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是可供观察中国近现代农村和农户经济发展演变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就这一系列调查的历史及相关调查资料的现存状况，做了简要介绍。

关键词：农村调查  无锡保定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始自1929—1930年，其后在1958年、1987年、1998年又先后进行过3次，是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①。这一系列调查所积累的南、北两地数千农户长达近70年的家庭经济数据，是可供观察中国近现代农村和农户经济发展演变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批资料，尽管保存相对完整、集中，但却由于种种原因，除少数学者曾对其部分利用并发表过一些零星的学术成果外，至今未能得到与其价值相当的全面研究和利用，甚至知道其存在、了解其内容和巨大价值的人也并不是很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无、保调查的历史及其资料的现存状况，就个人所知，做一简要介绍，藉以唤起学界特别是从事近现代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学者的重视，使这批积累、保存不易的珍贵资料，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写作对历次无、保调查的介绍，除笔者亲身参与的第四次调查外，主要参考了各次调查的亲历者当时或以后回忆写下的文字，如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亩的差异》(载《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期)、《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l934年版)、《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1929年至1957年)>前言》(载《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二，1988年北京版)，秦柳方的《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一陈翰笙》(见2005年8月19日人民网)，朱文强的《第三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经过与评价》(未刊稿)等。此外，杜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一文对陈翰笙发起无、保调查的历史背景有清晰的分析和介绍，亦为本文所参考。有时当事人的回忆、介绍文章细节互有出入，则根据现存历次调查的原始资料加以核对、考订，于文内注明。

①“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一个习惯称谓。实则近代以来，无锡、保定的名称、建置和行政区划变动频繁。1929年调查时，今无锡市(市区)属无锡县管辖，仅为其中一个区，当时所有调查村均归属无锡县。解放后无锡市、县分治。1958年调查时，11个调查村有9个属无锡县，2个属无锡市。这次调查后不久无锡县划归无锡市管辖。1987年调查时仍有9个村属无锡县，2个属无锡市，但其中原无锡市属的毛村这时改属无锡县，称溪南村(含毛村)，而原属无锡县的东吴塘村则改属无锡市，称吴塘村(含东吴塘村)。1995年6月以后，无锡县改称锡山市。1998年调查时，调查村的归属未变，但原无锡县的属村这时已为锡山市属村了。保定的变动更为复杂。清代保定府为直隶省会所在，辖清苑县。民国初年省会迁天津，先留府裁县，不久又废府复县治，隶范阳道。接着改设保定道，仍辖清苑县。1928年撤销保定道，清苑县由省政府直辖。1930年调查时，保定仅为清苑县属的一个区，为县治所在，当时的调查村均归属于清苑县。解放后保定建市，清苑与保定分治，属保定专区管辖。1958年正当调查进行时，保定市划归保定专区，这时11个调查村有3个属保定市管，8个属保定专区辖下的清苑县管。但不久后(当年10月)就撤销清苑县(部分区划并入保定市)，至1960年3月才复置(由保定市清苑、满城、完县三区合并而成)，一年后又恢复清苑县原建置(满城、完县析出)并与保定分开，归保定专区管辖。1986年准备第三次调查时清苑县又划归保定市，调查时11个村有9个属清苑县，2个属保定市(薛刘营村和大祝泽村属市，1958年调查时属市的大阳村这时改属清苑县)。1994年保定地、市合并，统称保定市。1998年调查时，11个调查村的归属与1987年调查时相同。从以上简介可知，“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称谓，对于第一次调查，严格说应该是“江苏省无锡县和河北省清苑县农村调查”。以后各次调查虽可概称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但“无锡”、“保定”的涵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一样。“无锡”这个概念，对于第二次调查来说既指无锡市，又指无锡县；对于第三次和第四次调查来说则指无锡市(无锡县及后来的锡山市均为其所辖)。“保定”这个概念，第二次调查指兼辖保定市和清苑县的保定专区，第三、四次调查则指包括了清苑县在内的保定市，但应注意这期间调查村的归属变化。

