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学研究，同政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研究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进而控制社会的发展。从这一点出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同政府的行政力量相配合，才有可能转化为社会政策，改善社会生活状况。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术研究往往需要政府的资源如经费的支持方可进行，其结果是：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发展，即是一例。

如第三章第三节所述，北平社会调查所成立初期，侧重于劳动问题及工人生活的调查。1930年前后，开始清代经济史的研究。1932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在南京成立，隶属参谋本部，蒋介石自兼委员长，翁文灏为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陶孟和是委员会数十名委员之一。钱昌照既是陶孟和的连襟，又是该委员会的主要组织者。国防设计委员会罗致各方人才，对经济、交通运输、粮食、人口、自然资源以及外交、军事等进行研究设计。该会每月有10万银元充足的经费，其中的一部分用来资助几个研究所，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是其一。与国防设计委员会合作后，社会调查所侧重同国防有关的各部门所涉及的民族经济，如人口、粮食、地方财政、税制、货币、国民所得等问题的研究。抗战期间，社会调查所迁至四川宜宾李庄镇，不少研究人员先后离所参加政府工作，陶孟和多次派人潜入“孤岛”上海，搜集敌伪在沦陷区的经济金融情报，密寄后方，并具体建议财政部等做针锋相对的斗争。1[1]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各方面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从各方面搜集资料，陆续编制并估计战时中国物资损失及生命伤亡的情况，为战后会谈赔偿问题提供材料做准备。解放后，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社会调查所这方面的工作。2[2]

参与制定社会政策，并预测、控制社会的发展，这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普遍的愿望。20世纪30年代初期，许仕廉曾一度打算模仿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自1929年开始，在美国总统胡佛的提议下，美国政府与社会学者合作，组织了“社会变迁趋势研究委员会”，由奥格朋任主任，出版《社会变迁》年报，分析美国社会每年在技术、经济、人口结构、家庭生活、娱乐、都市化、教育等方面的变化趋势，进而制定社会发展计划。这份年报成为美国政府机构的标准参考书。3[3]许仕廉希望以类似的方式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1931年，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与派克、奥格朋等学者商讨如何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许氏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一份计划，建议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委员会，以统计方法记录并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实况。研究范围包括人口、农业经济、交通、商业、劳工、家族、礼俗、法律等方面。这项工作不但为政府进行建设及实施行政方针提供事实根据，还能改善统计方法，并且有助于大家以事实为依据讨论问题，形成理性的舆论。4[4]然而这一“社会发展”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社会学对政府发生影响的另一条途径，是社会学者在政府机构担任行政或顾问职务。许仕廉曾先后任职于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孙本文曾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景超在行政院、经济部等部门工作长达十多年。学者从政，尽管可以实际应用自己的学识，并推动学科的发展，但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往往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陈达曾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户政司司长，可是他上任不到几个月，便又返回清华教书。他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过不惯官场生活，也看不惯官场习气，平日也很少谈论政治。虽然他有时批评政府的人口政策或劳工法规，但那毕竟是在他的研究范围以内。“我真是一个道地的无党无派者”，他如是说。5[5]然而，要进行人口、劳工问题的研究，完全关在书斋中是不行的。陈达曾多次借助行政部门的力量，包括通过他的任省一级民政厅厅长、统计局长的几位学生，推动人口、劳工问题的调查。他也曾于1944年1月，蒙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电召，担任党政高级班教官，授社会调查一课，陈达：《浪迹十年》，456页。为的是让更多的官员了解并支持调查工作。

另一位社会学者吴文藻，原本准备在书房里，“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6[6]可是战争却把这个“书生”推出了书斋。自1940年底，吴文藻先后担任过多项职务，大多同他所感兴趣的民族问题密切相关。他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研究工作，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他还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边政学会常务理事。1943年，吴文藻参加“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考察印度的民族问题及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参加“西北建设考察团”，调查以新疆民族问题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1946年，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职责是了解美军总部对日管制的政策和实施执行的情况，并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战后重建的形势。7[7]此外，吴文藻还曾担任社会部的社会行政计划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教育委员会委员、海外华人协会研究部主任等职。8[8]

如果不是战争拖延那么久的话，吴文藻从未想过要到政府里做事，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在政府工作的好处。他可以接触有关国家事务的各个部门的各种机要文件。不进入这样一个机构，就不可能看到这么多东西，也不能了解全局的情况。他的工作主要涉及政府的三个部门，即社会部、教育部及蒙藏事务委员会，这些都同他的专业领域——社会学、民族问题、教育及科研管理有直接的关系。吴文藻始终将高等教育看做是自己毕生的事业，在他看来，大学对学生所进行的学术训练，是为他们将来服务于政府做准备的。而他本人在政府的工作经历，有助于他全面思考战后重建高等教育，特别是社会学与人文学科课程的改造，以及大学同社区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在政府里所建立的各种关系，对他以后重返学术工作也有好处。尤其是对于燕京大学，他寄予殷切的期望，并说：“我很赞同司徒雷登博士的理想，那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把燕京建成一个国际合作的中心。……我期望见到燕京成为远东民主理想的要塞。”9[9]

