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解除旅游警告和从非典疫区中除名的双解除，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后SARS时期。对此，我们有理由庆祝一番。但是，SARS会否在秋天或者其他什么时候卷土重来，现在还是未可知的。而且，SARS以及类似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在任何国度都可能发生，经过了这次SARS，我们也应该对这次SARS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一番反思。笔者不能对这次事件中暴露的譬如高官问责问题、新闻监督问题、疫情通报问题、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等说什么，只是拟从文化上做一些思考。
一、 关于身体的认识
身体在我们的文化中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尴尬，在于身体是我们的限度，是我们包括健康状态、情绪状态、乃至我们从事一些活动如体育、舞蹈等的基础。身体机能在随时变化的过程中，身体机能的变化就会使得我们的心理随之改变。人们经常说到个人阅历的增长会改变人行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其实，其中有些是事实成份，有些则是把人体自身的荷尔蒙的变化算到外在的环境改变方面去了。
但是身体的重要性始终处于一个被压抑的位置。当我们身体有什么感觉时，往往被所谓人的动物性加以解释，它代表了一种原罪。另外，身体始终处于人的头脑的下方，虽然人的身体在解剖学意义上也应该是广义一些的身体，但是头脑被单独看待，它是被身体所囚禁的，头脑就是在战胜身体囚禁之后才能够获得心灵的自由，而且身体也就只有在服务于头脑的基础上，才获得部分的肯定性的价值。
SARS来袭，使我们要对此作一反思。如果某个人不幸罹患SARS，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就成为对其他人的感染源，他如果不知道病情，没有采取措施隔离自己，那么他的身体就会成为人体炸弹。试想，有些患者感染了上百他人，这样的侵害强度完全不亚于人肉炸弹的威慑力。反之，如果某个人身体有不凡的免疫功能，他虽然是没有什么社会公德的观念，并未警觉自己不要传染他人，但是病毒传播到他这里就没有再肆虐了，于是，他就以自己身体筑成了一道防线，在实际效果上是为此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作了贡献。这里是身体本身而不是头脑怎么样决定了事件状况。另外，有些非典患者痊愈之后，仍然难以融入到社会中，不少人避之三舍，哪怕这个人平时人缘不错也是如此，就是说社会上也是这样认定人的归属，不少以他的头脑而是以他的身体，作为判断对这个人亲疏的依据。
其实，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从中世纪那种精神至上的说教之中走出来，从《十日谈》、《巨人传》这些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反动，再到20世纪弗洛伊德甚至把人的精神、头脑也肉欲化了，他的“力比多”是控制人精神的基础，可是“力比多”却是源自下体的欲望。但是这样一条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头脑——口腹（《巨人传》里面的口腹之乐的描写）——下体的身体轴心的下行线路，我们通常会认为是一种堕落，而经由SARS，却使这种观念播散到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的和价值的取向。
二、 关于个人和群体的关系
个人和群体是哲学意义上一对矛盾。这个矛盾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暂且不提，也不可能在此理出头绪。
这里要说的是从农村比较成功地渡过非典危机看到的问题。按理说，农村无论医疗设备、卫生条件、医护人员素质、社会关注和支持力度来说，都不能与城市相比，在我的大城市尚且有着疫情传播，那么农村也发生大规模疫情看似顺理成章的。然而实际上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农村各地采取了简单的也是有效的阻隔外来人员的做法，通过切断人员交往达到了切断传染源的目的。这样一个举措有着政府组织的功劳，可是，政府的组织功能在农村存在一个效能耗损的问题，生产队安排一个会议，如果按照通知的时间延后半小时可能就算最早到会的，哪怕就比通知的时间晚一小时，可能也没有迟到。在我们眼中如此低效率的乡村，可是在这次抗击SARS的斗争中显示出很高效率，甚至有时反应过度，如邻近道路的村庄，居然把道路阻断。这里农村的状况不能由行政效率来完全解释，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代表国家力量的政府和个人之间，嵌入了社区的组织协调功能。也就是说，在国家和个人之间，不是以是完全个体的个人面对完全代表大群体的国家，而是其间可以有中介环节。
这种中介组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其具体表现形式，在乡村主要是宗族社会，城市里面则表现为各种会馆、行会组织等，它起到一种联系个人和国家的作用。我国建国以后，把这样一种社区性质的组织斥为封建性质加以打击取缔，直接把国家权力由最多抵达区镇一级，延伸到乡村街道一级，这样看起来国家行政效率提高了，可是也同时使得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社会秩序的维护是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政权，除了少了缓冲地段以外，也使得社会的系统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使得有些社会问题非常棘手。