一、第一次调查

     首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由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1897—2004)发起并组织领导的。这次调查，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上台后共产国际及中国国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争论密不可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的意见，重申中国社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中共在农村中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并作出了关于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两个决议。但是，这个结论无论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内部还是在中国国内，当时在理论上都是有争议的。20世纪30年代国内思想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就是这一争论的继续和发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理论论争关涉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路线选择，因此也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192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他同情革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有密切的交往并在李的影响下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①。l927年大革命失败，随之李大钊于当年10月在北京被捕后，陈翰笙被迫出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刚成立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1928年5月才回国，亲身经历了当时苏联理论界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问题的激烈争论和斗争。他在莫斯科期间，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部长、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写作了《中国农村经济》一书(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提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直是由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至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以后，又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陈翰笙虽然不同意马季亚尔的观点，但因当时还不甚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他感到无法拿出充分有力的证据来驳斥对方，遂产生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实际调查的愿望②。不久以后无锡、清苑农村经济调查的发起，就是为了实践这个愿望。据陈翰笙晚年回忆，他是“企图通过农村经济调查，了解实际情况，而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中的革命任务”③。就是说，他发起无锡、清苑调查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农村调查，目的是研究和揭示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论证当时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从莫斯科回国后，陈翰笙于1929年2月应国民党元老、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了设在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并以此名义主持该所工作④，同时兼任社会学组组长。在陈的主持下，该所在很短时间内就招聘了一批朝气蓬勃、倾向革命的年轻人(有些是中共党员)进入社会学组，为即将开始的社会调查准备人才。在实施大规模农村调查之前，他先领导社会学组进行了对上海日资纱厂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和对东北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闯关东”的关内流亡难民的调查。这些实地调查活动，为紧接着的农村调查积累了经验。

    农村调查的选点，陈翰笙的设计是以江南、河北和岭南3地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他认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够彻底地了解这3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于挽救中国今日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设计。”⑤具体的调查地点，江南地区选定在陈翰笙的家乡江苏省无锡县，河北则选在该省中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清苑县。岭南的调查虽在最初的方案之中，但因为无锡、清苑两地调查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后来陈翰笙被迫从社会科学研究所辞职离开，当时没有进行。一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许多文章说陈翰笙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实不确。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他确实向李大钊提出了入党要求，但在李的建议下当时没有加入中共，而是由李大钊、于树德介绍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直到1935年，他才经由康生证明，将组织关系从第三国际转入中共(上述原委见秦柳方文)。

    ②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第40页。

    ③陈翰笙：《<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1929年至1957年>前言)》。

④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由蔡元培亲自兼任，但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工作完全交由陈翰笙主持。

⑤陈翰笙：《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见《陈翰笙文集》，第73页。

到1933年底至1934年春，在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下，陈翰笙才借用孙科在上海所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名义，联合社会科学研究所(其时已由上海迁至南京)和岭南大学，由3个机构分别派人组团实施①。岭南的调查，后来没有延续下来。

    无锡、清苑农村调查于1929年7—9月首先在江苏无锡展开。调查团由陈翰笙、王寅生领导，共计45人，除以本所社会学组成员作骨干外，还吸收了本县及邻近县籍的大、中学生和小学教员参加。调查团在县城内设立总办事处，下设4个调查组，分别由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和刘端生担任组长。调查组人员中，大学生、高中生、小学教员约各占1／3。一般由中学生担任人户工作，小学教员因熟悉本地情况负责交际，大学生则除作调查员外，兼作调查工作的指导。是次调查，首先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个户农户做了挨户调查②，然后又调查了55个村庄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所用调查表主要是由王寅生设计的，分为两种，一种为“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用于农户经济调查；另一种为“江苏无锡分村经济调查表”，用于村经济概况调查。

    无锡调查完成后，1930年夏初，陈翰笙又率领社会科学研究所调查团北上，与陶孟和主政的北平社会调查所(1934年并人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到河北省清苑县进行调查，直到当年8月才告结束。清苑调查团由68人组成，办事处设在县城。调查人员分组情况与无锡相仿，但为了提高效率，组长不再兼任调查员。针对清苑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村地权较为分散的特点，调查团按农作水利情况将该县划分为4个区，每区各选择若干村庄作为典型，计在11个村对总共1770个农户做了入户调查③，还对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清苑调查在总结无锡调查经验的基础上，对指标设计、调查表式和调查方法都作了一些调整和改进。清苑村概况调查包括60多张表，130道各类问答题。分户经济调查表的内容分为耕种、畜养、副业、农产买卖、税捐、田租、借贷、消费8大项，每项内再分若干小项，有的小项下又以“附表”形式细分，总共27页、41个表。

在清苑调查进行过程中，陈翰笙写作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一文，对其组织的这次调查所用方法作出说明，指出：当时做的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第一二两种各自独立，第三、四两种则系补充性质”④。这里所说的农户调查与村经济等概况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为后来历次无、保调查所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陈翰笙当时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特约研究员，同时仍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岭南调查系统考察了广东中山、梅县、潮安、惠阳、顺德、台山、高要、广宁、英德、翁源、曲江、乐昌、茂名、廉江、合浦、灵山等16个县的情况，并对番禺县的10个代表村进行了挨户调查，同时对广东50个县的335个村庄作了通讯调查。以这次调查的材料为基础，陈翰笙写作了《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于1934年出版。

