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埃米尔·涂尔干在经验研究方面为社会学提供了诸多经典范例，亦是对孔德社会学思想的继承和修正，他致力于探讨社会整合与秩序的一面，虽然显得过于保守，但在研究社会分工与社会秩序的维护等方面时，涂尔干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与对话的一位大师。笔者以涂尔干关于社会秩序的理论为切入，探讨职业伦理的内涵与构建，更试图以联系的观点将涂尔干关于社会规范的理论和思想脉络加以概括，期望给阅者更多的参考。

关键词：职业伦理 集体意识新法人团体 道德个人主义

一.价值真空下的危机诊断

作为一个“道德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终其一生关注着社会联系的纽带，他把社会事实（socia fact）作为研究对象，甚至社会的运行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事实。马克思、恩格斯等共产主义者对于社会的研究有不同的观测点，但是同涂尔干的一致之处，是都有对社会危机的诊断和处遇。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1）

正是这种相互冲突的混乱状态，成为我们理解这一危机并寻求解决方案的前提，而要彻底厘清“社会失范”，就不得不提出涂尔干理论的又一个核心——“社会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心静气地解决方式。幸亏有了分工，不然竞争对手就会把对方置于死地，不能共同生存下去。在某些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个人都是注定要被淘汰掉的，然而正是因为有了分工的发展，这些人才能够自保和幸存下来。”（2）

劳动分工似乎是作为一种“解决方式”的存在。他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伴随着“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产生的劳动分工，推进了社会由集体意识的绝对强势向更新的联系纽带发展，亦即是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形成的新的以功能性分工为联接的形式更加稳定，也可以在总体上看成是一种值得欢迎的进步现象。（3）但是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如果分工的发展快于所需要的道德和规范基础，这样分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产生“价值真空”，导致社会失范等一系列问题。有机团结自然是一种可以调节社会成员关系的组织方式，对这一点涂尔干也较为自信，但是如果仅以此作为维持社会稳定与平衡的唯一手段，显然是不被鼓励的。

我们大致可以在其思想中找到这样一个逻辑：社会危机可能来自于异化的劳动分工，更有可能来自于失范，且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失范。失范状态“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既然我们无法约束当前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无法提供能够使人们俯首帖耳的限制，它们就会突破所有界限，继而相互对抗，相互防范，相互削弱”。（4）

当然这种表现不会仅存在于经济活动中，而会随着交换蔓延至整个社会生活。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讨论的大量现代自杀现象也被归结为失范的后果，而这种自杀行为产生的根源，则可以归结到分工关系以外的更必要及有效的调节规范上。所以解决社会危机，被化约为重建社会规范的问题：重建集体意识，重塑规范，消除失范状态。笔者讨论的“职业伦理”也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澄清：职业伦理的内涵

社会自产生了广泛的劳动分工以来，各职业领域的活动更具有独特性，当然这种独特性在涂尔干看来仍是相互协调一致的，而不是同时代某些学者认为的是排他性的，破坏性的，这也是《社会分工论》一书想要辩驳或解释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国家宏观调节上常常会缺乏自信，涂尔干据此认为：合适的整合和调节应该来自于组织内部（法人团体本身或团体间组织），即需要用各职业团体的特殊职业伦理来规范其自身，这也是对孔德的观点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前进。

关于职业团体的重要影响涂尔干这样表述：“不管人们走到哪里，职业团体总伴随着他们，……不管个人走到天涯海角，他们都感觉到自己被自己所属的职业团体包围着，感觉到职业团体在提醒他们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陷入困境时感觉到职业团体在向他们伸出救援之手”。（5）

孔德已指出，重建社会秩序，消除危机主要依靠国家调节和全社会范围内的思想一致，作为其“忠实的信徒”（6）的涂尔干肯定了孔德的思想，但在他看来，仅有这样的整合程度难以维持社会规范有序，在此之外，还需要坚持的另一个诉求，即是“职业伦理”。

三.重建思想一致

“集体意识”在有关机械团结的理论中被广泛提出，涂尔干认为，机械团结依靠强烈的集体意识联结个体，使个体的意识微弱，而过渡到了有机团结的阶段时，个体通过职能上的相互依赖而联结，集体意识作为一种公共的约束力而存在，是一种补充的和类似“道德”的存在，个人也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好的自我发展。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构建合适的集体意识将是很有意义同时很有收获的。

至于集体意识是不是具有一劳永逸的“适当的约束力”，我们无法探究，但至少在目前我们所嗅及的社会形态范围内，它都一往无前地充当了促进社会整合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忠诚卫士。“在今天我们这些伟大的现代化国家里，政治团体严重脱离个人，因而无法对个人产生强烈和持续的影响。不管我们日常工作与整个国民生计的关系有多么密切，这种关系太不直接了，我们不可能经常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个人必须一直而不是间断地注意自己的行动目标。一个人若要消除生活的空虚的感觉，他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是在为一个与他自己有直接关系的目的服务。但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就必须有一个更简单、范围更小的社会环境使个人被真正的友爱情感所包围，并为他的行动提供一个近期目标”。（7）这也可以看作是关于职业团体和集体意识较好的概述。涂尔干认为，在现代社会里，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持续效果的环境只会是职业团体，而能够创造和维持这样一种效果的意识也只会是集体意识。

