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广大农村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加速了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也催生了农村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复杂化。与此相对的是，农村问题不仅没有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反而被不同程度地忘却和遮蔽，这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景观。依循历史的尺度和伦理的尺度这两个维度，检视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回应和关注点的变迁，从中剖析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面相，不失为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有效尝试。
关键词：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现代性；三农
自晚清以来，广大农村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以来，西方工业文明所裹挟的现代性因子迅速膨胀、无孔不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更是引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从梁漱溟、晏阳初直到新一代社会学家，都把农村问题看作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根本问题，并为此付出了种种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先后形成了两次农村问题研究高潮，第一次出现于20 世纪的30～40 年代，第二次则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后。但是，在当代文化讨论中，农村问题并没有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甚至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和遮蔽了。一些常年从事乡村调研工作的学者时常感叹，他们的工作未能得到知识界的关注，这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景观。
1978 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多重意义上的分水岭。是年，安徽小岗村农民用一张带有“红色手印”的文书，悄悄拉开了一场壮阔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揭开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序幕，历史性地启动了古老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正是在这意义上，1978 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实可视为“中国现代性”之真正历史出场。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中期，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新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分期概念及独特的话语模式，从它出现时起，就与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焦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现代化的态度总体上表现出一种迷茫、焦虑和困惑的交融。最先敏感地洞察到并深情书写这一时期农村巨大变迁的知识分子，当推一大批“农村改革小说”作家，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总体乐观氛围下，描绘了农村改革以后现代化最初的场景。
一
在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前期，现代化几乎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它以乌托邦的美好幻象激荡着国人的奋斗热情。“农村改革小说”更是明确地表露出对现代化的强烈期盼和憧憬。作为80 年代前期知识界的主流话语，知识分子在“改革文学”的叙事中四处流溢着对农村现代化的渴望、焦灼和难以抑制的乐观自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的思想状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随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场变革造就了一大批关注农村生活而又成就卓著的作家。周克芹、古华、高晓声、刘绍棠、路遥、张贤亮等一大批作家纷纷崛起，他们大多以知识精英的身份关注现实的农村世界，热忱描写自己熟悉的家园和土地，记录农民的心路嬗变，创作出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陈奂生上城》、《蒲柳人家》、《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之作。其思路主要继承了五四“精神启蒙”的传统，对农村的反思与审视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实用功利色彩。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作家高晓声，几乎是与农村改革同步，他的作品迅速地将农民生活的变化反映出来。他在1979 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主人公连续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后被结集出版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作品在历史发展的纵深度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了系统剖析。对于高晓声来说，乡村是现实的栖居地，土地是其精神资源的源泉。当《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等小说揭示了农民的辛酸和痛苦时，似乎也是把主要的意义所指放在有关农村政策上面。民众的生活场景转化为故事，是为了说明作家关于社会理想和现实批评的证据。“
《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 年，是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小说通过主人公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描写他微妙的心理变化，生动地刻画出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农民的精神状态，虽然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负而步履维艰，却终于迈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这里的陈奂生已经摘掉了”漏斗户主“的帽子，”屯里有米，橱里有衣“，空时还可以进城卖农副产品。形象地概括了农村现实生活发生的可喜变化，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真实的好处，也焕发了农村的勃勃生机。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开始渴望精神生活，希望”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以此来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坐了一次县委书记的汽车，住了一次五元钱一夜的招待所，便觉得今后”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于是”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