    ②一说为1207户，如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载《史学月刊》2000年4期)即采此说法。但1204户是当事人在事后不久就使用的数字(见陈翰笙《亩的差异》)，同时现存无锡分户调查表最后的编号也只有1203号，似应以当事人的说法为准。另外侯文说当时在清苑县11村共调查了2119户，也是不准确的。实际当时只调查了1770户，后来1958年第二次调查时，发现当年有349户没有调查，于是对其做了补充调查，加上原来的1770户(对当年调查数据亦重加核实)，共2119户。该局写作的此次调查的报告，对这个情况有清楚的说明；报告中引用的1930年11村的人口数据，都是来自这次调查所得资料的统计，而非据陈翰笙1930年第一次调查的统计。

  ③此据河北省统计局《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的说法。另据张培刚说，当时共调查了1775户，见《清苑的农家经济(上)》，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l期，第2页。张培刚的说法，经我们将其提供的分村调查户数与现存清苑县1930年分户调查表的编号核对，并不完全准确。而1770户说法，正与现存原始调查表最后一表的编号相合。

④见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6页。

无锡、清苑的调查材料，由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薛暮桥、姜君辰等7人负责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他们又对税捐、田租、币价以及工商业等与农村经济直接相关的情况追溯到近20年来的演变，继续补充材料。经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和大量统计分析，最后写成了研究报告。但是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一些人不满意它对农村情况的描述，怀疑此事系共产党所为，将之扣压，这个报告未能公开发表，后来连原稿也不知去向，“一直没有找到”①。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人的论战文章都曾片断地使用过调查报告的一些材料。

    1935年，刚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1934年)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张培刚在清苑调查户的样本中抽选了3村500户，由参加过清苑调查的韩德章陪同，重新到原调查点进行了1个多月的补充调查。根据调查所得，张培刚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1期(1936年3月)、第2期(1936年6月)和第8卷第1期(1937年3月)上连载发表。这是到目前为止，利用这次调查材料撰写的唯一一部学术专著。

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热潮中一次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调查活动，也是首次由中国学者发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配合党在农村中土地革命任务为目的的大规模农村调查。

二、第二次调查

     第二次调查是在首次调查之后近30年的1957年年底定议、1958年实施的。事情的起因是：1957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偶然从所内存放的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档案中发现了无锡、清苑农村调查的原始资料②，遂有人建议在两地原调查点做一次新的调查，用事实证明解放前、后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驳斥右派“今不如昔”的言论(其时刚刚进行过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当时的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曾参加过20世纪30年代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活动，完全了解这批资料的重要价值，遂同国家统计局局长(孙当时还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曾亲身参加过这次调查及事后调查资料的整理工作的薛暮桥商议，决定由两个单位共同发起新的调查。随后于是年底，由孙冶方和薛暮桥主持的两单位联合调查组成立，孙冶方为总负责人，开始进行筹备。江苏和河北两省统计局在各自省委的支持下全力配合，总共动员了约l30人参与调查。实地调查于当年春末展开，夏初结束。

1958年调查的发起是要把无锡、保定自第一次调查后近30年的社会性质变化及经济演变过程反映出来，因此特别强调今昔对比，强调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调查内容的确定和数据指标的选择都围绕着这一原则进行。为了进行对比，这次调查仍在第一次调查的村庄进行，无锡调查从原来的22村中选了11个，保定则仍为原来的11村。从这次调查起，两地调查的村庄就基本固定下来了③。同样为了作对比，对建国前情况的调查占了整个工作的大部分工作量，建国后情况的调查反而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建国前的情况，选择调查起始年(无锡为1929年，保定为1930年)、抗战前一年(1936年)、解放前一年(无锡为1948年，保定为1946年)3个观察年份进行追溯调查；建国后情况以1957年为观察年份(无锡另外增加了1952年)。调查指标基本上是在第一次调查设定的框架内选择，凡不能进行前后比较的指标，一般不予列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见陈翰笙《<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1929年至1957年)>前言》。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写成的报告题为《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曾另外编辑了《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也与研究报告一样未能发表。又据张培刚说，清苑调查资料至1934年11月才开始整理和分析(《清苑的农家经济(上)》，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1期)，如果此说不错，则陈翰笙等当时整理分析的应只是无锡的调查资料，并未涉及清苑资料。

    ②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这批档案在南京解放后由该市军管会接管，后运北京交经济所保管。

