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有关现代和后现代的种种争论正肆意泛滥。但什么是后现代性话语的真实意涵？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或者仍然停留在现代性之中？现代性理论是否有能力解决当前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后现代理论家如何描绘和批判现代性及其话语？它如何同现代性与现代理论决裂，又如何提出了替代性的后现代理论、立场和观点？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巨大争论旋涡中，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就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概念界定、兴起缘由和批评性评价等做一简要探讨。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现代社会理论
一、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概念界定
后现代性是针对现代性出现的，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流派纷呈、观点各异，而且与现代性相互纠缠、难分难解。首先，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将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上加以区别。
（一）现代性（Modernity）
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开始，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的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他们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的第一个沉思，就是对自己的“全部旧见解进行的总的清算”，对原先信以为真的事物的“普遍怀疑、不信任”；[1]特别是在康德那里寄予了对人类理性绝对信心，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康德指出，所谓启蒙，就是“脱离其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就是“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2]这些都预示了现代性特质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兴起。
正是对人的理性的张扬，现代性借以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与殖民世界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明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3]由此，我们借用韦伯（M.Weber）的观点，可以将“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它指涉的是紧随着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它涵盖了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由于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
（二）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
“后现代”作为与现代相决裂的概念，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D．C．萨摩维尔和A．汤因比等人的著作中，主要指西方历史自1875年以来的“动乱时代”。[4]后现代性一般包括作为（1）时空关系的后现代时代，（2）文化样式的后现代主义，和（3）理论体系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三个层面。后现代时代（Post-modern age）指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通常在一种历史的含义上被视为是紧随在现代时期之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指的是在艺术、电影、建筑等等领域中产生的各种被视为与现代文化产品不同的那些文化产物；后现代社会理论（Post-modern Social theory）指的是一种与现代社会理论明显不同的社会理论。因此，后现代性的概念包含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社会理论类型”。[5]进而言之，它是在反对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阐释模式。瑞泽尔（G.Ritzer）指出它具有以下几个倾向。[6]
首先，后现代主义者谴责现代社会以及它在实现自己的各种承诺方面所遭受的失败。在20世纪的恐怖阴影之下，后现代主义者们质疑人们如何能够相信现代性确实给他们带来了进步以及对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的希望。
其次，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倾向于拒斥所谓的世界观、元叙事、宏大叙事和整体性等等一类的东西。后现代主义者通常满足于那些更为有限的、局部的解释（地方叙事）或全然没有解释的状况共存。
第三，后现代思想家们倾向于赋予各种前现代的现象如“情绪、感觉、直觉、反应、思辨、个人经验、风俗、暴力、行而上学、传统、宇宙论、巫术、神话、宗教感情以及神秘体验”等以更大的重要性。
第四，后现代思想家们拒斥现代社会在各门学科之间、文化与生活之间、虚构与理论之间、想象和现实之间所设置的那些界限。因此大多数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都试图打破一种或更多的那些界限，并且暗示别人可能也想这么做。
第五，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拒斥现代学术讨论中那种审慎的、理性的风格。后现代作者的目标更经常的是试图去震撼和触动读者，而不是以一种逻辑的、理性的论证来赢得他们。在风格上后现代主义者更倾向于文学化而不是学术化。
最后，与现代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现代社会的核心部分不同，后现代理论家们则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总之，后现代理论家们提供的是“不确定性而非决定论、是多样性而非一致性、是差异性而非综合性、是复杂性而非简单性”。
（三）对“后”（Post-）字的解读
后现代话语知识是抛弃了现代话语和实践的新的艺术、文化和理论观点。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都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着现代之踵而来的。由于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在不同学术领域和学科中的不同应用，导致了在后现代话语中出现的混乱、矛盾和复杂性。
一方面，“后”描述了一种“不是”现代的东西，他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试图超越现代时期及其理论与文化实践的积极的否定。正因为如此，后现代话语和实践常常被视为反现代的介入。这种反现代的介入同那种被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视为压迫性的或枯竭衰朽的现代意识形态、现代风格以及现代实践进行了公开的决裂。在这种意义上，前缀词“后”表明同此前东西的一种积极的决裂。这种决裂既可以从正面将其看成是从旧的束缚与压迫状况下的解放，是对新事物的肯定，向新领域的迈进和对新话语、新观念的培育；或者，也可以从反面将他看成是一种可悲的倒退，是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或是对现代性的这些仍有价值的因素的抛弃。
