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口述史方式，运用教育人类学的观点解读一位县级中学校长（以下匿名为Y）的教学与管理经历，同时着重就治校之方、危机事件、纠纷的处理、行政的两难等方面呈现Y的自述。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展开本文的微观架构和分析，引发读者以中学校长的身份，思考现行教育体制运行过程中不断浮现的新问题。
关 键 词：民族志 口述史 教育人类学
这是一位擅于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校长。
本文的主人公(以下匿名并简称为Y)是H省一所市级初中示范校的领头人,在一般人眼里,Y在其所在县城的教育界是公认的一名干将，他雷厉风行、精明老练，在他的手中曾经创造了另人瞠目的业绩(读者可以在正文部分看到)，同时也能够十分灵活地周璇于各种人际关系当中。为了更好地把握主人公的生命脉络，笔者此处尝试在个人自述的同时，陈设对话之外的相关背景信息，同时兼有对教育民族志写作手法的探讨（包括笔者以第一人称的“主观”态度结合田野调查，对Y的表述予以评论），作为一种实验性的写作尝试，笔者更期待能够通过这一方式，让读者对基层学校教育体系的日常运作以及核心人物的教育选择策略有更加深入的感悟。
一、体验中的诠释
民族志方法或田野研究法是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之一，它是建立在田野工作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撰写，或者更一般的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田野观察需要在人际间的交往与互动中实现。伴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反思性民族志撰写的争论与探讨（George Marcus, 1986），越来越多的田野工作人员逐渐对旧有的宏大叙事性民族志写法提出质疑，的确，不同主体间因身份、地位、性格、偶发事件等的作用经常表现出交往的不连贯与情境化特征，而传统民族志的“客观化”语言在表述田野“人物”时的确显得过于单调生硬，因为个中的人物不断受到事件的冲击而随时改变自我，同时表述过程本身也包含“再创造”（George E. Marcus, 1982）的成分，然而，如果过于随意地突显人物的主观性、情境性与偶然性，恐怕又失去此次研究的宏观与普遍性的解释意义。或许这一矛盾正如刘新（2002）所说，“多数有理论创见的民族志作品往往缺乏连贯性”。可是如果过于关注研究对象的连贯表述，恐怕又会有失真实。Kuper(1996)等人把事实（Facts）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是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人们对行为的诠释方式。这实际上是把田野研究从“参与观察”转向“参与理解”的一个体验的过程。
基于这些认识，笔者在本文的写作手法上尝试进行一种综合，在人物的“自述”中通过自身的田野体验，重新诠释核心内容，虽然这种诠释亦会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然而与部分宏大叙事性的民族志相比，我更欣赏这类写法的“人性化”与“类真实性”。
二、Y校长自述
与Y的访谈并不十分集中且连贯，行政事物的繁忙以及校内外的大量应酬，让Y看上去总是很匆匆。当然，作为有着一定社会身份及地位的一校之长，Y显然也是不会轻易与一个陌生的“外地人”有更多深入的内心表达。事实上，我也考虑到，如果过分死板地提前预设访谈要求，反倒会影响到人物对自身经历的自然流露。为了使交往显得更加顺畅，我设计了很多“互惠”的项目，以便突出我在学校中的作用，寻找到共同交往的内容与理由，便于田野观察，如为学校主持学科教学讲座，开设校园心理咨询室等等，这会让交流显得更加的融洽，同时也逐渐获得了Y的信任与支持。因此，我在几个月时间里逐渐形成了较为连贯完整的自述资料，以下均采自与Y的断续对话当中。
1．个人从教经历
我是61年生人，当时家里还非常困难，如果算一下县里这些局级干部当中，可能就数我家里的条件最不好，后来很大程度上都是靠我个人一点点奋斗出来的。我年轻时，那时哪里知道什么学习啊？玩儿的不比现在一些逃课的学生差。后来到了初中毕业，县里对毕业生统一组织考试，结果数学答了零分，当时把我气的，一下子赌气去了内蒙古打工，也不打算回来了，那时外出打工还很少。两个月后，我妈给我写信，让我回来，说是县里组织补习班，让我回来参加考试，我想这也的确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于是发狠心地学了七个月，那可真是一天一个变化，后来在全县考了个第13名，进了B市师专学化学。