③第一、二次调查的均为自然村，1987年、1998年两次为行政村。因无锡原调查的自然村后来多并入了较大的行政村，故村名多有变化，调查地域亦有所扩大；保定则行政村大多即以前的自然村，变化不大。历次无锡调查的11个村：1929年、1958年为白水荡村、龚巷村、张塘巷村、前刘巷村、唐家宕村、黄土泾桥村、毛村、东吴塘村、苏巷村、曹庄村、邵巷村，1987年、1998年为分别包括了以上各自然村在内的利农村、太湖村、华三房村、刘巷村、玉东村、前进村、溪南村、吴塘村、庄桥村、曹庄村、马鞍村。保定11个调查村为：李(家)罗侯村，东顾庄村，南邓村，菜家营村，谢庄村，东孟庄村，何(家)桥村，大阳村(后分为东街、西街两个村，1998年只调查了西街村)，固上村，薛庄村(1987、1998年调查改为包括了原薛庄村在内的薛刘营村)，大祝泽村。

    1958年调查的方法仍为村概况调查与农户调查相结合。村概况调查大多是开座谈会，以专题性调查为主，如国家援助、土地改革、农村副业等，主要是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不限于追溯调查所确定的几个年点。农户调查为挨户调查。无锡和保定的调查内容稍有差异。保定的分户调查表分为人口及其职业和文化程度、农业雇佣、土地占有及租佃、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房屋和牲畜、占有农业主要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农副业及其他收入、负债情况、主要生活用品、土改受益户分得财产情况、在反动统治时期所受损失等共11项内容。

    调查全部结束后，1958年8月，在孙冶方的指导下，调查组由刘怀溥执笔，张之毅、储雪瑾等参加，撰写了《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29—1957年)》；负责组织保定调查的河北省统计局则编写了《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1957年)》。这两个报告，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能发表，直到1988年9月，才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在《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二(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专辑，陈翰笙、薛暮桥、秦柳方合编)上发表。河北省统计局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除撰写了保定分报告，还根据分户调查资料按村汇总编辑了《l930—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但也未公开发表，现仅有当年的油印本。

    在分析研究调查资料和两地分报告的基础上，调查组又在孙冶方直接负责下，决定由刘怀溥、张之毅等人执笔撰写总报告，为此还特别将刘怀溥从国家统计局暂时借调到经济所。当时曾拟出了题为《近三十年来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的写作提纲，并由张之毅、刘怀溥写成了以《无锡保定两地解放前近二十年中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为题的解放前部分的初稿。这个初稿，由于某些结论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符(如认为三十年代以后一些地方土地占有呈分散化趋势)，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总报告的写作也因之停顿。1964年，张之毅曾打算对这部初稿作出修改，但很快又为政治运动所打断。他到死也没有最后完成这部手稿，初稿成了遗稿。

    尽管第二次调查的政治目的性很强，但组织者和参加者的具体工作态度仍是十分严肃、认真的。由于是由两地统计局组织人力具体实施，调查人员也都训练有素。他们在调查中重新核实第一次调查的数据时，如果两次调查有所出入，一定要反复核对，并一定要有旁证才加以修改，否则宁可存疑，因此这次调查的起始年份数据(1929／1930年)可信度较高。1957年的数据虽受到当时“政治正确性”的一定影响，但调查者的科学态度仍然保证了大部分数据的较高质量，特别是有关人口、土地及生产技术、亩产量等方面的数据是可信的。其他年份的数据，因是根据农户一、二十年后的追忆所得，质量相对差一些。

第二次调查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度的调查，形成了两地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历史数据的链条，这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以后的接续追踪调查开了头，打下了基础。

三、第三次调查

    第三次调查距第二次调查的时间也是将近30年。其时中国农村又刚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逐渐取代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农户家庭经营再次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角。在这一背景下，1986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存有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资料而长期未能开发利用，非常感兴趣，即向经济所查询，表示希望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经济所合作，再搞一次追踪调查，同时全面整理历史资料，经费由他负责解决。经济所当时的所长董辅礽赞同这个建议，并很快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就合作一事达成了协议，第三次无、保调查于是提上日程，并被分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重点项目和农村发展研究所的1987年第14号课题。当年9月，农村发展研究所承接此项任务的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白南生及室内研究人员，与经济所现代经济史组负责人李炳俊及组内部分研究人员组成联合课题组。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又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大学、清苑县委农工部等单位的人员或学生程度不等地参与了课题，先后为课题服过务的有100多人。

    这次调查主要由农村发展所的白南生负责组织、协调和设计，主要骨干也都是该所研究人员，经济所指派两名研究人员专职参与了调查；李炳俊主要分工负责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按照原定计划，课题的最终成果有两项：首先是完成第三次无、保农村调查；其次，写作一部关于无锡、保定近60年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专著。

