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于19世纪末从西方导入，完全是由外在的社会因素和内在的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二者结合而促成的。它的导入，既是对西方挑战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学术上的回应和互动，也是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和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需求及必然结果。在进入21世纪之纪，追溯社会学百年发展背景及其发展趋势，展示中国学者百年的理想追求，这对21世纪社会学学科建设也许还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认识意义。

        关键词：社会学  本土化   回顾  展望

一、    社会学传入中国的背景：

1、社会学传入的时代背景：

   自宋代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出现了难以遏止的日渐衰落，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都远远的落后于其它国家，特别是到清朝末期，西方列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大举入侵，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国门。两次甲午战争的失败与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败北，以及战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的狂潮，使中国人民保受丧权辱国之苦，同时内忧不断，清朝的腐败统治使国内人民苦不堪言，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前现代社会自己自足的停滞型的经济制度和超稳定型的政治体制被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体系所替代，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不断进入中国，此时先进的中国人也在不断的反思和摸索，有不少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向西方学习，从排斥西方到学习西方，从盲目尊大到自我反思，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严峻的现实要求中国人不得不关注社会的运行规律和发展状况，这些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为社会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社会的科学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

2、社会学产生的思想背景：

“近代中国所受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是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改造落后的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的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的传统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的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①然而，上述结论是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摸索后才得出来的，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就开始向西方学习，很多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他们开始将眼光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投向西方的现代技术和文化。民族英雄林则徐是最早“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著名口号，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从而达到抵抗西方列强的目的，继林则徐之后，一大批的思想家和先进思想涌现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如魏源，徐继畲等，魏源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以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林则徐提出“师敌长技以制敌”相比更具有进步意义。徐继畲在其足以让国人振聋发聩的著作《瀛环志略》详细的介绍了西方国家的相关情况，进一步勾画了西洋物质文明的精妙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瀛环志略》所记载的西方社会新秩序从本质意义上指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随着向西方学习的声音越来越大，一方面清政府出于为维护自己统治考虑一场声势浩大的官方改革性质的“洋务运动”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高潮，历史的看，“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在思想上，“洋务运动”中提倡办西学，改革中国旧的教育形式，对西方文化的引进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姿态，这对当时普遍守旧的中国人思想无疑是极大的解放，很多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西方的科学眼光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最根本的是对旧的中国社会思想和体制进行变革，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虽然变法失败，但是维新图强的思想依然势不可挡②。正是在这些思想背景的酝酿下，作为西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揭示社会运行和变迁的规律性的科学——社会学传到了中国，作为先进中国人的思想武器之一。

 二、    社会学的传入阶段：

1、群学和社会学之争：

   19世纪末维新派知识分子在为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活动中，首先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到中国，由于揭示社会运行和变迁的规律性的科学的社会学正好适应了维新派人士鼓吹社会改良的迫切需要，于是它成为该派知识分子加以介绍和引进的首选目标。

   关于社会学向中国的传入、起于何时、由何人首先传入，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刘绪贻在其《社会学及其在我国的发展》一文中指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第一次把群学与政治原理学等并列为课程，群学即社会学。”杨雅彬也指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中，社会学被列入教学内容之一。③”其他的一些学者也认定了这种观点。

   另外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同意把康有为于长兴学舍所列的“群学”作为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的标志，丁乙在《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一文中在对康有为所授“群学”及与之类似的谭嗣同所著《仁学》一书中所讲的“社会学及梁启超《说群自序》中所谈及的“群学”等史实做详尽考证后提出，戊戌变法时期，康氏等人“确有他们一套‘群学’理论，也确实在社会学上广泛宣传这套理论。可是，与其说这是初传中国的西方社会学，毋宁说这只是康梁谭他们自己的“群学”。④因为从其群学和西方社会学相比，不仅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其理论始终停留在驳杂而肤浅的程度上，并没有对该学科做到真正的精通。韩明谟在起〈中国社会学史〉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康梁所讲的“群学”，就是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基