81年毕业后，就开始在E初中教初三，当班主任，当教研组长，84年机构改革时当了教导处副主任，86年当团委副书记兼年级组长，87年回教育局人力股去了一年，89年回学校当教导主任，93年当副校长兼教导主任，96年到职教中心当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可以说一直是在教育岗位上干，后来一点点提拔成教导主任、副校长，直到98年让我到职中当校长，当时职中乱得根本都招不上来生，我来了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来学生听说我去了，开学后陆续又来了100多人，99年当职中校长兼教育局副局长，那几年确实是实打实地干着，那时每天身边都有个小本子，随时走到什么地方就把想法记下来，回去落实，所以直到现在A县职业教育这一块儿提起我来，就没有不认识我的人。2000年当县农业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兼职中校长，后来我又到N乡当了一年多的党委书记，到2002年9月17号又调我来了AB中学一直到现在。
2．治校之方
当时2002年调我回来的主要原因是这学校乱的实在不像样子了，乱收费、打架、私设小金库、打麻将这些都太严重了。你看公办民助这一块儿，一开始就强调是高起点，让孩子们享受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但当时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那人家家长花钱来干什么？学校里乱糟糟，很多老师们都住在校内，下了课几个人就聚在一起打麻将，校长在旁边看着，你看这叫什么状态啊？结果到2002年就面临招不上来生的地步了。当时我就觉得首先要给学生家长、给社会信心，让他们觉得这个学校能够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
我到这里来第一件事儿是抓学校环境，否则原来那个露天的厕所有时大粪流的到处都是，这样的环境谁能看得过去？第二是抓教师队伍，每位老师必须正常上课，有事请假；第三抓学生集体生活纪律情况，包括着装、迟到早退这些；第四抓学生生活情况，包括校门口那些小吃摊，我都一一整顿，统一让学校食堂承包，保证卫生。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校园总算看着是那么回事了，老百姓有时也并不是光看学生的成绩，有些人就明知道自己孩子没学到什么，但也愿意让孩子呆在这样的学校里，也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好的环境里接受教育。所以，当时我就搬过来原来在职中的那套办法，每天早上让几个学生穿着整齐的衣服，站在校门口，欢迎学生入学。这就让他们感到，他们在接受一种文明的教育。包括我让学生们一律都留短发，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应该和社会上的青年有区别，而且一个好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就和清华大学的校徽一样，言谈举止都应与一般学校有所区别，这是一种象征，应该从各个方面体现出不同，小男孩儿留短发看着会精神，另外也减少他修饰打扮的时间，另外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他出去以后看上去会有一种正派感、正气，他会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下子就看出区别。我就是这么理解的，我也这么做的，所以我给教导主任和团委书记也这么布置下去，做不了我就换你。
另外，我觉得中学这一块儿，最重要的是抓好两支队伍，一个是领导班子队伍，另一个就是教研队伍。领导班子这一块儿，当时我也搞了个“三讲”：“讲正气，统一思想；讲学习，提高业务能力；还有就是讲奉献”这是2002年的目标，让领导带头抓教研。因为我这人还是有一定背景的，我在B市职业教育这一块儿是有名的校长，在A县教育界资历也很高，我学历虽然不高（大专），但职称高，37岁当副高，中学高级教师。当过科局里边的书记、局长、校长，当过乡里边的书记，在教科局也挂着副局长，所以没有人敢面对面地惹我。所以我要想做些事，还是有人服气的。
再有就是教师队伍，我主要是采取抓典型的办法，当时提拔了几个典型教师，在老师们当中树立榜样，这样大家能够坐在一块开始谈教学，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并且开始抓“集体备课”，让好的老师带动素质一般的老师，共同学习、共同发展。我又清理了几个教室，给老师们购置微机，也就是给他们创造条件，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我没有从外头要过一分钱，也不愿意这么做，我用不着出去，求人不如求自己。有的学校校长喜欢出去化缘，要个三万、两万的，我不这么做，我说只要把学校办好了，老百姓自然愿意给钱，你办不好你要钱干什么？谁给你啊？你看我来的2002年，学校招了710名学生，收了115万，三年一次性收了平均一个学生不到1500块钱。来我这里的学生一律都收费，没有例外，去年有个全县第一名的学生家长，他爸是局长，过来跟我说能不能奖励啊？我立刻说奖励啊，考清华北大时奖励，现在没有例外，人人都要交费，但也一律平等收费，特殊困难的学生可以提出申请，我们核实后，可以免去费用。
3．危机事件