    调查地点仍为第二次调查时选定的22个村，但将原来的自然村调查改变为行政村调查，在地域上扩大了许多(无锡一个行政村往往包含几个甚至十几个自然村，保定则自然村多与行政村合一)。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协调工作及收集资料的方便，因为村级政权机构都是按行政村设立的，基层的各种统计报表，特别是村办企业的统计，也都以行政村为单位来做，若只按原来的自然村调查，很难收集到详细准确的数据。调查内容和方法也有一些改变。概况调查除原来每次都做的村概况之外，增加了县概况及政府机构和职能、社区组织、乡镇企业、文化教育、民间风俗等项内容。农户调查则不再进行挨户调查，而改为每村抽样调查。这样做，一是因为调查村改为行政村后，农户数量增加，如挨户调查工作量太大；其次，也是为了节省经费。农户调查内容的设计，在家庭经济指标之外增加了不少社会学内容，并专门设计了农户行为意识调查问卷。为了能够核实户调查的准确程度，另外特别增设了农户收支台账，即在每个调查村都选定一些农户(10户)，要求他们在一年时间内逐日记录收支账目，以便与调查结果相比对。

    调查的准备工作从1986年冬开始，到1987年春以后进入高潮，课题组成员多次到调查点进行试调查并据以反复修改调查问卷，调整指标。该年夏天的7—8月份进行了两地各10个村的大规模入户调查(此前已各有一个村作为试点调查过，这次不再调查)。其中无锡10村(分属无锡市和无锡县)的调查主要是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和无锡税务学校的学生做的，前者负责村概况调查并指导入户调查，后者负责人户，村经济调查表则由各村会计填写；保定10村(分属保定市和清苑县)调查主要由河北大学经济系统计专业的师生进行。两地抽样调查的农户数量，包括试调查村户数在内，无锡有1200余户，保定近2000户。

    大规模调查结束后，课题组又进行了县概况及各种专题的调查，同时在北京展开了本次户调查的资料和经济所保存的以往两次调查的农户经济历史资料的上机工作。整个工作到1988年底至1989年初才大体告一段落。

    正当课题组准备从实地调查转入分析研究调查数据并撰写研究报告的时候，1989年的政治风波打断了工作进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及其所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在风波后解散，课题工作遂全面停顿。白南生原所在的研究室后来并入农业部农研中心，其所保存的无、保文件也随之转移过去。这些资料有些是原属经济所的，因上机需要而被借去(上机工作在国务院农研中心机房进行)，后来经过经济所朱文强等人的努力，虽索要回来大部分，但仍有不少因保存在个人手里或其他原因而损失了。1990年底，白南生从农业部申请到一笔经费，重招旧部，打算继续课题工作，完成总报告，但结果却是大部分经费都被用于调整原来的上机数据，到钱花光，课题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次课题的总报告，只留下了一个题为《中国农村六十年：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写作提纲和部分章节的初稿。

    第三次调查由于组织者和主要参加者的知识背景与前两次不同，主要是由学习社会学的人而不是经济学家组成，调查内容的设计明显偏重于社会学调查。这一特点尤以各种概况和专题调查为突出，农户调查则表现在增设行为意识问卷上。又由于主要参加者几乎每人都想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列入调查，结果使得调查内容过于庞大，也多少显得有些杂乱，主题不够突出。增加社会学调查的内容固然扩大了调查视野，使以后的研究工作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分析调查村的发展变化，但却多少偏离了原来调查侧重经济学指标的轨道。从与以往调查做对比研究的角度看，一方面由于调查视角的偏移，另一方面也由于将调查自然村改为调查行政村，扩大了调查地域，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不得不将挨户调查改为抽样调查(保定的抽样比例大体为30％，无锡约为25％)，这次调查指标与前两次调查资料的可比性无疑降低了。

    第三次调查在户调查与村概况及专题调查的先后顺序方面没有接受以往调查的教训。第二次调查时就发现，先进行户调查，由于对当地具体情况不熟悉，很容易遗漏许多本应该列入调查的内容，等到后来做村概况和专题调查时发现问题，为时已晚，难以再作弥补；也有些带普遍性的内容，原本可以在村概况或专题调查中了解，却由于事先情况不明而列入了户调查表，结果费时费力，事倍而功半。而若将顺序反过来，先作村概况及专题调查，则这两方面的问题便都可事先发现，有利于完善户调查内容的设计。

    第三次调查在时间的安排上也有些问题，不够合理。为了赶进度，又为了能够利用学生作调查员，这次调查将户调查安排在1987年的7—8月份暑假期间，但调查的内容却是上年的，事隔大半年，回忆不易准确。也是由于赶进度的原因，在1987年便安排了调查，而主要是为了校正户调查的准确性而设立的农户收支台账却拖到当年的4月份才安排，记账日期为1987年6月至1988年5月，比调查的内容晚了一年半，影响了其参照作用①。