社会学同政府行政工作真正有系统地配合，始于1940年社会部的成立，这次合作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先后开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当政时期，实行著名的“新政”，目的是以政府的力量，限制或规范私人经济，发展各项社会福利，以改善下层人民的生活。中国有句古语讲：“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社会救济的理想。然而在现实中，有限的救济多由家族或行会承担，并未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中国成立社会部，旨在模仿西方工业国家，以行政的力量有计划有系统地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社会部具体的工作包括制定社会政策、建立社会行政体制、推广社会服务、培植社会工作人才。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者的积极参与，这对于抗战中处境困难的社会学界，无疑是一极大的激励，并且把社会学界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推向了高潮。社会学者参与社会部的工作，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社会部邀请社会学者参加各种社会行政和计划会议，协助制定各项社会政策。社会部曾设立社会行政计划委员会，聘请多位社会学者参加，先后确立了劳工、儿童福利、社会救济、合作事业、社会保险等政策；并制定了社会安全实施纲要。10[10]

第二，培养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人才。社会行政系统的设置自上而下，中央有社会部，各省有社会处，各市有社会局或社会科，各县有社会科，这些机构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在抗战前，各大学中惟燕京与沪江两校早期即设社会事业或社会行政的课程。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是一社会服务机关，作为社会学系学生实习社会工作之地。燕京大学一向与北平协和医学院社会服务部合作，该部主任即担任燕大社会行政课程的教授，同时燕大学生可往协和医学院实习。1944年秋，教育部召开大学课程修订会议，批准在社会学系内增设社会行政组，主修社会学的本科生因此而增多。11[11]

第三，高校社会学系受社会部资助，增强教学和科研力量，并承担研究课题。例如社会部曾多次以经费补助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国情普查所。20世纪40年代初，陈达拟定了一份清华社会学系同社会部合作的计划，题目为“战后社会建设之初步研究”，包括人口品质、农民生活、市政工人生活、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方面。研究工作自1943年1月起，计划三年完成，由社会部提供经费，由社会学系教师承担科研任务。具体工作分工如下：李景汉负责昆明市的研究，吴泽霖负责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陈达负责选县社会行政的研究。陈达在昆明县、昆阳县及呈贡县的范围内，考察了社会行政与社会福利、农民生活、合作事业、劳工事业等问题，写出了一份462页的报告。12[12]

第四，社会学者撰写有关社会行政、社会事业、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著作。自1902年起到1948年止，中国共出版了316部社会学著作，其中有25本是有关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方面的。在这25本书中，有21本是在1941—1948年间出版的（根据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书后附录《中国社会学重要文献分类简表》统计）。

第五，1944年，由社会部资助，社会部与中国社会学社合作，出版了《社会建设》月刊，主编为孙本文。当时知名的社会学者均被聘为编辑委员。该刊着重探讨有关社会行政、育幼事业、残疾教养、劳工救济等问题。其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各国推行社会福利的成败经验。例如，《社会建设》第1卷第6期（1948年10月）专门刊发了一组文章，介绍德、英、美等国所推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这些文章的内容，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六，社会部成立之后，社会学者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行政、服务及调查工作。燕大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张鸿钧，曾先后担任社会部社会工作司及调查与计划司司长。13[13]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曾协助南京市社会局抽查贫户及举办食米发给配购证等工作。14[14]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陈仁炳负责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并于1947年主持进行了一个上海儿童福利的调查。他通过调查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开展社会福利事业要以社区为单位，二是社会调查可以为社会工作或事业的计划及改进提供参考。15[15]

然而，在一片战乱中办理投资大而收效慢的社会福利事业，谈何容易。言心哲曾谈到自己的切身体会。他于1937—1945年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及教授，并兼任社会部社会行政计划委员会委员、人口研究会委员、重庆实验救济院院长。重庆实验救济院是社会行政工作的一部分，设在重庆市长江南岸土桥苦竹坝，分设产科医院、幼儿园、残废所、习艺所与安老所。当时收容的共有男女六百余人，规模不小，各所都有单独的房屋及各种设备。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其经营可谓困难重重，最感棘手的是粮食问题，言心哲接任的头几天，晚上需要的粮食，早晨还不知道在哪里。加上各种人事纷争，不久他只好辞职。1948年，言心哲担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主办的《儿童与社会》杂志的编辑，该刊经费由上海救济总署提供，撰稿人有陈达、费孝通等社会学家，但由于物价飞涨，只出了四期就停刊了。16[16]

社会学者们是如何看待社会学与社会行政或社会事业的关系呢？他们对于在中国推动社会行政的看法又如何？在这类问题上，他们大多数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科学，而社会行政是一种技术。社会学是社会行政的理论基础，而社会行政是社会学的应用领域。社会行政是人本主义的行政，古人说“仁者人也”，所以社会行政也可称之为“人政”或“仁政”，其他各种行政设施多在于“物”而少在于人，即使在于人亦仅顾及于人的一部分或一方面。他们主张：“社会行政应根据整个人与社会各部分，各方面之需要，与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项行政设施联锁调整，以谋人的整个生活，与整个社会福利之完满实现，而社会行政之特殊使命始告完满达成。”吴文藻等：《我们对于社会行政的意见》，载孙本文等：《社会行政概论》，4页，中华文化服务社印行，1941年初版，1944年再版。社会学者应担当时代的使命，借鉴各国的经验，研究中国的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造就社会行政人才，尽量为社会事业及社会行政机关服务。17[17]