最危机的一件事儿是2003年，因为当时搞校园规划，伤了很多人的利益。我就开始对领导班子进行治理，刚到时学校里的帐非常混乱，就连一个教务处主任，几百块钱说买什么就买什么。那还得了？我把很多人的小金库全都清查了一下，这就惹了太多人，可以说压力很大。
2003年招生时，教育局开了三次党委会，老百姓的孩子都要过来，那年应该说破了学校的历史记录，一下子招了1460个学生，这个数差不多相对于现在两个年级的学生人数。结果有人给捅到了一个媒体上面，来了个记者，拍了好多照片，写的报道也很差劲。主要是说学校改制后招生，伤害到公办学校的利益了，从这个角度写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啊，后来都上到H省的一个教育文集里，作为一个负面典型，结果局里边就开始查，我们赶快去D市，找了几个媒体的人，请他们吃了一顿，总算是摆平了，其实这就是个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的事儿，我学校招生好，说明学校管理有方，得到社会认同，人家愿意花钱来念，可非要说成影响到公办学校的利益，那我也没办法。
现在当个干部，最怕的就是出现经济问题。学校在03年前，简直是一片乱摊子，领导们都有自己的小账户，学校里面就有麻将桌，大家之间勾心斗角，一片混乱。我来的那时候，正好也赶上上边开始抓各学校的财务管理，当时我就开始严肃处理这群人，首先是清理账目，全部肃清，当然你说有些不合理的开销，在现在这个环境下，没有也是不可能的；然后是整顿领导班子，把一些惹事儿的、勾心斗角的那群人都给分散到其它地方，当然，我也要安顿好他们，每个人都提了一级，否则谁心里愿意啊？比如副校长到了其它单位，当了党委书记，这我也算对的住他们，后来他们回想起当初上访到中央那里去告我，说我账目不明，也觉得做的过了火，说白了，还不是因为牵涉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
当初你不知道，也就是03年的春天，当时先是说派我到B市学习，那天下午我正要动身，就听有人开始敲门，我一看是S局长带着市委纪检书记，说是考察一下学校，我就开始给他们汇报，看了一圈后，回来后坐在我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跟我说：“我们接到举报，有人说你有重大的经济问题，现在你要说什么还可以酌情处理，一切取决于你”，当时我心里边也是一紧张，心想怎么回事？以前也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我说，“第一，领导来审查我，我接受审查；第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会如实地向组织汇报；第三，我在这个学校没有任何以权谋私的行为，你们可以去查，如果查出来，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那天都到晚上一点多了，还在审查，后来在县里招待所查了一个来星期，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后来又跟我谈，说账还没查完，但是发现很多问题，我说我自己没有贪污，但不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都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学校要发展，肯定要有些社会交往活动，但也就限于这些。接着又跟我交涉了好几次，也发过火，威胁过我，但因为我没有实质性的把柄，只好说账本先都拿走，回市里会计师事务所继续查。又过了几个月。那段时间真是煎熬啊，我当时身体非常不好，结肠里长了个小瘤，后来又做了个手术，当时住了半个月医院，谁也没告诉，学校里也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我被抓走了，有的说我在跑关系，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但是直到最后账本全部都审核完了，也没查出要害性的问题，就列出了几项不合理的开支，那实际上就说明咱没有昧着良心做事，所以就是到现在，咱也能对得起自己，这个职务也一直在做着。
这就算是我经历的最大的一件事了，因为我当时就在想，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其它任何人都帮不了，要不叫我做事比较小心、不是很张扬，也坐不到今天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以为学校里有这么多钱，我可以支配；这么多人，我可以去管，多好啊！我来这学校的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我跟老师们说，太累了，出去旅游去！大家都很高兴，还说等中考成绩出来再去，我说成绩出来再去，考得好的，心情格外高兴，那还行，但是考的不好的怎么办？心情压抑。考的好的还会觉得，我考的好，放松一下，应该来，你考的差的都不该来。所以我说就在成绩出来前让大家去，我叫你们出去，不是为了你们的成绩，而是为了你们的辛苦劳动。去了北戴河三天，挺高兴。等到国庆节时，我把个开矿的朋友叫来，说你给出点钱，让弟兄们（学校领导班子）出去玩儿了一趟，我在家看着初三学生上课。他们剩下时间全都出去了，山东出去玩儿了一个星期。结果呢，后来都成了我的罪过了，说我挥霍公款，让领导班子出去旅游，哗啦哗啦给我查账。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组织这样的活动了。你在基层做些好事儿，他都认为你这好事做的啊，那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我让所有人都去，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但有时学校经费有限，只能让个人再掏点钱，结果就惹来一身的麻烦。
