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围绕着内涵、特征、动力机制等主要问题，本文对吉登斯见解独到、论述深刻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文本解读。内容涉及到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全球化和社会运动等宏观视角和包括信任与风险、安全与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等在内的微观分析。吉登斯对现代性极富压缩式的分析和扩张性的演绎充分体证了他在社会学理论进路中令人兴奋的知识进展。

关键词：吉登斯；现代性；制度性维度；风险；自我认同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是当代西方与哈贝马斯、布迪厄齐名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的社会学思想内容丰富，“一直处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1]本文就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性思想试作梳理、解读和分析，以体证他对于现代社会富于想像力的分析中令人兴奋的知识进展。

一、    现代性及其动力机制

（一）现代性的内涵

只要阅读吉登斯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虽说他对“现代性”的分析相当透彻，然而并没有给“现代性”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的。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指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3]另外，在与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的谈话中，吉登斯又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这个社会——详细地讲是复杂的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4]

可以认为，现代性是吉登斯思想发展中始终不渝地连贯主题，[5]这就决定了“现代性”是理解吉登斯社会理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他本人对“现代性”的宽泛使用也为我们清晰地理解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他看来，社会理论虽能涉入哲学论题的研究，但决然不能因此而丧失自己的方向。[6]如果社会理论及其概念要有助于“把握社会研究的实践意涵”，[7]则“现代性”在他那里也不应该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从多种方式进入他有关现代性的观点，[8]可以认为，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涵：从时空视角入手，“现代性”有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现代性产生的时间是“17世纪”、“后封建”时期，地理位置是在“欧洲”，现代性最开始是从欧洲产生发展的，后来波及到全世界，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其次，就其具体表现来说，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组织模（形）式以及行为和制度等，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全球意涵的社会组织形式。应该说，这是吉登斯在其现代性分析中融入纷繁复杂的内容的基本前提；再次，就其实质来说，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这就说明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文明的世界，与前面所说的现代性起源于欧洲相联系，带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6]；最后，现代性的后果是全球化。“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9]“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10]

（二）现代性的特征和动力机制

吉登斯指出，作为一门概括性的学科，社会学首先要涉及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动力学问题。[11]我们要想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就必须摆脱先前的社会学的种种视角，而必须对现代制度的动力学机制和全球化范围作出说明。[12]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社会生活有着精确的时间—空间，而时空的分离导致了社会体系的抽离（disembedding），通过旧有知识和新知识的不断输入，产生持续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行动对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反思性调整。（动力机制也是特征）

第一，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吉登斯指出，所有社会的个体都有关于未来、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感，每一个社会、每种文化都有其特殊的空间感知。总体说来，在前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通常是根据空间来推演时间的，某个时间总是与某个空间中的某个事物相联系。随着十八世纪后半期机械钟的出现，时间可以与空间分离开来从而造成“时间的虚化”进而导致“空间的虚化”，“随着时间的‘逝去’和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13]。在吉登斯那里“空间”与“地点”是有区别的，“地点”，按吉登斯的理解也可称之为场所，场所是指人类活动物质环境在地理上的分布。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活动空间总是受“在场（presence）”支配，即空间和地点总是相一致的。但在现代社会，地点日益变得捉摸不定，人们的交往活动往往在“缺场（absence）”中完成，时空的虚空为社会活动中的时空重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张火车运行时刻表，初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张临时图表。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它表明火车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正因为如此，它才许可火车、乘客和货物之间的复合调整穿越广袤的时空轨道。”[14]