社会学者虽然积极参与社会行政工作，但他们同时以非常实际的观点，阐明应如何在中国开展社会事业或社会行政。陈达提出了五条极有价值的建议：一、比较中西差别，建立真正适合中国的体制与政策。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保障是由家族提供的。工业化之后，个人逐渐脱离大家庭的生活，进入工厂成为劳工，其工作、生活中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如伤残、失业及年老体衰等，成为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以行政力量加以解决。欧美各工业国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推动社会行政工作。比较而言，中国社会仍以农业为主，工业化刚刚起步，家庭的力量强大，因此，在中国推行社会行政，既要使政府承担起责任来，又应充分利用中国家族成员间互助的传统，发挥他们的作用。二、社会行政的原则，一方面是要提供福利与救济，另一方面要培养人格，使之成为有用的公民，即要避免以救济培养“寄生虫”。三、为求施行的方便及有效起见，社会行政的范围暂时不能推广过大，应先从立法入手，其主要的工作应在工厂法、工会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等法律范围内，以及抗战期间的有关各种紧急措施如非常时期农工商矿管制办法等。四、必须充实社会部内部的组织，社会部与中央其他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社会行政部门之间，权职要清楚。五、社会行政与社会学界应密切合作，社会学应研究各种实施中的问题。18[18]

吴景超则从经济的角度，更为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福利事业是一种花钱很多的工作，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有大的发展。他引述一份材料说明，1937年英国在教育、公共医院、贫穷救济、住宅改良、鳏寡恤金、健康保险及失业保险等七项社会福利事业上共花费的钱，相当于中国战前财政预算的五倍。中国过去用在社会福利事业上面的钱很少，不是不愿意，也不是不知道重要，而是无能力。国家生产的首要任务是维持人民的生活，别的无从谈起。社会财富在维持了最低生活程度之后如有剩余，应当用在哪里，大可斟酌。吴景超认为，经济建设是建国的基本工作，而经济建设是需要投资很大的事业。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恐怕不能有很大的进展，因为它只能配合经济建设的速度前进。经济建设向前一步，社会的剩余财富增加一分，社会福利事业也可多办一点。假如经济建设事业还没有发展，却要大规模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结果则导致社会福利事业因无充足的经费来支持，一定会半途夭折。19[19]

社会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兴办社会事业或社会行政所提的建议，如借鉴各国经验，兼顾中国的国情民俗；防治与救治并重，从社会救济发展到社会保险，进而到完善的社会安全体制；发展经济，积累社会财富，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依靠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合作等，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1]郑友揆： 《高尚的品德，开阔的胸襟——忆陶孟和先生的业绩》，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辑，28~30页。

2[2]巫宝三： 《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期，38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1995。

3[3]参见Howard W. Odum, American Sociology; The Story of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1950, N. Y.: Greenwood Press, 1969. p24.

4[4]许仕廉： 《再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载《大公报·社会问题》，第2期，1933年3月4日；《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与国家建设》，载《大公报·社会问题》，第3期，1933年3月18日。

5[5]全慰天： 《记陈达教授》，载《观察》，第2卷第8期，19页，1947年4月19日。

6[6]冰心： 《我的老伴——吴文藻》，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6页。

7[7]吴文藻： 《吴文藻自传》，载《晋阳学刊》，50~51页。

8[8] Letter from Wu Wen\|tsao to Dr. Balfour, Aug. 26, 1942.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9[9] Letter from Wu Wen\|tsao to Dr. M.C. Balfour （RF, Manila, Philippines） May 22, 1941; Letter from Wu Wen\|tsao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Nanking to Roger F. Evans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pril 29, 1946.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10[10]谷正刚：《中国社会行政的过去与现在——中国社会学社二十周年纪念会讲词》，载《社会建设》，第1卷第7期，1~3页，1948年11月。

11[11]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173、218~219页。

12[12]《战后社会建设之初步研究：计划大纲草案》，清华大学档案馆；陈达： 《浪迹十年》，449~450页。

13[13] Letter from Hung\|chun Chang to Professor. S. M. Gunn(Vice President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March 9, 1943. RAC.

14[14] 《社会学界消息——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半年来的社会服务》，载《社会建设》，第1卷3号，65页，1948年7月。

15[15]陈仁炳：《社会调查与社会事业之关连》，载《社会建设》，第1卷第8期，1~5页，1948年12月。

16[16]言心哲：《言心哲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4期，74~75页。

17[17]孙本文：《社会学与社会行政》，载《社会建设》，第1卷第1期，9~10页，1944年7月。

18[18]陈达： 《我国社会行政的主要问题》，载《社会建设》，第1卷第1期，12~14页，1944年7月。

19[19]吴景超：《经济建设与社会福利事业》，载《社会建设》，第1卷第1期，46~47页，194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