所以那次清查经历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道阴影，这么多年在县上的风风雨雨，我就觉得我老是走弯路，所以总是经常否定自己，也不愿意留下一些资料，包括以前在职中的声像资料，我都给烧了，连个日记本都没有，我一个字都不想留下，在中国想做点事情，就不能干的太冒尖，否则肯定成为众矢之的，一切都让时间去评述吧。
4．纠纷的处理
你书读的多，可以去讲人性，平等，尊重学生什么的，可咱们这里如果讲太多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做事了，很多学生和老师你必须通过高压和强制才能控制住。就像原来有个初二教研主任搞小帮派，个人势力抬头，与学校领导作对，后来不得不离开学校，调到其它学校。我当然希望有更好的办法来改变现状，但面对现实，只能一步步地往前推着走了。有时软办法还真是不行，遇到蛮不讲理的家长，你就得玩儿点策略，显示出比他还厉害的态度，以后我的办公桌还要再大上一圈，说话时和他们保持更大距离，才能震的住这帮家长。也经常有外边黑社会上的一些小青年来学校干扰正常教学秩序？我在县上都这么多年了，也建立了一些关系，有时就是个互相照应，他帮我照应底下的哥们，别来学校犯事儿，我学校的正常教学就有了保障，反过来，他们要是有子女来上学，我这儿也是地方上的“精英基地”，他要是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过来，咱也给了他们面子，他也觉得好看，好赖咱作为一校之长，也是地方名流，他也觉得和咱们打交道是他的荣誉。
日常意外伤害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前两天有个男同学，在校园里接水，也可能是一不小心，就傻乎乎的把旁边一个女生撞到在地，女生头上起了一个大包，一去医院折腾一圈儿，就花了五千多，结果家长找过来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能怎么办？该治伤的治伤，学校能承担什么责任？你要问我该怎么治，我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你要追究我的责任，你没权利追究，你要找法院，法院说我有责任，我就有；法院说我没有，我就没有。我说我如果有哪些因为我的过失给你孩子造成的伤害，我一定承担，比如学校设施什么的，这个责任我一定承担。后来家长也可能觉得是那么回事，就把话往回说了，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主要是我们双方家长不太好面对面说这些，就想让你们学校出面来说，我说这可以。所以，虽然说家长就是上帝，但也不能你说我们学校有什么责任就有什么责任？你也得强硬一些。没办法，我不想把学校办的像大学一样吗？学生自由自在，老师们也自由自在。现在压力太大，而且社会压力太大。
前几天我听说W乡一个住下铺的学生到上铺闹着玩儿，结果一下子没抓住，从宿舍床铺上摔下来，股骨头坏死，导致下身瘫痪，终身残疾，家长要求索赔119.5万元，一生需要换四个股骨头，学校已经花了40多万，当然还要政府买一部分单，学校还要负70％的责任，也就是赔偿84万元，学校校长被县教科局勒令辞职，这一处罚让其它很多学校的校长都很沮丧。
后来法院把W乡的那个案子判了，政府买单，落实了50万，校长免职，过后还要追究行政责任，副校长、班主任都要给处分，你说有什么公道吗？学校有什么责任啊？我说为什么你让下铺学生到上铺去？谁让他上去的？没有道理。要我说这件事，学校属于无过失责任。我教育学生时肯定告诉学生，不许随便乱上其它铺位上去。你说我也不能雇个人专门看着，班主任哪能整天管那么细？你说现在作为中小学这个管理问题！校长管你服不服就已经给撤了，要说现在这校长当的这个没劲！没什么道理可讲。
这叫什么啊？政府一下子拿了那么多钱，他心理不平衡，再一个是杀鸡给猴看。你如果再出什么事儿，我先把你职务免了，再给你处分。那绝对这件事就不合理。你怎么能服人啊？比如这件事出现在咱们学校，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是这么一个结局：第一，他出了事儿以后，我会很及时的给他送到医院里抢救，不会耽误他的治疗；第二，在处理的时候，因为学校肯定是有一定责任，在策略上来讲，我不会跟家长把关系搞得那么僵，造成家长上县政府、市里上访，结果是家长们和学校间互相扯皮，扯得孩子股骨头坏死，耽误了治疗，否则不可能股骨头完全坏死。