作家对陈奂生既抱有深切的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这种陈奂生式的精神满足与鲁迅笔下的阿Q 似乎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带给人们的也只能是一种”含泪的微笑“。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而又沉重，高兴而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情况改善了，我们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这段肺腑之言，反映了作家对“陈奂生们”精神世界的探索，也展现了作家对农村现代化进程憧憬又焦虑的矛盾心态。
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大批进城淘金的农家子弟纷纷进入作家的视野，贾平凹、张炜、迟子建、阿来等人都深刻描绘了农民进城后的艰难处境，改革开放后民工进城大多不再是为生计所迫，更多是因为城市丰富而炫目的物质文明的诱惑。“面对日益开放、充满诱惑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可以终身依托的锚地。”新一代农民开始逃离村庄，乡土意识趋于淡薄。有学者指出：“人对土地的痴恋与依赖是村社自然经济的精神标记，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与土地间依存关系的淡化与疏离。处在这样的文明蜕变进程中，困守土地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喜剧。”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小说已较多涉及这类题材，如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浮躁》等。作品中的高加林和金狗可以说是进城农民的先行者，当他们不无艰辛地在城里生活了一阵子，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了村里。虽然城市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机会，但农民对土地的深情不再获得肯定，而更多呈现出困守的悲剧色彩。政治意识逐渐从乡村作家的话语里淡出，而代之以更具现代意味的怀疑与反思精神。
贾平凹的《浮躁》完成于1986 年，此时由改革引发的剧烈碰撞已开始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尤其在偏僻的乡村，那种长期被压抑的偏狭心理状态也被释放出来，从而造成短暂而普遍的浮躁情绪。作家借“考察人”之口，表述了自己对改革初期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的困惑与担忧：改革是正确的，无疑也是艰难的，当长期处于宁静封闭状态的乡村突然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洗礼，在欣欣向荣的表层背后，笼罩在广大乡村周围的还有挥之不去的无奈、无措和恐慌。
《浮躁》通过州河上发生的故事，折射出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在改革初始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姑且称之为“阵痛”，小说处处传达着作家对农村境况的焦虑情绪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此后，贾平凹执著地选择当下社会变革给农民生存和精神带来的巨大震荡，持续关注着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裂变⑤，正如作家本人所说：“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我或许不能算时兴的人，我默默地欢呼和祝愿那些先蹈者的举动，但我更易于知道我们的身上已缺乏什么，如何将西方的先进东西拿过来又如何作用，伟大的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伟人们给了我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在缓慢地、步步为营地推动着我的战车，不管其中有过多少困难，受过多少热讽冷刺甚或误解的打击，我的好处依然是掉头就走。”⑥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显示了贾平凹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勇于承担起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这种宽广的人文关怀和积极的淑世精神成为推动他创作的原动力、内驱力。他置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深厚土壤，沉入到当代农村生活的底层，深入刻画农民生存空间和精神世界的选择与蜕变，从一个宏阔的视角揭示了绵延漫长岁月的中国乡村社会在当代的发展变迁。
如果说，在高晓声那里，主导作家思想意识的主流是对农村现代化的激情与想象，焦虑与疑惑还只是间或闪现在作者的笔端；那么在贾平凹那里，则呈现为另一幅精神图象：虽然充分注意到农村现代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面对与之相伴的现代工业文明对乡村秩序和传统文明的消解，作家的态度却是格外复杂和困惑，充斥字里行间的多是对现代化的质疑、对故乡畸变的哀婉和对乡土文明的守护之情。从《陈奂生上城》到《浮躁》，不仅展现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画卷，而且寄寓着作家心态和视阈的转向，即由最初的拥抱现代化开始踏上了反思现代化的征程。
文学作品似乎是反映社会性状和情绪的天然载体，农村小说作家关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和思考，迅速打入更普泛的社会层面。此时的作家对改革大多持拥护的态度，感到改革是历史的进步，有一种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色彩，对农村改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坚信农民长期承受的贫困即将发生改变。而对于整个知识界来说，更多地热衷于谈论思想解放、精神自由，谈论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对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缺少持续深入的关注。因此，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讲，与农民大多是隔膜的。
二
令人不解的是，恰恰在20 世纪80、90 年代，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全面展开，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一度中断了近20 年。这个时期，除了为数不多的社会学者和作家，很少有知识分子关注到农村，整个社会流动的总体方向也是从农村涌向城市。就知识界的总体状况而言，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一小部分人充当起强势利益集团的吹鼓手，极少数人担负着社会良心的重任，大多数人则处于集体失语的中庸状态，不再以关注弱势群体为己任，日渐与农民疏离和隔膜起来，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农民问题的存在。在社会转型、信仰危机、价值观念颠覆的历史性时刻，没有真正表达出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普遍缺乏对大多数人即农民的悲悯情怀和同情意识。