另一方面，后现代一词中的“后”字也表明了对此前之物的一种依赖和连续关系，这种依赖和联系关系使得某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只是一种进一步强化了的现代性，是一种超现代性（over-modernity），是现代性的一种新面貌，或是一种现代性之内的后现代发展。不过，许多后现代理论家还是用“后现代”这个词——如同汤因比当初引进的那样——作为西方历史已发生戏剧性断裂的表征。因此可以说，后现代话语包含了某一类事物已经终结，而另一类新的东西正在来临的意思。并且，它包含了这样一种要求，即我们必须提出新的范畴、理论和方法，以便探索和理解这位即将来临的新贵，探索和理解新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因此，对新事物有一种内在的同情，正是后现代话语的特点所在。
二、后现代社会理论兴起的缘由
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兴起，一方面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有关，它是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在社会学理论上的反映。在社会现实层面，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等社会生活领域引起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信息、网络、经济全球化、注重消费和价值多元主义等日趋显示出其重要性并开始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社会生活中这些新变化必然呼唤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去解释。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困境也导致后现代主义者的不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科学价值与道德理想之间的张力。社会学和社会学家的使命是什么？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对社会行动及其结构和变迁给出某种解释，并且企图对各种概念与解释之间的纷争进行公允的评判和统一。然而，许多社会学家更多地将社会学视为一项批判性事业，一种对时代危机的积极回应。作为公众知识分子，他们必须履行公共教育者和倡导者的角色，承担起对社会大众知识启蒙任务。比如，早期的马克思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的异化状态，韦伯对世界理性化不可逆转的趋势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后来的米尔斯(C.W.Mills)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号召社会学家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致力于保卫民主价值观。作为一名具有“宗教情怀的社会学家”，贝拉(R.Bellah)提出了“作为大众哲学的社会学”，他将社会学视为一种“综合的、以公众为中心的道德反思”，在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受过教育的大众应当参与其中。[7]这些都表明了社会学的道德关怀传统。可以说，社会学理论中“科学”视角和“道德”视角之间的冲突，自其诞生之日起，它就一直居于社会理论的中心。这种冲突导致的结果是导致韦伯式的知识分子在“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之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摇摆不定。
其次，是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要求与方法论的实证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三次比较大的研究范式的转变。第一次是实证社会学对形而上学的超越，这个任务是由社会学的先驱孔德(A.Comte)来完成的。实证主义者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看待，这首先是一个方法论的转变，它“表明必须把一切社会现象都作为研究者之外的物去研究的客观关系、客观类型或客观规定性”[8]第二次转变是解释社会学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超越。韦伯认为，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这种行为与具有“...主观意向性...与别人的行为相关联并且以此为取向”。人的行为分为：（1）目的合理性的（竞争中获胜）；（2）价值合理性的（宗教活动）；（3）情绪的或情感的（报复）；（4）传统的（日常行为）四种情况。[9]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强调了人的主观意义及其社会行动的重要性，但是，同第一次转变一样，他们都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的问题。同时，在理论上，社会学要求将社会世界看作一个具有复杂结构和变化的客观整体，但在研究方法上，只能采取局部的、经验的、分析性的实证主义原则。从而又导致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要求与方法论的实证主义之间的冲突。作为第三次转变，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正是对这两个理论困境的一种回应。在这方面的代表是舒茨(A.Schute)的现象学社会学和加芬克尔(H.Garfinkel)的常人方法学对日常生活层面的关注。现象学社会学认为一切科学事业根源于人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就是“人的直接性的世界，感觉、企求、幻想、希望、怀疑、断言、回忆过去和预料将来的现象世界。”[10]“生活世界”具有主体间性、直接现实性和历史连续性。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探究社会世界中经验的组织和意义构成的过程。常人方法学看到在人际交往的表层下面隐藏的日常经验规则和制度符号，通过对“交谈行为”的讨论，开创了“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11]
最后，由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偏狭性”等特征，后现代主义者表示十分不满，并强烈地批评了绝大多数社会学理论家所坚信的普遍观念、基本准则、总体性的世界观和宏大叙事等。现代主义和社会学理论因此在这些批评目前常常显得脆弱不堪。[12]
三、后现代理论概况与类别
后现代理论阵营内的思想家理论旨趣广泛复杂，人物众多，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激烈的争论，即使同一个思想家如福科(M.Foucaut)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的立场与观点常常有严重的分歧与矛盾。其他有代表性的有利奥塔德(J.F.Lyotard)对“宏大叙事”的批评；福科关于“规训社会”的形成和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建构；布尔西亚(J.baudrillard)对“消费社会”的重视；贝克(W.Beck)提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与财富分配的不同；哈贝马斯(J.Habermas) 对科技理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并代之以沟通行动理论；鲍曼(Z.Bauman)认为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存在交织，知识分子的角色开始从“立法者”（现代）向“阐释者”（后现代）转变；吉登斯(A.Giddens)看到以毁灭性力量存在的晚期现代性是一个“失控的世界”；詹明信(F.Gameson)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继续支配着当今世界，不过它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13]除此之外还有女权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后工业社会理论等都牵涉其中。[14]