第二，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在吉登斯看来，抽离化即为将抽去社会关系的现实情景在不确定的时空距离上重新加以组合的过程，这是造成现代性时空分离的关键性因素。“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15]确切地说，这种“挖出来”就是他所说的“抽离化”。吉登斯用抽离代替进化，主张抽离化机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情境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和团体的特殊品质，象征标志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如语言、权力、货币等；二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即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这种专家系统无孔不入，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它会延伸到社会关系和各种自我的亲密关系上，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主体。这两者都是借助于抽象而达到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因此，他又将其统称为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在现代社会，可以借助于抽离化机制来为人们提供预期的“保障”，由于这种保障是建立在外行人员对于系统本身的信赖而非系统中“专家”的“道德品质”的信赖基础之上，这种信任关系自然“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16]并有可能引发出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第三，对知识的反思性调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17]因此，对于行动的持续性的反思性监控是人们活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基本特征，[18]同时也构成了行动的一种内在要素，行动的反思性用来描述人们的行动总是建立在对周围环境以及以往经验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在现代性的反思性调整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无疑的，也没有什么知识是可以被永久证明的。[19]由于社会实践总要不断地受到有关实践本身所产生出来的新认识的考验和改变，所以，对于现代性实践的反思性调整源于现代性实践的知识。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即便这种知识已尽可能地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假命题。”[20]对于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核心所强调的是社会世界变化的范围和速度，因为它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让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既定性束缚中游离了出来，从而让我们瞥见了有别于遥远世界的缕缕微光。

二、现代性的宏观分析

当现代性社会因其上述特征和动力机制运行时，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工业社会，而是一个具有特殊监督和控制手段的社会，因为，“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21]很明显，这就涉及到他对于现代性的宏观分析。

（一）关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分析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就是对现代社会作出的“多元制度”的阐释。他认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理论主要框架的建构者，但又必须对他们的理论重新加以思考。[22]他指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的解释和展望的；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缘于复杂的劳动分工及其刺激；而韦伯则更多地侧重于官僚制和“理性化”的范式。在反思三大思想家的现代性过程中，吉登斯发现，古典现代性理论普遍存在着把复杂的现代性诊断为某种单一维度的倾向。如果社会学家对社会理论赖以形成的背景时刻保持清醒的话，就会认定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融合了经典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同时结合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有关现代性的几个基本制度维度。

第一，资本主义。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直至1867年，马克思还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23]但吉登斯依然愿意承认卡尔·马克思比其他经典作家有更大的重要性而依然敬仰他，[24]这是因为他也认为和以前的社会形式相比较，资本主义虽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但它是架构现代性的至关重要的力量。[25]按他的理解，“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是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被雇佣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26]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以下几个特征：资本主义企业强烈的竞争与扩张本性；经济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彼此“隔离”或者经济关系对其他关系的极大的支配性；私有制和国家对于资本积累的依赖等等。由此可见，吉登斯是有选择性的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

第二，工业主义。工业主义不仅指机械化的技术和工厂生产，机械化的运输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尤其是其主要特征。[27]工业主义预先设定了生产的规范化组织，目的在于使人的行为、机器与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协调。在“工业革命”的原初时期，工业主义首先出现了燃煤与蒸汽动力，后来又出现了巨大而沉重的机器在工厂里忙乱的情景；而现代工业在高科技领域的驰骋，在这里电是动力源泉。此外，工业主义不仅影响着工作场所，而且也影响着交通、生态、通讯和家庭生活等等。

第三，监控系统。监控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控的重要性决不只限于政治领域。监控可以是直接的，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控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28]可以看出，监控虽然指涉于政治领域，但也可以遍布于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是一个独立的制度丛结”[29]。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监控的不断密集化，一方面，会提高统治精英牢固把握权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以及整个世界体系也会昭示出迈向民主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他比韦伯对未来更抱有些许的期望。