    第三次调查也有它的优点。除增加了社会学的内容，从而扩大了调查视野以外，这次调查在户调查方面注意了前两次的不足，一方面调查表的设计更为规范，另一方面又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调整了部分旧指标，增加了一些新指标。这次调查的《农户经济调查表》分为住户基本情况、住户生产经营及家庭收支情况、农户借贷及现金收支、住户雇工情况、家庭主要财产拥有情况(房屋除外)五大项内容，其中住户基本情况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房屋情况、经营土地面积等项内容；住户生产经营及家庭收支情况包括家庭农牧业经营支出、家庭经营支出、家庭消费及其他支出、家庭种植业生产经营情况、家庭畜牧业生产经营情况、家庭其他生产经营收入情况、家庭其他收入情况等内容；农户借贷及现金收支包括农户借贷情况和家庭现金收支平衡表两项内容；家庭主要财产拥有情况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情况、家庭拥有小农具情况、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等内容，总共18个表、303个调查指标。《农户行为、意识调查问卷》共14页，包括63道问答题。

第三次调查使用计算机处理调查数据，并且把保存的以前户调查的部分资料录入了计算机，初步建立起历次调查的户经济资料电脑数据库，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这也是它的一个功绩。

四、第四次调查

    第四次调查的起因与第三次几乎一模一样，即都是有感于以前的调查没有善终，致使大批辛苦得来的宝贵资料长期闲置，不得开发利用，而决心接续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这次调查是在荷兰教育与科学部的资助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人力进行的，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梅尔博士(Dr．Eduard B．Verrneer)参与了课题的设计并亲自考察了无锡的调查。江苏无锡和锡山两市市委农工部、河北保定市农调队及清苑县农调队对调查活动给予了大力协助。

    以中荷合作方式进行的这次调查于1996年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荷兰教育与科学部签署协议。当年底，负责承接此项课题的经济研究所成立以本所研究人员为主体的课题组。课题组的领导小组成员为吴太昌、董志凯、江太新、武力、史志宏、朱文强及荷兰方面的费梅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农户收支台账工作系委托给两地的县农调队去做，账册回收后亦由他们汇总，然后交课题组。

课题组对调查工作做了精心准备。首先是认真回顾、总结了以往无、保调查的历史并清理了现存历次调查的原始资料，以对新一次调查的内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江太新写作了《关于无锡、保定1929—1930年调查情况以及此次调查中应注意事项》一文，曾全程参加过1987年调查的朱文强则写作了《第三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经过与评价》一文，对课题组成员了解无、保调查历史及经验教训，起到了很大作用。

    新一次调查的问卷设计初稿由史志宏、武力在荷兰与费梅尔共同完成。两人回国后，又就调查内容及问卷指标等问题反复征求课题组其他成员意见，特别是征求了曾参加过第三次调查的朱文强的意见。然后，课题组拿着初步定稿的问卷到保定清苑县的调查点进行了试调查，回来后又进行修改，直至1998年春节前后才最终定稿。

    新设计的《农户经济调查表》共有14个表、349项指标，分别调查以下内容：(一)住户基本情况；(二)房屋情况，包括住房和生产用房两项；(三)经营土地情况；(四)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拥有情况；(五)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六)农业生产情况；(七)动物饲养情况；(八)家庭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支出情况；(九)家庭雇工和家庭常住人口在外工作情况；(十)家庭生产经营费用支出；(十一)家庭消费支出；(十二)家庭经营及其他收入；(十三)农户粮食收支平衡表；(十四)家庭借贷情况。新的设计吸收第三次调查的优点，在户调查表的后面也附设了一个农户行为意识问卷，但内容比第三次调查的问卷有所精简，总共25道问答题，内容大部分是有关经济方面的。

    户调查之外，这次调查的内容也包括村概况及一些专题调查，为此设计了村概况调查提纲、专业户调查访谈提纲及种田大户调查表、企业调查表等文件。为了解农村干部对当前政策和农村情况、干群关系等问题的想法和认识，还专门设计了干部问卷。

    同第三次调查一样，这次也设立了农户台账，并在收支账外，另外增加了劳动时间日记账。无锡市2村和锡山市9村的记账工作分别委托两市市委农工部组织安排。保定市2村和清苑县9村的台账则分别委托保定市农调队和清苑县农调队代为建立。其中清苑县的农户记账工作自1987年以后没有间断(保定市的大祝泽村也一直坚持)，这项工作对于他们来说自是轻车熟路。