另外，这些思想家的理论态度倾向也不同，有的持否定、极端和批判的态度（如布尔西亚），有的持肯定、乐观和建设的态度（如D.格里芬），但总的可以划分为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并不赞成与现代性或现代理论决裂，他们强调现代，并且把后现代仅仅解释为现代的一种变化，一种在现代性内部的改变。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鲍曼等把现代话语和后现代话语结合在一起，他们阐释的后现代基本上是现代的一个变式，而不是完全不同的它者。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假设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话语和实践之间有一个激进的断裂，现代性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一种后现代性之中，它需要全新的理论和政治。[15]
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相比，在某些方面更为极端的后现代理论在实践上比那些有保留的看法更有吸引力，其长处之一，是迫使我们反思我们的基本前提、方法和实践方式。准确地说，它是“对现代话语提出的质疑，是对新视角的发展和对理论、文化和政治的反思”。[16]但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在猛烈地抨击现代社会理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自身的许多理论缺陷，这也是其不断地遭到质疑、批判和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对后现代理论的主要批评
后现代社会理论虽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它也存在诸多弱点。瑞泽尔从八个方面很好地总结了对后现代理论的各种批评。[17]
（1）后现代社会理论不能遵循反而要避开现代科学标准。后现代思想家既摒弃了科学视角和科学发现，又放弃了诸如宏观理论、系统分析、宏大历史叙事等许多研究方法，或者只坚持某一种后现代的观点，而放弃其它的后现代的观点。与现代科学不同的是，后现代社会理论不追求一组协调一致的观念，它本身也不是一组协调一致的观念。
（2）后现代理论家的反现代主义给自己带来许多其它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有一种缺乏明确概念化的趋势。后现代的观念常常是很模糊的和抽象的，以至于很难把它们与社会世界联系在一起。例如，福柯对“权力”和“知识”的定义常常令人感到困惑。
（3）尽管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有力地批判了现代理论家的宏大叙事和总体化倾向，但是他们自己也常常给出各种诸如此类的宏大叙事和总体化。
（4）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上存在有效性问题，他们都缺乏一种用以进行这种批判的规范基础。同时，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对主体及主体性不感兴趣，他们也缺乏一种关于能动主体方面的理论。
（5）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致力于批判社会，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这最终导致极度的悲观主义。
（6）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著作中存在的不连续性和他们对某些社会现象物化的趋势，引起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歧义；或者，他们常常以对许多被认为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那些问题的忽视而告终。
（7）后现代主义者无法将后现代的视角与其它比较传统的视角整合在一起，而且，由于与现代主义者的著作形式难以区分，也给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带诸多不便。
（8）一些女性主义者在整体上虽然追随后现代社会理论，但他们仍然对后现代社会理论持特别强烈的批评态度。
由于后现代社会理论对主体性和理性等方面的过激批判而存在许多缺陷，毫无疑问，这些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这并不能表明，我们就此对它采取轻率拒绝、不屑一顾的态度。
总之，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相互争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后现代思想家对当代社会学的批评，迫使许多社会学理论家们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理论碰撞和争议中，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许多理论观念也被逐渐地整合到主流社会学的理论当中去了。此外，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 也从一个侧面揭露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这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化发展道路和目标赖以成立的思想基础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无论后现代理论是作为某种言谈的时尚，还是作为一场严肃的学术探究，社会学理论都应当采取积极开放的心态，在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中去审视它、解读它，通过批判性的质疑和对话借鉴其有益的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覆辙。
参考文献：
[1]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
[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
[3]D.凯尔纳、S.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评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p3。
[4]同[3],p7。
[5]G．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p8。
[6]同[5]，p12。
[7]S.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刘北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p199，p201。
[8]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3。
[9]M.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p56、p40。
[10]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p443。
[11]同[8]，p24。
[12]同[5]，p16。
[13]G.Ritzer & D.J.Goodman，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6th），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47。
[14]分别参见凯尔纳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和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
[15]侯均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425。
[16]D.凯尔纳、S.贝斯特，《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7]同[5]，p337。
[18]张小山，从现代性看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社会学人大复印资料》，2001(9)。
[19]张广利，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学人大复印资料》，2001(10)。
[20]赵景来，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社会学人大复印资料》，2001(11)。
[21]何雪松，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十大趋势，《社会学人大复印资料》，2004(8)。
（海云志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邮编730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