础上，如何管理、教育、组织群众之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由上可

见，把康梁谭中的任何一人作为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人都有失偏颇，但是不可否认，康梁谭等人对社会学的传入都起到积极、启蒙的作用，为该学科的进入奠定了初步基础，对以后的学者产生了很到的影响，无论群学是不是社会学，至少有一点，群学的提出肯定受到社会学的影响。

2、传入阶段代表人物：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严复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社会学的先驱者。初名传初，又名宗光，字几道、又陵。生于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1854年1月8日），卒于1921年10月27日。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1866年入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1877年去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历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等职。1906年任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校长，数月后辞职。1908年任审定名词馆总纂及资政院议员。辛亥革命以后，一度任北京大学校长。著作编入《侯官严氏丛刻》及《严几道诗文抄》。译著主要有：T.H.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A.斯密的《原富》(1902)、H.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J.S.密尔(又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与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C.de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穆勒名学》(1905)、W.S.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9)等，这些译著均已收入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为传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第一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的社会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开创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阶段。他所传播和介绍的进化论和社会学对后世影响较深。他虽未建立自己的社会学体系，且深受斯宾塞的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却有独特的社会思想体系。严复社会思想的中心问题是社会改革论，要求自强保种，变法维新，实现自由与民主。社会起源论与社会进化论则是他的社会改革论的理论基础。他继承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社会犹如生物有机体，功能完全相似，物竞天择的原则是人类保存自己的必要条件；提出中国只有从落后变为先进，抵御外侮，加强团结，进行改革，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局面；改革应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他认为西方文明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自由与民主。西方国家的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表现，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自由就是各个人的自主，互不侵损；个人是社会的单位，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乃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进化遂归结为人各自强。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到达变法以图强，实现自由民主的必由之路。他还主张扭转中国的多妻制、早婚和媒妁的婚姻等，否则会造成“谬种流传，代复一代”的恶性循环。他进而提出强国不在人多而在强种的观点，认为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即“开民智”乃是“富强之原”。严复的社会改革论虽然掺杂着斯宾塞的“群俗可移，期之以渐”的渐进思想，并在他的后期政治上日趋保守，否定了自己先前提出的社会思想，但他前期提出的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社会思想，在中国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严复之为社会学传入中国第一人，已为社会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而，他所用的“群学”译名和“社会学”原名毕竟稍有所异，正式使用确切意义上的中文“社会学”三字，并系统的译介西方社会学理论专著者，学术

界一般认为始自章太炎。⑤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字枚叔，后该名绛，太炎是他的别名。后以别名著称。他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崇尚改良主义。后与改良主义决裂，公开反清，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晚年脱离政治运动，著书讲学，1936年于苏州病势。　章太炎早年信奉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所著《訄书》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社会学思想。章太炎译述的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是中国最早全文翻译出版的社会学著作。该书介绍了英国社会学家几斯宾塞和美国社会学家F．H．吉丁斯的学说，对社会有机体论的弊端有所校正，阐发了吉丁斯同类意识学说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并提倡既重视“臧往”又重视“知来”的进化论观点。

章太炎一生著书颇丰。他于1902年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被认为是国人始用“社会学”正式译名翻译出版的外国社会学著作的第一部，严复所译斯宾塞著《群学肄言》虽早于张氏，但因直到1903年才出版，章氏译《社会学》早他一年，故作上述论断似无不当，然正式使用中文“社会学”一词译介西方社会学的是否是章氏，学术界尚寸异议。但是他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有两个人不能不提到，那就陈独秀和李大钊，和章氏和严氏不同的是，他们所传播的西方社会学思想侧重于社会意识形态，即后来成为中国主导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十月革命以前，陈独秀等人进行的反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早期新文化运动，解放了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在客观上准备了思想条件。陈独秀1915年于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更名为《新青年》，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五、六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指出这三个部分之间“都有不可分的关系”。李大钊除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外，自己又主编了《晨报》副刊，并于《晨报》副刊创办《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摘译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最早译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和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社会学早期在中国的发展。

