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生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财富的获取，而如何均衡地分配财富，从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更是任何时代的思想家和管理者都要面对的问题。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学术思想的主流和现实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家学派十分重视“均富”问题，不仅从理论上揭示出“均富”的丰富内涵，同时更重视将“均富”思想落实到经济生活实践中去，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一、儒家“均富”思想的理论内涵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相关论述可以作为我们讨论儒家“均富”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孔子针对当时鲁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倾轧，提出了自己的“均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表面看起来，这段话有倡导平等占有财富的意味，但如果联系孔子思想的整体，可以说，孔子讲这段话时实际上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预设前提，这就是要遵循礼，而礼的根本精神则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秩序、和谐。
     可以说，孔子的“均富”思想内含着追求平等和遵循礼这两个维度。所谓平等是指搁置种种历史的、现实的差异，寻求一种关系主体之间的当下同一；而遵循礼则意味着尊重历史的、现实的差异，寻求一种包容差异的公正。平等与包容差异的公正构成了儒家“均富”思想中具有内在张力的两个基本发展维度，在这两个维度之间的畸轻畸重成为后世儒家学者“均富”思想的基本致思格局。强调当下平等是儒家“均富”思想的必然要求，但就儒家“均富”思想的总体而言，包容差异的公正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孟子就对平均主义意义上的“均富”提出批评，他在与农家学派的信徒的辩论中通过对社会分工的阐释，肯定人的能力、贡献的不同，从而为财富占有与分配上的差异提供论证。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
     儒家“均富”思想中平等与公正的两个维度是互补的。一方面，有了包容差异的公正这样一个维度，“均富”就不会走向平均主义，不会因为追求当下同一而忽略对种种历史的、现实的差异的尊重，也不会损害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了平等这个维度，代表社会秩序的礼就不会走向僵化，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二、儒家“均富”思想的实践途径
     就传统儒家“均富”思想的实践途径分析，主要体现在平均土地、调节收入和灾荒救济等方面，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土地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均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均地，而平均土地则构成了儒家学派永恒的话题，并逐渐形成了“井田制”、“限田制”和“均田制”几种模式。孟子在战国时期，目睹当时社会的战乱和百姓生活的痛苦，提出回归上古的井田制，由国家平均授予民众土地。西汉大儒董仲舒激烈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并在孟子井田制的基础上提出了限田制，要求朝廷“限民名田”，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篡汉建立新朝的王莽、北周的苏绰以及北宋时期的李觏、王安石、张载等人,都借用儒家经典《周礼》倡导均田制。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在平均土地问题上做法更为激烈，他为官期间放任甚至怂恿贫民抢夺豪强土地。
     如何调节收入实现“均富”也是历代儒家学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一般来说，儒家“均富”思想基本不涉及由于政治等级带来的差异，但对于由于行业划分和赋税制度造成的贫富差异则主张限制。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他早年把平均土地作为“均富”的重要途径，但在担任宰相主持变法时，考虑到种种现实因素，放弃了由国家强制均田的抑兼并主张，转而主张通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来打击农业、商业上的兼并势力，保护自耕农、中小地主和小商人的利益，实现财富占有上的均平。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灾荒救济政策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均富”思想。作为儒家经典的《周礼》一书中就制定有十二种救济灾荒的政策和六种救济贫困的政策。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建有常平官，负责民间的灾荒赈济，平抑粮价，很多儒家学者还亲自进行救济民众的工作。
     三、儒家“均富”思想的价值追求
     儒家的“均富”思想是谈经济问题的，但它却是从社会、人生的大背景中来谈这个问题，它的提出体现了儒家学派根本的价值理想，这就是社会和谐与以民为本。
     财富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财富的匮乏固然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但财富占有上的巨大差别同样会引起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只有把财富占有控制在一个较为均衡的幅度内，人心才会安定，国家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和谐。在中国历史上，在社会大动乱之后的新王朝建立之际以及王朝内部矛盾激化时期，往往就有儒家士大夫出来抨击现实，倡导“均富”。西汉大儒董仲舒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百乱之源，因此继承孔子的“均富”思想提出“调均”政策，他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儒家倡导“均富”以实现社会和谐，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和谐社会是有品位高低之别的。没有发展的和谐社会只能是低品位的和谐社会，像老庄道家所宣扬的那种“小国寡民”、“至德之世”以及后世种种“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往往都是如此。而儒家学派真正向往的是礼乐文化发达的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充分发展了的社会，是包容种种差异于其内的社会。
     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却同时又是社会财富占有与分配过程中的弱势群体。要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就必须保证作为其社会基础的民众的基本财富需求。儒家学派在政治上强调以民为本，在财富占有与分配上也要求照顾民众利益，反对贫富差距过大，“均富”思想构成了民本论的必然内涵。
     四、儒家“均富”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代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很大发展，可以预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求富”仍然是主要任务。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在“求富”之后，“均富”也日益成为治国理财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均富”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色，它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具有警醒与借鉴意义，富而求均，均以促富，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在政治、经济结构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家“均富”思想中的具体实践措施，不可能在今天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照搬套用。但在一些基本性问题及指导原则上，古今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比如土地占有、收入调节、弱势群体救助和构建高品位的和谐社会等。实事求是，以古为鉴，斟酌取舍，这应该是我们对待儒家“均富”思想的理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