第四，军事力量。吉登斯指出许多有影响的社会理论流派包括三大经典社会学家都未对军事力量这一对现代性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涂尔干“明确反对必须以阶级革命来重组当代社会的做法”，[30]所以他是拒绝革命的社会主义的；[31]马克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过战争，但由于他秉持“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自然就认为相比于阶级斗争，民族之间战争的重要性会日益降低；而韦伯尽管亲身体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也没有预见到如今骇人听闻的军事暴力。吉登斯指出，20世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性世纪’”，[32]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非常明确地质疑“在现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已相对衰落的假定”。他认为，在20世纪，“战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导致了敌对时期或稍后的重大变迁，它们还蕴酿了具有深远效果的转型，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还是世界体系中其他社会类型的制度，都是如此。”[33]

吉登斯认为以上四个维度之间是互相联系、促进的。早于工业主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34]的竞争为工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注入了动力，而工业主义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这二者“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35]同时，资本主义的扩张与西方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生产的扩张为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空前的基础。[36]如果说，“军事社会被基于工业主义或更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的社会所取代”[37]在19世纪还是切中肯綮的论题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军事社会”中，如果认定军事力量、监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暴力主要受制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动力的推动，那就过于幼稚愚钝了。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军事权力及由它所产生的世界体系从根本上受到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进程的影响。[38]

（二）现代性的全球化及其社会运动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全球化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内容。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地域性的跨越和时空关联的延展而实现。当现代性的四种制度维度发展为全球性制度体系时，产生了全球化的四个维度。[39]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济与政治的相对“独立”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公司有了广阔范围的全球性活动，拥有巨大经济权力的跨国公司从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区域性的发展。所以，即便边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不利的地位，但它们的发展只能根据作为整体现象的世界经济发展动态地来解释。

第二，现代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20世纪的民族－国家体系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除了地球两极的部分地区以外，他们对所有的空间都行使着主权并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们的持久存在也以后者为基础。通过对主权的维护，他们不仅获得了权力，而且经济运行机制培育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可见，他们是全球政治秩序重要的“行动者”。

第三，世界军事秩序。由于军事力量不仅内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同时也塑造着其未来发展的空间和轨迹，所以，当国家不再被化约为单纯的经济关系时，探讨国家之间军事关系问题就应该成为社会理论中的主要的思考方向，这样，理论的视阈就必须跨越非常有限的时－空范围。军事力量的全球化不仅仅表现在武器的技术化，战争的工业化，不同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盟，而且还表现在战争本身之中。地区性突冲时间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而“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之间脆弱的军备平衡是国际秩序的政治无政府主义的惟一制衡器。”[40]

第四，全球性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的扩展，既有助于生产分布在世界范围的均衡，也减缓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同时，劳动分工向日常领域的渗透会改变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原有的和睦关系，工业主义的传播营造着危害人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生态变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感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见，在吉登斯看来，随着现代性的四种制度实现全球化，人类已经抽离的社会关系会实现再嵌入（re-embedding），这会让社会深陷于一个高风险的困局，承受着经济增长崩溃、极权主义、核冲突和生态破坏等灾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

首先是劳工运动。劳工运动是源于资本主义企业扩张或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中的社会运动，它最初是争取言论自由和民族权力的斗争工具，但随后会“扩演”成诸多利益集的“庇护伞”，它的内涵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一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权利就有了普遍的意义。

其次是生态运动。劳工运动的普遍性意义能够与现代性的多维特征相关联，在对传统知识的反思性的调整中，逐渐地“清晰化”了前现代社会对自然界的态度，力图反对现代工业对传统生活模式和社会图景的冲击。对自然的热爱、对地球的关注和崇拜使得生态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主流制度和技术产生了质疑，从而使其蒙上了“反文化”的色彩，包含了以非西方价值观反对源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价值观。

再次是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吉登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并没有直接反映社会的现实情况，[41]所以，针对日益增强的监督和可能的极权主义，民主运动往往和劳工运动“耦合”在一起来争取普遍参与、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42]

最后是和平运动。放弃暴力、追求和平的理念接近于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充溢着暴力和监控丛结的社会里，和平运动更具有“朝气”，它的重要性因风险世界的到来而弥足珍贵。

