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经济》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世界性难题，10年后谁来为中国两亿民工养老》，这篇报道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但至今仍然被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忽略的大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迈进了“老龄化”的门槛，自此，中国的老年保障问题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普遍关注的热点。但是，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向正在误导我们，这就是，20多年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对包括老龄化问题在内的人口研究的影响，使我们的视线始终停留在人口的“自然增长”上，而对于另一个对老龄化问题影响极大的重要因素��社会流动造成的人口机械变动，却始终未入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们的法眼。

　　2003年末，去日本讲学，到四国岛的农村地区走了一趟。访问中，惊悉当地的人口老龄化已经到了30--40%的地步。这就是人口机械变动的结果，年青人都到东京等大都市“务工经商”去了。从日本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明天，因为日本曾经也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其实，2000年“五普”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因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当时的“常住人口”（不是“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城市，前者是7.35%，后者是6.30%。

　　这个数据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大城市，以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计算的老龄化程度已经到了20%上下，按国际经验，早就该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出现。2003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55万，占总户籍人口的18.98%；预计到2005年，上海老年人口的比例会在20%上下，即5个人中有1个老人；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约33％，即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市府计生委的官员忧虑道：“不考虑人口流动的因素，上海将变成一个‘白发城市’”。但是，至少在今天来看，这样的忧虑恐怕是多余的，也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现实。因为在上海市1752万常住居民中，户籍人口是1354万人，而外来人口是398万人，占总人口的23%。虽说这个“外来的”社会群体所占比重还不到四分之一，但基本上是青壮年劳动力，就是这将近400万的外来人口为本来有可能“垂垂老矣”的城市注进了青春的活力。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广东省的情况更可以乐观。前不久，广东省的媒体自豪地宣称，广东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在11000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7900万，而外来人口3100万，占28%。正因为这个原因，五普时，广东省的“老龄化”居然还没有达标。深圳市则更不用说了，将近600万常住人口中，有400多万是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差不多是70--80%。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以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天然的”区位优势，“老龄化问题”可能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且不说政府对此倍加关注（可以想见，在上海市计生委官员忧虑的背后，一定会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回应），就是由市场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解决一大块问题。

　　讲上海、广东的优势，是为了衬托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农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首先，当外来人口进入老年期时，因为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制度性的经济福利保障，他们的收入就会成为问题；其次，这个社会群体的下一代，进城讨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到现在这一代“外来人口”进入老年期时，如果回乡养老，子女在身边的概率可以说极低，他们生活照料和亲情抚慰更成问题；其三，上述问题其实所有的农民（不管他进城不进城）都会遭遇到；其四，迄今为止，他们的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进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视野。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城市职工”的养老问题还是一团乱麻；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外来人口的“劳动力”，当外来人口的青春和汗水被榨空之后，他们养老的问题却没有人愿意负责任，可能说得严重些，但现行政策的结果必然如此。

想一想未来几十年中，中西部地区实际上的老龄化程度达到30--40%时的情景，是否会令人不寒而栗。西部的两会代表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这确实是好事。但是，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还是枉然。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提出的“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将此种农村养老的“熊市”考虑在内的，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和政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