以文学为例，我们现在已很难再见到像柳青、赵树理当年那样几年、十几年驻扎农村的场景，不熟悉农村、农民生活，我们的作家自然只能写出脱离、甚至歪曲农村生活的作品。反观“三农”题材文学作品的缺乏与浮浅，使人感到文学伦理和道德精神的几近崩溃。当代文学缺少与农民血脉相连的感情，缺少一种深切忧患的精神。《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朴实的话语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警醒：“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作为有良知的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我们不写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失职”。
造成当今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村疏离的原因是多元的。
首先是社会的迅速分化和断裂。总体上说，知识分子在20 世纪80 年代曾有过短暂的激情，有着一种为启蒙民众而献身的担待意识和使命感，在启蒙主义话语模式下，他们更多地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个体解放的力量和实现自由、平等、公正秩序的保障。到了90 年代，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的冲击，使他们痛感公正理想的破灭，代之而起的是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公，因而普遍产生了一种寂寞和失落感，不少知识分子开始热衷于对金钱和名利的追逐。作家阶层大都已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拥有丰厚的经济收入，享受着优雅的舒适生活，基本放弃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即使那些过去专写“三农”题材的作家，也完全投入了城市的怀抱，不愿长期深入农村，真切体验农民的生活。即使偶尔到农村去，也很难真正理解底层农民群体的真实面貌，更无法站在农民的立场，对他们的生存苦难加以深刻揭示和剖析。
其次，随着专业分工和现代学术体制的精致化，知识分子已转向职业化和学院化。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而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普遍的公共良知，将知识分子牢牢“囚禁”于狭小的领域之中。这就导致了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所提出的：“大学的普及，科学专家、大学教授取代了公共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于是消亡。”赛义德认为，这种知识分子忽视了对人文价值的追求，政治的抑或经济的立场代替了普遍的、社会的立场，他们生产的只是一种专业化的、技术化的知识，而不是一种批判的、公共的知识。目前中国的学院体制，对勉力想做知识分子的人，造成极大的限制和诱惑。学术、专业名目的辉煌，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原先的那一点真诚和义愤，放弃积极的思想活动，放弃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
再次，知识分子日渐世俗化。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思想文化界发生的最重大、最深刻的变革，莫过于出现了一种普遍关注个人生活世界的姿态，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功成名就，很少有人真正愿意关心国家、民众和社会的问题。加上社会变动急剧频繁，知识分子对社会性状的认识愈加扑朔迷离，体制的约束也使得知识分子难以获取对社会的真实讯息。知识分子应当是周作人所说的“灵肉一致的人”，在他对社会的公共姿态背后，有他整个的生活感受和经验的支持，有自己的非功利的价值立场，有对现实质疑的精神②。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原有的传统道德价值全面崩溃，而新的伦理价值系统尚未确立起来，整个社会出现了一个精神和信仰的真空。
本应为社会提供价值支撑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困惑和无措，其中绝大多数人为专业化的体制所收容，选择了退回书斋，走所谓的“专业化知识分子”之路，回避公共问题和社会关怀，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化”。少数知识分子则坚持批判性的立场，主张主动介入社会，体现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和追求。
实际上，当今的城市知识分子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农村社会缺乏了解。知识分子与农民世代相连的精神脐带似乎已踪迹难觅，似乎已很少有人专注于对当代农村进行长期而深入地了解、观察、体验和研究了。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就是一个独立的批判的立场，以及实践这个立场的自觉。“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前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
我们考察评判当代中国城市知识分子关于三农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大致可以依循历史的尺度和伦理的尺度这样两个维度。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农村人口占据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农民是必须“在场”的。首先是因为整个20 世纪可以说是农民的世纪，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走进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则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是以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为主导的，小农的某些弱点已溶入我们的血脉，也与当今中国的许多问题保持着深度的关联。忽视农民去研究中国，很难得到符合实际的答案。
从伦理的维度看，虽然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必将随着现代化的终结走向消亡，但为现代化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民群体的利益，却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农民即使没有可能享受到那种异常富饶的现代物质文明，至少应该过上衣食无忧的、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它不再单纯以占有物质的多少来确定人的价值，而是以人是否可以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知识分子的最高责任就是要善于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把所关注到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如果我们对已经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诸多的现象不能给予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思考，会陷入一种思维的困顿、迷茫和焦虑。社会学、经济学研究需要人文关怀，知识分子是否需要牢记萨义德的名言，“知识分子天然应该站在弱者一边”，农民的苦难、企盼和抗争，无一不牵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神经，能否对此有所触动，有所作为，应该成为衡量知识分子良知的主要标尺。
来源：社会科学 2007 年第1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