三、现代性的微观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微观分析是其宏观分析的的继续和细化，当然二者之间很难能够完全地断裂开来。

（一）信任与风险

吉登斯反对将信任与信心截然去分开来。他认为，信任是信心的特殊类型，是事先意识到风险存在的信心，信任指的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信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43]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条件下的信任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它并不是发生于原有的或自然作用力影响之下的，而是发生于人为创造的条件下；第二，在社会制度维度的推动下，人类活动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广，信任才得以存在。因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个体才能面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也才能因此而敢于涉足自己无所知晓的领域并遵守其运行规则。他于是引出了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指出前者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早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的信任，后者是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在内的抽象系统而发展起来的信任。[44]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更多地从专家系统中获得生存保障，这一方面为时－空的延伸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让“怀疑”成了当代世界的一种一般性的生存策略和应对维度，权威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成了常态，自我也被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现代性也就成为一种风险文化。倒推而去，则风险和信任之间也有了关联。

吉登斯对风险与危险也作了区分。他指出，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但又不尽相同，风险一词可能是源于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思是遇到危险或暗礁，很明显，“风险”一词让人们将预期的后果与神意和宇宙决定论相分离，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风险所涉及的是所能预料到的未来危害，它能够被控制，风险意味着危险，在这里，“危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而危险则是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无法预测与估计。他将风险置于现代社会的考察之中，并以此来反思和重构现代性。比方，他指出，随着抽象系统对日常生活的生头和对于知识的反思性调整，风险意识已经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专家系统的介入和扩展，让特定的专家领域越来越小，任何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作为专家领域以外的个体而存在着，“现代性的风险氛围使每个人变得纷乱不堪，无一人能够幸免于它的冲击”。[45]更为可怕的是，制度化了的“风险环境”又让个体表现出对风险本身的主动追求。于是，一个个贫弱的幽灵伴随着苍白的幽灵，抖动着尚存的最后几绺灰暗的长发，相依着安静地倾听彼此的微弱的呻吟。

（二）个体安全、焦虑和对抽象体系的信任

正如前文所言，在前现代社会，时空高度融合，共同在场在日常交往处于支配地位，人们的信任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时空高度分离，抽离化机制的产生成为可能对抽象体系（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的信任占主导地位，这反过来又促进时空的延伸。

事实上，前文言及的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与个体对人的信任和对系统的信任相对应，前者是建立在对人的诚实程度的衡量之上的，后者是建立在对体系背后的知识认可之上的。因此，我们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是对这一系统所正常运转的原则的信任，也就是说是对专业知识的信任，而不是对代表着某一体系的某一具体的个人的信任。

作为对人和物的可靠性的感受，个体安全在心理上与信任之间存有密切的关系。在前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直接便是个体生活经验的首要的外部落脚点，而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场所得不断移动使生活经验成为变幻莫测的东西，定位于哪个时空进行生活更多地和自我的反思性相联结也和个人的选择相联系。在现代性社会强大地抽象系统面前，内在地可信任的缺场正好映射出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这样，个体便失缺了安全，萌生了焦虑。吉登斯指出，“焦虑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46]

那么，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更多的去信任代表时空缺场的抽离化机制和抽象系统而非在场的具体的人呢？吉登斯通过两个方面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回答：

首先，抽象体系的可信赖知识的形象让人们与之被动地建立起了一种表面上的信任关系。比如，儿童的社会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培养对技术知识（也即抽象体系）尊重和信赖的过程，由此看来，对专业知识的信任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抽象体系无孔不入，人们很难摆脱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去寻找另外一种期待性的选择。换言之，抽象体系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尽管我们根据日常经验，不信任某一抽象体系，但我们又会在不自觉中选择了另一个抽象体系，终究没有摆脱抽象体系。

其次，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也是人们为了获得本体性安全一种心理需要。在吉登斯看来，本体性安全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为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本体性安全是一种对人对物的可靠性的感受，这种感受对信任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使信任与本体性安全彼此密切相关。[47]因此，信任成了获致本体性安全的唯一途径。

