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贫富差距扩大，城市贫困人口数量日益增加。本文将侧重从社会学角度来阐释此问题，首先以独特的角度将城市贫困人口进行分类，而后从国有企业的改革、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社会日益频繁的流动等宏观层面以及“贫困文化”的存在和个人身体素质等微观层面来阐释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而后分别从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方面来阐述调适措施。
关键词： 城市贫困人口 社会问题 获取能力
一：城市贫困人口的界定及反映指标
1、界定
在界定城市贫困人口之前我们需先了解贫困。贫困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更是一种产生已久的社会问题。关于贫困的概念关信平曾在1999年提到：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取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的权力，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两种界定各有千秋，但是他们共同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合理以及人们获取资源能力的差异所造成的。
城市，历史的产物。当城市产生时，城市贫困人口也相应的出现，由于他们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差，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富人占有，于是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产生隐性或显性的社会问题。
2、城市贫困人口的组成部分
在界定以后，，我们应该清楚的了解这个群体的组成部分。在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概论》第三版中。先生认为有四种群体组成，分别为a、传统上由民政部门一直给予社会救济的对象；b、贫困的“失业”人员，也就是在失业救济期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c、贫困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退休人员，即在领取工资、基本生活费和退休金的同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d、由于残疾，疾病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居民。可以说先生的概括精辟、较为全面也颇具影响力，但就笔者认为这样归类还是有欠妥当之处。主要原因以下两点，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在职职工通过自己努力工作，完全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最主要的城市贫困人口应该是那些下岗了，却没有技能没有资本，没有再就业的群体。其次：他忽略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改革开放以前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十分明显，城乡之间的联系流动严格受限，多为单向流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的逐渐完善，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时代的召唤，体制的改革，许多农民进城务工，然而由于他们在城市的权利得不到根本的保障，因此，新一类的城市贫困人口诞生了。于是，笔者结合大家们的观点和自己的看法将城市贫困人口分为以下三种：a：受中国社会转型影响下，下岗却难再就业的工人；b：因工伤或残疾获得生产资料较少，但又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的城市居民；c：随着改革开放而进城务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农民工”。
3、反映指标
要正确的确定城市贫困人口，仅用一般的定性研究方法远远不够。这就要求我们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把指标通过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经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大多数专家认为反映城市贫困人口的指标大概有以下三种：
贫困发生率（incidence of poverty）
所谓贫困发生率指的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个城市的贫困发生率越高，也就说明了贫困人数越多，也可以从侧面反映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者是贫富差距过大。
（1）贫困深度 (depth of poverty)
贫困深度就是指城市贫困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或消费水平与贫困线的差距。差距越大，贫困程度愈大。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贫困线的上限也不同，因此当我们界定贫困人口时，要注意考虑当地的消费水平。
（2）贫困强度指标 (poverty severity)
贫困强度是这几个指标中最具有量化特征的指标。它的具体算法如下：把城市贫困群体按收入分组，分别计算每组的贫困差异率，以每组的人口为权，累加差异率的平方。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最底生活保障2234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1.06亿人。可见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之高以及贫困深度之深，我们在关注现状的同时，应该要解析其产生的原因。
二、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
纵观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
1、宏观层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问题也不断产生：贫富差距逐步扩大，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使得少数人占有大多数人的资源，工人阶级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主要表现为：工资逐渐压低，下岗再就业培训得不到实现，房屋拆迁费用大部分被掠夺。主要原因如下：
（1）国有企业的改革
中国是有着特殊国情，特殊历史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通过单位制，让城市社会实现重组，满足工人的各种需求。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存在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将非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市场化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经济腾飞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中有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双轨制度的存在，致使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财富集中到少数管理人员手上，而那些工人只有面对工资压低、社会保险覆盖面缩小或是直接下岗的困境。由于当今竞争激烈，那些知识水平不高，技术能力不强的下岗工人很难找到下一份工作，再加上我国下岗工人的技能培训基地较少，使得他们没有继续学习的机会，谋职困难，以至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一部分城市贫困率随之提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形势与预测”。课题组分析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我国收入最低的20%城市居民中占绝大多数是这一类人口。