自从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社会学研究机构，社会学作为一们独立课程在中国学校中也不多见。在中国最早建立社会学专业教育的是西方的教会大学，西方教会大学是西方列强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活动不断深入的结果，其办学目的和宗旨无疑是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据孙本问先生在其《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提到最早拟

设置社会学课程的可能为京师法政学堂，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凑定。京师法政学堂章程中，正科政治门第一学年课程表内，安排有社会学二学时。这大概是中国最早开设的社会学课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内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风气日盛，加上此时前期大批留学欧美日的学者大批回国，大大推动了高校社会学系的建设。1912年厦门大学建立历史社会学系，由徐声金任系主任。继此以后燕京，复旦大学，清化大学都相继开设了社会学系，据孙本文先生统计，至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各大学设立有独立的社会学系有11所，与历史学系合设者2所，与政治学系合设者2所，与人类学系合设者一所，共16所。⑥

 早期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一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翻译和引进，即理论社会学研究，这主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因为在当时社会学理论很匮乏，而中国又没有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如潘光旦、孙本文、黄凌霜等在社会学理论构建和研究方面都很有成就。在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学者开始更多的是把眼光从理论转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上，在这期间出现了很多社会学学术流派，其中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主要从事中国乡村发展研究的乡村建设学派和孙本问为代表的综合学派最为有影响力。乡村建设学派有时称“农村建设”或“乡治”、“村治”，称谓虽有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有关农村社会的改良的而言，乡村建设学派对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各自都进行了理论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比较系统的看法，如梁漱溟提出了“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他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当时的东西文化不是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上，而是体现了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路向、他把文化依次分为三个路向：第一路向是西方文化，第二路向是中国文化，第三文化是印度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高出西洋文化，而印度文化有超出中国文化。梁漱溟由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对中国社会组织的探讨，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文化，要以其社会组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实据文化最重要部分。通过对文化的探讨，乡村建设学派从社会学的眼光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其最大的贡献是组织了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及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最为有名，对全国的乡村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和以实地调查实验为主的乡村建设学派不同的是，综合学派是学院派社会学的主流。其代表人物是孙本文，和乡村建设学派相比，综合学派在早期中国社会学中更具有正宗性，综合学派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上现象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因此必须从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这一研究取向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取向，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等社会学大师及现代西方社会学的一些代表性人物都秉持上述观点。由于教育背景的关系，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深受美国社会学的文化学派及心理学派的影响，在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索时，孙本文认为要先从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入手，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就是社会行为，在其著作《社会学原理》中对社会行为作了详尽的阐述，认为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种种行为，也就是二人以上的交互与共同行为。⑦孙本文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索，自始至终体现着他有关社会研究的综合观点，在他看来，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包括地境的、生物的、心理的及文化的因素等不同方面。在早期的社会学学派中还有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等，其影响力不及乡村建设学派和综合学派，在此就不加赘叙。

四、社会学的取消与恢复、重建：

作为一门西方泊来的学科，中国的社会学者对社会学本土化进行不懈的努力，但是受早期意识形态的局限影响，社会学的改造与重建困难重重，1949年11月，新成立的国家教育部即在北京召开集华北区及京津十九所高校负责人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对高等院校进行坚决的和有步骤地改造的方针，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1952年起，高等院系调整工作前面开始进行。到年底，全国3/4的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国高校有社会学系20个，另有与社会学相关的家政系5个。经过这次院系调整，只保留里中山大学及云南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其他的社会学系及相关学系都被取消了。1953年，教育部对高校院系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也被列入别的专业。至此，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在高等学校中就被完全停止了⑧，到反右运动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学似乎有了恢复和重建的可能性，1957年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发表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陈达、吴景超等著名社会学家也在政协会议上，在京沪等地各大报刊上发表了有关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的意见，其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有关主管部门也陆续的召开会议征求意见，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杂志社正式邀请在京的部分原社会学者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座谈，座谈内容在刊发表。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6月，反右运动突然降临，有关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的意见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一部分而受到批判，不少原社会学者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学术问题与政治界限被混淆，至此以后产达20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的进程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下近两年工作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由思想理论界发起继而迅速延至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展开。同年十二月，中共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事实求实的思想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以1979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为标志，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开始医治在思潮影响下的累累创伤，步入健康发展的轨迹。1979年春节期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主持中共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同志约见费孝通先生，谈及在中国尽快恢复社会学的事宜，并委托他召集在北京的过去从事过社会学的同志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关于恢复社会学的意见。经过反复多次座谈，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国的社会学，1979年3月15日—18日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16日上午胡乔木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代表中共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社会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的口号，社会学在中国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79年3月15日由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央的支持下，这次会议为打入冷宫将近30年的社会学平反，恢复了名誉。至此以后中国社会学开始蓬勃发展。1980年4月，原