（三）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困境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具体的个人本身。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生活在全球性的笼罩之下，始终面对着各种风险，这些风险让人们缺乏安全感，产生了焦虑。与此同时，抽离化机制将个人经验的许多部分发展为专业技术，个人再无法依据传统或习俗的力量对事物作出决定，但是，专家的意见在不同情境下也颇有歧义，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48]正因如此，个体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

在吉登斯看来，“自我认同”必须通过自我的反思性或反思性的自我得到理解，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在前现代社会，自我认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而在现代社会，抽象体系包罗万象，人们对不同抽象体系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与命运结果。因此，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是被反思式的建构起来的，剥夺无法抗拒，躁动和失落的情绪永远绞织。

可以认为，吉登斯对自我认同的关注不仅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的外部世界的防备，而且也是对现代性的全球化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一种积极的调适。吉登斯指出：“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场景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核心的问题，在任何水平上，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日场的社会行动，它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49]但遗憾的是个体在面对这种回答和调适时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具体表现为：1、联合相对于分裂（nuification versus fragmentation）。联合关注的是对自我认同一致性的建构性叙述，但在现代社会，个体不得不被卷入不同的境地与多样性的环境场景中，每个场景都可能要求不同的“得体的”行为方式，这又让个体分裂为与各种不同场景一样多的“虚假的自我”。2、无力感相对于占有（powerlessness versus appropriation）。与分裂相联的就是剥夺，每一个人被剥夺了个性，这种剥夺不仅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还吞噬着自我的核心，随后产生无力感；同时，抽象体系的扩展，也是人们对专业知识的在占有成为可能。3、权威相对于不确定（authority versus uncertainty）。现代社会没有终极的权威，一切专家系统都在不断的被修改中，而疑惑和怀疑本身又激发着权威的产生；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投射，必须在自我的兴奋与不确定之间把握方向。4、个人化相对于商品化的经验（personalised versus commodified）。外表被实质的轻率取代、形式和内容的任意撕裂以及价值和意义的轻飘失重让个体的自我界定的人生追求都演变成一种恶意的放纵，最终导致自我认同的挫败和亏空。

四、简短的结语

考虑到对吉登斯有关现代性思想的方方面面难能作出穷尽的分析，本文尝试性地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文本解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便这种视角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也绝不能认为其宏观视角与微观分析之间是互不影响、彼此孤立的。可以认为，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分析杂多而又朦胧、连贯而又富有极度的裂痕。一方面，他为我们勾画了一幅高度清晰的现代性轮廓，另一方面，借助于自身的学识和感受力，他又把我们无情地置于一个无法解脱而又充满反思性的社会情境当中。据此，笔者以为，和其他的分析一样，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分析多少带有飘幻的色彩，这就决定了对他的著作的品读，不得不承受着心灵上的共鸣和对“自我磨难”的拷问，也能体悟到他作为一个当代举足轻重的社会学家而具有的开阔的学术胸境和作为“毁誉参半”的、批判的社会学所具有的丰富的想像力。

透过他极富压缩式的分析和扩张性的演绎，我们似乎看到了未来社会的诱人曙光，甚至隐隐听到了通向美好未来美好生活之途的车轮声。但正如他所言，现代性及其社会运动并不能必然性地把我们指向更为安全和人道的世界。所有昭然若揭的乌托邦痕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人所承接的风险、适应性反应及调整。人们不禁要问：信任与风险、进步与灾难、安全与焦虑交错在一起的现代性进程最终果真只会留下“昆虫与青草的王国”了吗？面对“一组破败不堪和外部受到严重伤害的人类社区”[50]，拯救我们的神灵到底还能否在冥冥之中如初升的朝阳一般终将浮现在理性的地平线？

（岳天明 张静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暨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兰州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