（笔者：我听说有一次咱们学校老师说了学生几句，把家长给惹火了，找到学校来，学校狠狠批评了这位老师是吗？这属于谁的原因？）肯定是老师的原因。我让他做公开检查，他没什么意见，为什么？主要是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不是第一次了，这孩子在这儿上初二，屡次和老师发生冲突，比如调桌，学生调桌应该是很正常的，你不愿意调也可以，结果这老师把班长叫过来，说咱们班谁都可以调，就是不能给他调，你作为一个老师能这么说吗？即便心里这么想，但是你不能把它说出来，更不能把它做出来，然后班长马上把这件事告诉那个学生，说咱们老师有点看不来你。前一阵子出什么问题啦？说上课呢，学生说请假，肚子不舒服，老师说不行，学生就硬出来了，结果老师就跑到教室里，说这个学生人性太赖，大伙儿孤立他，谁也不许跟他说话，他人性这么“次”，结果家长就跑过来了，说要告老师。我觉得这可能有学生的原因，但老师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学校保护老师，是保护老师有正当合法的权益，但这位老师做的事本身是侵害了学生的人格和尊严，这对学生太不尊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批评你，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公开检查，他也接受了。我还把孩子调了班，后来家长肯定也满意学校的做法，因为我对家长说，如果这个老师说出这样的话，那我肯定是要严厉批判他，但如果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你作为家长也应该原谅他，但我还是要批评他。这位老师现在精神状态也不错。
5．行政的两难
教科局是从行政角度考虑教育运作的，今儿来个政策，明儿来个政策，有时一些规定还相互矛盾，比如“普九”大张旗鼓地做，前两天又开始重新调整全县教育布局，这也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的子女失去终身受教育的机会，上次N副局长（县里另外一个副局长）要搞小班教学，乡下一些比较差的老师有小班教学的条件，但又不会搞，城里的小学老师又面对着超大规模的学生人数（每班90多人），那又怎么成？所以，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啊，你没办法弄，上面当官儿的一调动，下面的事儿就立刻有了变化，其实有时做的都是无用功，多余的。
(为什么“普九”要大张旗鼓地做？)这可是乌纱帽啊，你学校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干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中国社会就是有那么一群人，所谓的学者、教授们，整天坐在屋子里拍脑袋做学问，然后到政府里去鼓吹，等一旦被政府采纳，变成了行政指令，强制执行时，可就让我们下边做具体行政工作的人苦了，今儿来一套、明儿又来一套，学校教育怎么保证稳定？总是变来变去可怎么行？应试教育已经深入人心，你就是吹的再好，考试结果不行，老百姓还是不买帐，一切也都不行。
很多老师还以为我是学校里日子过得最舒坦的一个，其实我觉得我活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疲惫，精神压力特别大。我可以利用一校之长的身份，把全县前四百名的学生招上来，保证我学校的正常运行，保证好学生都能有好的教育，每天开着公车，想去那儿就去那儿，这就是我的权力，但有时权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剩下那200多个名额，有些会因为各种原因来不了，我就直接让教科局负责安排，这里面肯定会有些托关系什么的事儿出现，但也没办法避免。
（笔者：有好多老师说，不敢接近您。说您只是和学校少数几个类型的人接触，比如副校长、能干的和有社会地位的人等等）我在学校里和老师们之间的交往，一方面是因为人多，再一个是因为老师们的生活空间还是过于狭小，所以他看事情容易片面地只考虑到几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距离近有近的好处，距离远有远的好处。我原来的时候，也是想和老师们把距离拉近，但问题就是，你手下的人就没法办事，老师们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来找你。如果你不表态，老师们会觉得你瞧不起他；如果你表态，那中间的副校长就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平时一般来找我，我就说，去吧，找谁谁就行了。这样可能就觉得和我交流会有距离。我这人说实在的，确实跟老师的交往比较少。所以他们中层领导有时开玩笑会说，跟我说话会战战兢兢的。再说，毕竟想经营好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有时还是需要摆些架子的。