 复旦大学分校（既后来的上海交大文学院）将政治系改为社会学系，这是我国恢复与重建社会学以来高校成立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到1996年我国高校已成立了25个社会学系列（专业）⑨。社会学专业课程设置不断完善，社会学相关书目和刊物不断增多，社会学研究机构也在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至“九.五”初，我国已有社会学这类的群众学术团体近40个，有社会学研究所35个，全国以有一支由3000名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人员组成的专业队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人员约660人⑩。社会学研究方向不断拓宽，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社会学研究进程不断加快，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层出不穷，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不断涌现，社会学学科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社会学已日益同国际社会学接轨。

五、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发展展望

1、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一步加强：

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因次中国社会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使其本土化，所谓社会学本土化，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求社会学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能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和西方世界不同的时，中国社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并以其为发展方向，所以社会学本土化首先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我们要从社会主导思想中领会社会生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要掌握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论述，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21世纪，中国社会处于高速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使命就是要在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际，去调查、去研究、去概况、去总结、同时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外国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吸取中西文化中的精髓，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2、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趋势不可扭转：

21实际是一个开放的世纪，国际交流不断增多，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是不可分离的，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趋势也不断增强，同世界的社会学发展也变得息息相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国家，中国的社会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以成为世界社会学的重要一支，具有与国际社会学对话的能力和地位，从宏观意义上讲，社会学研究的终极问题和方向是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从全人类实践的高度从而可以更准确的解释中国社会的建构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一体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具有世界意义，同样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离不开对整个世界的研究，世界一体化进程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如环境问题、贫困问题、疾病问题、东西问题、南北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需要各国间的合作和交流。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在的加速转型过程中，中国和国际的关系随着发展会进一步紧密，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过程也因此而加速，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

3、中国社会学的综合化将成必然：

   社会学科的最终发展趋势是不断综合，学科间的界限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模糊，这种趋势以在社会学科发展中得到验证。社会学科的综合化趋势表现在：一、社会学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经验的借鉴和吸收，学科交叉性不断增强，从而不断的产生新的分支学科。二是学科内部流派的融会贯通，虽然社会学分支学科越来越多，但是社会学课最根本的研究落脚点还是人和社会。三是科学精神和人为精神交汇融合。⑾以上社会学科的学科趋势同样适合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社会学的学术实践日益深广，各种社会学理论将会更加迅速的暴露出他们的缺点和优势，社会学对象的相互联系更加清楚，中国社会的迅速全面发展都要求并促进社会学及时提供全面正确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更加有利于中国社会学的综合化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为社会学的综合花提供了条件，现代化的交流技术大大缩小了信息沟通的时空界限，从饿日有利于各社会学理论流派之间的交流，同时社会的高速发展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也为其发展提高了强大的物质和技术保障。因此中国社会学综合化趋势将成必然。

4、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上升：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化和科学化水平仍有待提高，但随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国际化和综合化的发展，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化和科学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21世纪，随着我国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理论的够建和对现实的探究将进一步深入，加之我国对学术知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中国的社会学的成熟化、科学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社会学学科规范性进一步加强，展望21世纪，中国学术界一片繁花似锦，百家争鸣现象令人振奋。我们坚信在社会学界的一同努力下，中国的社会学将会迈向更加灿烂的春天。

注释：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