譬如，一个人在街上看见一位老人晕倒在路上，它应该上去救助，可是驱使他这样做的动因是什么呢？从个人来讲是道德，从国家来看是法律；显然，他不去救助也没有触犯那条法律，而这种道德的驱动可能会有顾虑抵销，即这个老人一旦清醒过来，会不会反污就是救助者伤害了他，从而救助者陷入一场麻烦之中？当只有个人和国家两极的时候，缺乏一种对于公众生活的有效整合机制。假如我们还有一个强势的社区权力，则这个人如果不去救助，就会受到社区的鄙视，这种压力会驱使人做应该做的事情；反之如果老人还有反污一口的事情发生的话，本身老人一方就会受到压力，而且被反污者不是单独面对尴尬的态势，而是社区与他一起来承担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想想看，当今多少邻里出现盗贼侵袭事件，而周遭邻居却默然不顾的事情，这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怕事的心理，都是因为从个人和从国家两者而言，事情发生之后自己采取回避态度比较有利的考虑。如果社区有适当压力，则这种事件就会少许多。
詛咒SARS之余，还应该在有限意义上感谢SARS，它把平时掩盖了的关系重新发掘出来，使得我们要面对我们已经失落的、可能还是比较珍贵的东西。
三、 关于社会事实和社会认识
抗击SARS斗争中，最可爱的人是医护人员。在近年来的社会问题中，医患关系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紧张的问题。两件截然相反的评价，都是事实。
当这些医护人员被社会、传媒尊为最可爱的人的时候，长期以来医患紧张关系的症结已经消除了吗？一点没有！同时，当这些被社会视为行业道德败坏的群体走向抗击SARS的前线，以自己身体可能遭受侵袭的代价来救助患者的时候，他们没有理由获得社会的尊重吗？当然不是！
都是社会事实，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的社会认识。
我们应该从社会机制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当一个社会已经具有比较多的那种社会阴暗面的时候，社会资源紧缺的一方会形成社会利益寻租的主体，所谓医生收受红包、开大处方以获取回扣等让社会声讨的做法，其实不过是社会整体出现阴暗面之后的一个局部表现。只是因为医生要面对几乎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人，就才使得问题成为社会的聚焦点。这里医生并非特殊的道德败坏群体。如果医患关系需要矫正，其中关键不在于道德提升，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监控体系。反之，医护人员冒着自身感染的危险走向SARS前线，也不是他们就有特别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他们不过是完成他们职业已经规定了的本职工作。试想，医护人员作为高危群体，可是在这个斗争中，那种几乎被忽视的病区里面的只是拿着合同工、临时工待遇的护工，他们要与患者做最“亲密”的接触，而相对的他们比较缺乏防护知识，更容易被感染，那么他们似乎更应该得到礼赞，他们得到了吗？那些身处病区的清理卫生的人员、城市环卫工人，他们比之于医生的危险系数只会更大，他们受到了特殊关照了吗？当若干全国重点大学宣告将在本年度招生工作中照顾在一线工作的医生护士之后，有谁想过这些默默工作的环卫工人？
其实把应该体制化的事情加以道德化，这是我们的惯例，也是看待问题出现偏差的根源。医患关系紧张现象和这次的白衣天使的赞誉，都是事实。其实这些医护人员不过是做了他们会做得和该做的。所谓会做，在于我们只是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医治条件，患者化上10元挂教授号门诊，还不是3分钟就打发了，且不说没有对患者起到心理安抚作用，就是瞩问病情也不够，接下来要想确诊，还不是由那些进口机器伺候，就是价格不敢恭维。我们社会只要面对的是买方市场，有哪个部门行业是服务到位的？因此这就使医生会做的。所谓该作，就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次是SARS，他们不上谁上？
如果我们要对医护人员加以特殊礼赞的话，那么，我们平时用的每一度电、每一吨水，都往往要用煤炭的能源，而全国每年要死多少采煤工人？我们是要在使用这些资源时感恩好呢，还是真正关心采煤工人的工作环境，在安全生产上多一些投入呢？有效的做法不是依靠道德评判，而是扎实的体制建设。
四、 关于发展和均衡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活力的基础，也是考评干部的主要指标。相比停滞不前，当然发展才是出路。但是，在鼓励发展时，我们考虑的是数量的增长，忽略了数量和均衡之间的关系。
某地新建一座工厂，这样就业问题、税收问题等指标都可以上一截，它代表了发展；可是工厂开工以后还会伴随的工业污染问题、生产安全问题，虽然也是重要的，则和这个发展指标不是那么紧密，谁管？当年英国发展工业，对泰晤士河造成污染，河里鱼虾几乎断绝。在20世纪英国治理以前的污染，结果计算下来，当年每创造1元财富所造成的污染，到后来治污中以3、5元治理还不够恢复生态。显然，没有均衡观念所带来的发展，有时就等于破坏。
这次以SARS为标志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暴露了政府部门在平时的疏忽，公共卫生设施不健全、公共卫生意识不到位，还有关键的是公共卫生没有被列入所谓发展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哪怕就完全从经济角度考虑，在一定范围条件下，公共卫生事业投入1元，整体上可以为社会避免更大灾害，最后结算可以为社会节约11元，这样一种投资效益，现在还没有多少行业可以做到，这是非常必要、非常明智的投资。
因此，发展应该是以人的发展作为核心，那种单纯指标意义的发展不合理、不明智、甚至也不具有人性。在发展上冠以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的主题，才可能考虑均衡问题。
后SARS时期已经来临，不过SARS究竟是断绝了还是到以后某个条件下，譬如冬天气候时还会死灰复燃？现在难以判断。我们告别了SARS，这是不同于SARS爆发时期的，但是我们可能会重新遭受SARS侵扰，这就又与SARS时期产生联系。所谓“后＊＊”的命名就是应该具有这样一个特征，现在采用该种称谓，看来非常合理。后SARS时期反思还不能说就是马后炮，当然笔者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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