（笔者：我好像和您交流起来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因为咱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你来这里是为了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干得好与不好，只是表现在我对你的支持程度和认可上面，对你今后的利益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跟我说话，就会很随意。你可以负责任地跟我讲应该怎么做，也可以很不负责任地跟我说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没必要顾虑什么。老师们就不行，因为我所处的这个位置，比如我可以说“你不愿意干了是吧？行，我给你捡一个A县最轻松，环境‘最好’的地方让你去教书”，他就会感到害怕，因为他觉得我在A县教育界是有这个分量可以影响到他日后几乎所有的方面。在中国就是这么个思维逻辑，在西方你可以说民主，在中国就不是那回事了，你比如说我要是见了县委书记，我没事儿我绝对不会去找他，我干嘛啊，我和他做不了朋友，就不去招惹他，一旦有事儿的时候才过去。
6．50岁现象
我今年都46了，在县里边就干到50，你干的再好，也给你拿下。再有4年也就该从主要行政岗位上撤下来了，如果说没有想继续往上走的想法，那是假的，但如果想再当个副县长什么的，那也太难了点，目前县级干部都是外聘过来的，所以再想往上走一步也很困难。而且关系网也很微妙，不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也包括机遇、运气等。有时就是上边一句话的事儿。
你说人不现实点能行吗？我那时就傻，当时看到有升本科的辅导班，进去一看，都是些木匠、修车的一些年轻人在那里学，我一看觉得太无聊，就没念。后来也有几次北师大和其它地方的一些培训机会，可以上研究生，也都错过了。现在想评个什么，再往前走一步，可就后悔了。人啊，就该务实点儿啊。
平时我主要就在学校，虽然在局里也挂着职，但很少沟通，他们找我，我才去。我是个喜欢干点实事儿的人，闲不住！就让我在办公室像那些当官儿的喝点儿茶、看看报纸、出去喝酒、打麻将，我做不到，虽然也有，但都是应酬，不得以才去。有时觉得过多牵涉进去，还容易出不来。你想我管那么多干嘛啊？咱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上头来了什么文件、指示，咱能办就照办呗，选举时就写些表扬性的意见，能不说我就不说，我干嘛要说啊，说多了还会生是非，都这么多年了，官场上的事儿还不就是那些，大家都心照不宣，如果上边想废了你，一句话，“革命需要，工作需要”，你能有什么意见？如果你想不明白，去告去，那是你自己不够务实。
所以我就在琢磨着以后这几年该干点儿什么，外面也有私立学校想聘我，看你在县里干的不错，每个月让你做个兼职，给你个五六千，我不想去，一来我在县上这么多年也算是有资历的人物了，给人打工，我不愿意，二来也是我不缺这点钱。我想以后可能会读些书，中医啊，法律之类的。一来到老了，还可以修身养性，给自己看看病什么的；学法律主要是我觉得我的口才在县上还算是不错的，“诡辩”能力比一般的律师我看要强，遇到些纠纷什么的，我还可以帮忙去当协调人。人嘛，活的就是个精神劲儿……
三、结语
我对Y校长的自述中最感兴趣的问题是：Y在其四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是如何从早年那个表现平平的顽皮少年，经历了收心求学、回县任教、从事管理等一系列的转变，进而成为今天A县教育界的“资历人士”？Y本人又是如何在地域文化的框架机制内，受其约束但又能动地展现自我？当面对一些危机事件、纠纷事故以及行政指令时，Y又是如何运用教育原则与规范，不断获得主动地位的？
Y的身上既有年轻时苦干奋斗的影子，也有中年时对人生际遇的无奈流露，一系列“关键事件”的组合与安排使他迅速“脱颖而出”，这也是Y颇为留恋自豪的时刻，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能干引来他人嫉妒的目光，乡下放逐的经历留给Y另一份独特的人生感悟。现在的他，已经整合了多年的阅历，看上去复杂、老成而且多变：既带着多年从教的文化气息，更带着多年从事管理工作的领导气质，近些年来对学校的良苦经营以及与县上部分“人物”的结识，又增添了“地方业主”的味道。身兼多职的身份以及权力网络的搭建，让Y十分灵活地周旋于多重人际交往空间当中，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特点转换身份与话语内容，Y的成熟与老练中渗透出一种自信，当然也有对不可控制要素的无奈。
Y也流露过年轻时的梦想，也有对思想与智慧的向往，面对部分“精灵般”的学生，他也会流露出由衷的喜爱。然而工作中的他，依然会展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这让很多老师心存畏惧，距离感是Y认为的安全交往方式之一，对学校象征意义的洞察在Y的手中得到了十分充分的施展。现在的Y更经常地使用“管理”、“经营”这些字眼表达一校之长的职责，字里行间也会流露出权力在上下支配关系中的约束感，Y有能力决定学校任何一名教员的职业命运，当然，也可能随时随地被更大范围的“权力之网”所约束。