    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于1998年3月初至4月初，由武力带队首先在无锡展开。接着，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由史志宏带队在保定进行。这次调查的村庄，由于仍然沿袭上次调查的22个行政村，总户数超过1万，人口4万多，课题组没有能力进行挨户调查，经反复权衡利弊，决定继续沿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无锡共调查了1100余户、4000多人①，抽样率约为20％；在保定共调查了2000余户、8000多人②，抽样率为33％。两地的调查都由经济所的研究人员任调查员(每村1人)，同时聘请当地人做辅助调查员(根据调查户数多少，每村3—4人)。调查员负责指导工作、解释指标并亲自做村概况和专题调查(通过开座谈会、找人谈话等不同方式)，各村辅助调查员主要做人户调查。是年3月初调查队从北京出发之前，专门开办了参加调查人员的学习班，由调查设计者讲解调查意义、设计思路、调查内容和方法、调查注意事项并解答问题。下到调查点后，又开办了各村辅助调查员学习班，对之进行培训。调查进行过程中，领队除平时到各村巡回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协调工作外，每个周末都召集各村调查员开会，互相交流情况，解决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无锡和锡山两市市委农工部、保定市和清苑县农调队及其下属各乡的统计站，还有当地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为调查工作提供了协助和方便。课题的荷方参加者费梅尔博士观察了无锡调查的全过程，并与两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几个调查点的村干部、部分被调查农户进行了座谈，还参观了当地一些乡镇企业。

    大规模调查结束后，主要由董志凯负责，组织了调查资料的上机工作。1999年初，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建立了第四次调查资料的电脑数据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实际上机1127户、4330人。

②实际上机2010户、8066人。

在调查资料上机的同时，课题组组织了村概况及无锡、保定两市概况的写作。村概况由经济所参加各村调查的人员负责撰写，无锡、保定两市的概况则分别请无锡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汤可可和清苑县望亭乡副乡长王玉宝写作。这些分村写作的调查报告，经课题组审定，于1999年12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以《中国村庄经济一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1987—1998)》书名汇集出版。这部50余万字的集体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无锡、保定两个调查地区及22个调查村的历史及现实概貌，特别是自第三次调查以后10余年间它们各自的经济发展变化及存在的问题得到了重点反映。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辑时各种顾虑过多，这部书事后也发现存在着一些缺点，如写作时要求作者统一体例，致使各篇报告的内容比较单调，没有充分体现出各村的不同特点；对村经济及其演变过程的叙述多数报告不够充分，分析上尚觉肤浅；特别是在编辑时，课题组出于种种考虑，对原稿删节过多，磨去了一些稿件原来的棱角，进一步使其趋向平庸。然而，瑕不掩瑜，比起以往历次调查几乎没有正式的研究成果出来，本次调查完成不久就组织、编辑了这样一部书作为初步成果，在课题组来说无疑是值得欣慰和自豪的。

进一步研究、分析本次调查获得的数据并写作调查总报告的工作后来由于经费及数据库的运行等问题而耽搁下来，但课题组始终未放弃努力。目前，由经济所课题组组织撰写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统计分析报告(1997)》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2006年4月)。这部书的完成和出版，意味着与前三次调查一样充满了坎坷和不顺的本次调查，最终总算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满的结局。当然，申请项目之始就确立的将几次调查的资料连贯起来，写作一部全面反映和分析两地农村和农户数十年中经济发展演变历史的学术专著的愿望，还是没有能实现。

五、现存“无、保资料”概况

    历次无、保调查的原始资料，除1987年第三次调查的各种资料原件现保存在农业部农研中心外(经济所有部分资料的电子文本、复印件及全部户资料的电子数据库)，其余几次的资料均在经济研究所，分别由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和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保管。这些资料中，第一、二次调查的资料虽然历经数十年的历史风雨变迁而有不少散失或损坏，但其核心部分仍然基本完好。

    (一)第一次调查的资料

    现保存的第一次调查资料主要为原始的分户经济调查表。其中无锡部分不计内容有残缺的，尚有885册堪称完好，分属17个村。无锡原调查22村、1204户，现存表册(每户一册)占原调查总户数的73．5％；但因为有5村的表为整村遗失，现存表仅为17个村的，故若仅就这17村而言，现存户资料占原件的比例还要大一些。根据现存表编号，遗失的5村户表最多可能达到197册，即现存17村的户资料总体完整率最高可达87．9％。其中有的村几乎是完整保存，如历次都调查的毛村，原调查68户，现存表67册，仅缺1户资料。17个村中，有9个为后来延续调查的村庄(缺龚巷村和曹庄村)，所存户表总数为448册。

    清苑资料的情况：11个调查村都有分户表保存。原调查表共1770册，现存1391册，完整比例为78．6％；其中薛庄、大阳庄和大祝泽3村的分户表均完整或几乎完整地保存着：薛庄原111册中仅缺4册，大阳庄原189册中仅缺6册，大祝泽村189册一册不缺。