（2）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间，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在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市场机制难免会有些漏洞。让有些人钻了政策的空子，运用手中的权力去掠夺弱势群体的资源，致使一部分的贫困人口出现。这里指的掠夺资源包括显性掠夺和隐性掠夺。其中显性掠夺有用工企业压低工资，在城市的拆迁过程中掠夺财富等等，而隐性掠夺则有以下几种：社会保障覆盖面缩小，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投资。于是那些依靠社会保障生存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
（3）社会流动
以上的原因，只能够从宏观的层面解释前两种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原因。而第三中应该是因为社会流动而产生的。所谓社会流动就是指：人们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迁移行为。这里主要指进城务工人员的流动。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渐宽松，户籍制度控制力度的减轻，以及城市对干脏、累、工资不高活儿人员的需求的拉力，再加上农村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的推力作用。不少农民开始进城务工，为城市的发展付出自己的精力。可是他们因为知识，技术的缺乏，很多权利受到侵犯。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的中、高层社会，游离于社会的边缘。于是他们也成为构成城市贫困人口的一部分。
2、微观 关于微观方面，大概可以包括“贫困文化”的存在和个人身体素质等方面。
（1）“贫困文化”的存在
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贫困文化”理论以来，一直运用比较广泛。在此课题中“贫困文化”仍是一个重要因素。
“贫困文化”中提到“奉行一种不求上进的价值观，屈从意识，不愿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并且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对后代有影响。”
在中国，城市按居住空间而形成的社会分层现象十分明显。居民按经济条件购买房子，经济收入相当的人们居于一起。他们会形成共同的心理文化，一些消极的文化很容易的蔓延开来。因此“贫困文化”的传染性很容易体现出来。再加上较为贫困社区的教育设施，教育环境不是很理想，孕育了“贫困文化”的遗传性的土壤，使得他们不愿意改变现状，获取资源的能力远远低于那些上进的人们。这种甘愿沉沦的做法，让他们的生活状况始终比较艰难，甚至依靠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度日。而这种思想又影响了下一代，极度扩充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数目和拉大了与富人之间的差距，贫困深度不断拓深。
（2）个人的身体素质
有些人因为天生身体素质比较差，劳动能力不强，或者是因工伤而丧失部分劳动能力。所以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差，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无法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城市贫困人口。
三、调适措施
绝对消除贫困，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难行性。但是为了维持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城市的公共安全，在社会问题尚未爆发之前，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社会控制来调适这些问题。根据社会学家提供的政府、社会、个人相结合；物质调适和精神调适相结合等方针，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今天，政府应该继续采取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引导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根据著名的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经济增长的收益会自动地逐渐地流向低收入阶层。因此政府应完善城市贫困地区的基础建设，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水平。通过改善相应的社会服务，从物质上帮助城市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减少贫困人口，降低贫困发生率和减轻贫困深度。
2、完善法律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法律建设，可以调节不同群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情况，也可以避免少数人占有大多数人的资源。从而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更深一步讲，可以增加贫困人口争取利益的力度，通过自己的努力逃脱被贫困控制的命运。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根据当地的物价水平，对当地的贫困居民给予适当的物质、精神帮助。让人们困难时可以找到相关部门来解决，保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从而保证人的平等，社会的公正，社会的稳定以及推动社会的进步。
3、扩大就业和保证再就业
政府鼓励支持部分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更多的穷人拥有工作。与此同时，对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职业指导和培训，让其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提高获取资源的能力，使其逐渐社会化，消除“贫困文化”的影响。
4、建立城乡互助发展网络
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仅导致农村社会问题多多，也加大了城市的负担和城市的贫困人口数量。就笔者认为要引导合理的社会流动建立城乡互助网络势在必行。城乡互助发展是指：“资本、劳动力、信息等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空间的双向流动”。这种网络突破了城乡隔离体制下各类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单向流动格局，有利于城乡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因此可以大大减少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
5、非政府组织的介入
作为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的非赢利的社会中介组织，他们有着扩大就业渠道，增强社会保障制度能力等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开展，他们有必要介入。因为他们的介入可以与政府一起致力于公共事业的服务和管理，调适一些贫困城市人口产生的因素，减少一些社会冲突，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质量和水平，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
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一项艰巨而复杂的项目，需要我们用大量的心力、物力去调适。不过笔者十分乐观的相信有政府、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①刘玉亭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
②阿玛蒂亚森 《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
③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④韩伟 《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管理》
⑤张大群 《“城市贫困人口增加”说明了什么》 《光明日报》
⑥孙立平 《中国为什么尚未富裕》 中国社会学网
⑦《地理科学进展》中国社会学网 2006年第4期
⑧崔运武 主编《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⑨李拓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 中国人民出版社
（郑静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