表面上看，在Y的掌控之下，校园中一切事情的运行似乎都在暗示着：只要按照学校的规范要求行事，就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为人师者，需要敬业爱岗，服从分配；为生者，需要勤奋努力，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热爱集体，关心他人。然而，日常教育的发生果真能在如此简单的“各司其责”的逻辑下顺利运行吗？长期以来，基础教育的约束力量恰恰是对生活实践本身的有意无视。校园不是生产“单一成品”的场所，统辖划一的说教逻辑往往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多数时候Y展现给人原则性的一面，但是在县城这么多年经历的风风雨雨，也着实改变了他的很多方面，几个行政事件让他从曾经的“精明强干”到后来的“按部就班”、“规规矩矩”。在Y的内心深处，压抑着对县城复杂关系网络的无奈与无力交织一体的情绪，而他本人受其左右却并无意识。近些年来，随着国内教育环境的不断变化，“听话”、“顺从”被“自信”、“个性张扬”等名词所取代，大量新旧杂陈的教育理念与政策不断出现，“应试”、“素质”、“快乐教学”、“学生本位”、“终身教育”等等层出不穷的教育名词显然也让Y感到应接不暇，有时甚至无所适从。我在AB中学的几个月时间里，正值县教科局推广“校本教研”的经验思路，而AB中学对此抱有的淡漠态度也让我明显感到基层教育体系对此的不同回应。
能力？运气？理想、现实？诸如此类的字眼不断闪现在我眼前，学校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依然是对刻苦、勤奋、遵纪守法精神的典范宣讲；教工例会上，也依然是对教工纪律与业务能力的强调；遇到问题学生，Y的说教依然是从孝顺父母开始。面对一届又一届的新面孔，老套的说教法则似乎并没发生太多改变，“好学生”与“坏学生”的衡量标准也依然如旧，年轻的生命依然在热烈不安地幻想着，成熟的生命已经安于稳定与按部就班。虽然Y也不得不承认，年轻时被传递的道理与成人后的生活逻辑会发生强烈的反差。
当我们的基层精英从宏观政策的“整合资源，提高教育质量”的口号中获得灵感，积极地寻求生存与发展契机路途中，无奈又遭遇了太多利益群体间的冲突、碰撞，而宽泛空洞的政策有时在解释力度方面也显得越发虚弱、多变，无奈他们只好在“寻求教育公平”与“提高质量，积极发展”的两难路途中继续观望、彷徨。或许这就是一场戏，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场戏，每个人分饰交叠的角色，在不同的场力作用下，习惯性地摆拍着左右矛盾的镜头，或许这正是现实中的真实，却也未尝不是真实的现实。
参考文献
George E. Marcus, Michael M. J. Fischer, 1999.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ition).
Xin Liu, 2002. The otherness of Self: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Kuper, A. 1996.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London: Routledge.
A Headmaster’s personal life histor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Abstract】This article tried to interpret a headmaster’s personal life history under the large background of China 20th century’s educational system’s change. By using oral history method, the article mainly included the following subjects: way of managing the whole school, critical events, dilemma of administration and so on. Through the microanalysi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some reflective thinking towards macro educational system.
【Key words】Ethnography, oral history,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Author】Feng Yue（Beijing Youth Politics College, Beijing, 100102）
作者简介：冯跃（1978－），女，辽宁葫芦岛，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青少系教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