    现存第一次调查的资料中，还有一种“过录卡片”，来源于1958年第二次调查时，对第一次调查的分户表进行整理，将原表册上的数据分类过录到专门制作的卡片上(每户一大张，两面都印有表格)。此种卡片，无锡的未见，不知是否做过；保定的为河北省统计局所制，名为“河北保定村户经济调查整理过录卡片”。1998年第四次调查以后，课题组整理旧资料，将保定11村的全部过录卡片上的数据都录入了电脑，形成为第一次调查的保定户资料电子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资料相当完整，总共录入了1703户，占原调查1770户的96．2％。其中，薛庄、大阳庄、大祝泽、东顾庄、孟庄、李家罗侯、谢庄、南邓、蔡家营9村资料完整无缺；固上、何桥2村资料各缺30余户。不过，经与现存原始分户表核对，所缺的60余户大概有30多户可利用原始分户表补上。

    (二)第二次调查的资料

第二次调查保存下来的资料亦以户调查资料主。又分两种：一种为人户调查时使用的分户经济调查表，另一种为根据分户调查表制作的分户卡片。

现存分户调查表，无锡部分只有黄土泾桥及白水荡2个村的，其中前者存138册，后者存69册，共207册。这些无锡的分户调查表，均每个调查户一册，册内包括该户各个调查年份的数据。保定的表保存形式与无锡的不同，不是一户一册，而是将若干户(大体20户左右)的调查表装订成一册，外包封以河北省统计局的档案袋纸皮，册面注明某某村共若干册及本册之序号。现存保定之册，11个调查村的均有，其中大祝泽、蔡家营、大阳、南邓、李罗侯、孟庄、薛庄7村之册完整无缺，其余4村之册则有不同程度的缺失。11村总计，原册数共164册，现存147册；户数按各册内分户表1957年调查户编号计算，原共3188户，现存2825户，占88．6％。

    分户卡片是调查以后依据原始调查表制作的，数据均为原样过录，没有任何修改，因此在资料价值上与原表相同。这部分资料，无锡的题为“江苏省无锡(市)县农村经济典型调查分户卡片”，每个年份一张，每户全套5张(1929、1936、1948、1952、1957)；保定的题为“XXXX年河北省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分户卡片”，每户全套4张(1930、1936、1946、1957)。此部分卡片也已经不全，缺失的主要原因是1987年第三次调查时，被白南生借去制作无、保调查历史资料数据库，后来虽大部分归还，但仍有不少没还，其中一些还可能流失到个人手里了。当时做成的数据库，各个年份均只选择了部分调查村的分户卡片录入，很不完整。直到第四次调查以后，才由经济所课题组将现存全部分户卡片数据录入电脑。此次所录，无锡部分包括了白水荡、曹庄、马鞍村和吴塘村4村农户各个调查年份的数据(吴塘、白水荡2村年份不全)；保定则除孟庄、谢庄卡片缺失外，共录入了9村农户各个年份的数据。这个数据库，如再用现存原始分户调查表补充，无锡可以增至5村，保定则11村均可做全，户数的损失也可减到最少。

    尽管1958年调查的分户资料已经不全，但河北省统计局对当年保定11村全部调查户的数据均做了分村汇总统计，以《1930—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之名油印出来，每村一本。这套资料是完全按照当时划定的调查户阶级成份分类汇总的，缺少其他角度的汇总，在研究、利用上有一定局限性，但这个缺憾可用现存原始分户资料加以弥补。

    1958年调查完成后，河北省统计局还根据分户调查编过一种调查户的家谱资料，每村一本，详细记录了各村每个调查户在1930—1957年间家庭人口变动及分家、迁入、迁出等项情况。这种家谱资料原来共11本，但现保存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只有两本了，其余不知所终，十分可惜。不过，由于保定各村的绝大部分户资料仍然保存完好，只要下功夫，这种家谱是完全可以补做的。

    (三)第三次调查的资料

    由于第三次调查不是由经济所主导，是次调查的原始资料不在经济所保管。这批资料原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社会发展研究室，后来被白南生带到了农业部的农研中心，现应仍在那里保存，其完整程度则不得而知。经济所现存该次调查的资料，主要是分户调查的电子数据库和当年课题组写作的若干村概况及专题报告(均有电子文本)，此外就是本所人员在参与调查中间亲自搜集或从课题组获得的一些零星资料和相关文献了。

    (四)第四次调查的资料

本次调查的资料现均在经济所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保管，绝大部分已经录入电脑。主要有：两地各11村的《农户经济调查表》及据之建立的3000多农户1997年家庭经济情况电子数据库；种田大户调查表及据之建立的电子据库；企业调查表及据之建立的电子据库；干部问卷及据之建立的电子据库；由各村调查员撰写的村概况及由汤可可、王玉保撰写的两篇综合概况(已出版)；两地各11村110户1998年台账数据库；保定、清苑10个调查村100户1986—1997年台账数据库。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4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