使用。

要强调的是，后面的这两条意见，也是“规范捐款”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