这种集体意识发生在两种层面：

首先，在职业群体的范畴中，集体意识表现为一种行业内的伦理，这种约制甚至比国家及超国家的一般性集体意识更能发挥好调节作用，因为这种层面的影响，既有可能是微观的：从机体的基本单位发生强大的道德力量；也有可能是宏观的：与社会规范相勾连。“在职业群体里面，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8）它是由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构成，认识合群的动物，是需要合作和交流的，与每日生活中的同伴发生冲突或被同伴排斥对谁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好事。（9）

然后，在国家和全社会的范畴中，集体意识表现为一种普遍规范，涂尔干更强调上文提到的职业伦理，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我们想在各种各样的经济职业中确立一种职业道德和法律准则，来代替支离破碎、混乱一团的法人团体的话，就得建立一种更加完善的组织群体，简言之，就是建立公共制度。”(10)

涂尔干还直接对孔德关于国家及宏观秩序的思想鼓与呼，“我们的道德个性并不与国家相对立，相反，它是国家的产物。是国家解放了这种个性。这种渐次的进步不仅驱散了那些妄图吞并个人的敌对势力，也提供了个人活动的环境，从而使个人能够自由地发展他的才能。国家的作用绝对不是消极的。国家在社会状态允许的范围内保证实现最完整的个人化。它也不再对个人实行暴政，而将个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11）

所以，他同样肯定了国家和社会规范作为整体层次上的对“治愈”失范状态具有的重要意义。

四.法人团体与“新法人团体”

家族交往向群体间交往的扩展，促成了法人团体作为一种协调组织的产生，经济交往成为这种交往关系扩大化的核心因素，这也是其思想的建构不得不与马克思进行“对话”的表现，法人团体承担了职业团体内部成员的规范维护和矛盾协调功能，并逐渐从对国家调节的补充上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是，随着工业化来临，大工业生产的洪流使得法人团体的作用显得过于局限和狭隘，“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它还未来得及改头换面，就被扼杀掉了。法人团体没有认同正在出现的新生活，所以生活也就抛弃了它”。（12）

而此时，国家就试图取而代之，但当国家与职业团体直接对话时越发显得不够专业，这样的调节也变得过于负责和复杂，造成了国家很重的负担。于是，更好的形式被讨论，而这场讨论的结果即是诞生了一个新的，也是旧的机制——“新法人团体”。这是一种重建，也是在大工业基础之上新的创造和适应。

尽管国家作为一种统治机器，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激烈批评，而涂尔干在谈到国家时表示：“只有通过国家，个人主义才能形成”。（13）

据此，他提出法人团体还应当起到一种中介的作用，国家同个人的直接互动容易引向独裁或革命，而增设的缓冲地带则是对此的很好的克服。所以，这个组织更应当能关注国家命运与宏观管理“不能只囿于城镇的工匠阶层，而应扩展到整个国家所有职业的范围”。（14）

当然，也必须关注并参与到职业群体内部经营并以此为重点。综上两要素而成的“新法人团体”才应是新形势下的新建设方向，转型时期的职业伦理构建也应以此为背景。

五.终极的状态：“道德个人主义”

从整个理论体系上来说，孔德比较忽视对个体的关注，更多地在解释结构中的秩序。涂尔干在表述伦理与秩序时，提出了一个让人惊喜的概念——“道德个人主义”。他在不断强调规范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从未忘记重申，理解这种规范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不管是处于遵从规范还是忠于集体理想，我们还必须对我们行为的理由有所了解，尽可能清晰完整地明了这些理由。这种自觉意识为我们的行为赋予了自主性，从此时起，公共良知要求所有真正的、完整的道德存在都具备这种自主性……必须是人们自愿接受的规范；而这种接受，不过是一种启蒙了的赞同而已”。（15）

这种不约而同的赞同源自“公民道德”——不啻为使社会井然有序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也必须内化为个人道德才能发挥作用，这也就大大扩展了孔德关于秩序与道德的理释，创造了一种更新的，更为深刻的社会传统。

六.小结

综观之后，我们发现，职业伦理是通过国家、“新法人团体”和个人的协调，制约而达成的，这三者的良好互动和合理组织形式不仅对于职业伦理的构建影响颇深，甚至对于解决社会危机，发展有序的社会状态亦能产生卓有成效的收益。

重读涂尔干，是有绝对的现实意义的，他着力于解释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和危机，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我们不难在其中也品读出我们目前正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形成了这种反观的同时，我们也不太情愿地体察出这其中甚至还有些许我们正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影子。

作为奠基社会学的大师级人物，涂尔干还将一直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影响当下，与我们结伴同行。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 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P228

（3）同上P228

（4）同上P14

(10) 同上 P19

（5）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钟道辉等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P331

（6）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 译 ，华夏出版社，

2000年版P254

（7）同上 P325

（8）同上 P22

（9）同上 P27

（11）埃米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  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P73

（13）同上 P69

（1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渠东 译 ，

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P35

（14）同上 P36

（15）埃米尔·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沈杰、朱谐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P50

(罗遥凌 武汉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