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资本概念自诞生以来，不论其研究方法还是其应用领域都已经获得较大进展。本文在社会关系网络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了社会资本在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力有限的情况下，本文引入经济学的市场结构理论，并创造性地将劳动力市场结构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相结合，分析了转型时期劳动力就业的方式与途径。
关键词: 社会资本；下岗职工再就业；市场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洛里（Glenn Loury）于1977年提出，随后在西方学术界形成一股“社会资本”研究热潮，现在“社会资本”已经成为新经济社会学最重要的概念工具。格兰诺维特是美国新经济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经济生活深深地“嵌入”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嵌入”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应用就是其著名的“弱关系的力量”假设。格兰诺维特根据网络成员之间情感的亲密程度、互动频率等指标，把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弱关系可以充当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桥”，在获得信息、实现社会流动方面作用更大，所以他提出“弱关系的力量”假设。格氏认为，美国的蓝领工人更多地是通过个人关系而非其他方法寻找新工作，对于那些拥有专业技术和管理职位的求职者来说，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1]自从格兰诺维特利用关系强度对劳动力求职进行开创性研究以来，许多研究者利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对求职过程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中，人们在求职过程中仍然经常性地借助于社会关系网络途径，通过使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来寻找工作。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边燕杰对华人社会里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边燕杰分别对计划体制下的天津和市场体制下的新加坡的求职者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华人社会重视社会关系，尤其重视强关系即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比如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同学关系等，强关系是求职的主要渠道。[2]
在西方学术潮流的引导下，国内社会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社会资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比如可以从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属于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在社会关系网络意义上，研究社会资本在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作用的代表人物有赵延东等人。赵延东的研究表明，与一般城市居民相比，武汉市下岗职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较小、网络资源比较贫乏，社会网络中亲戚所占比重偏大，表明下岗职工拥有的社会资本比较贫乏。尽管如此，约占70%的下岗职工在实现再就业的求职过程中，仍然选择了社会网络途径。赵延东的研究说明，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的下岗职工更容易获得再就业机会。[3]
武汉市位于我国中部，虽然地处中原但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十分发达。而厦门市是我国经济特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人口流动性较强，厦门市本土居民的海外亲属较多。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厦门市下岗职工再就业有何特点，社会资本对下岗职工再就业有何作用？本文即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入手，对厦门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二、社会资本的作用以及对正式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一）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赵延东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一结论必须附加两个条件：一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尚未正式建立，二是不同群体的社会资本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赵延东根据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及市场化时期不同，将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划分为两个时期：1995年以前为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时期，1995年以后为劳动力市场正式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1995年以前，社会资本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网络密度较高的职工，即个人社会网络中“亲戚”所占比重较大的职工，获得再就业的机会显著高于网络密度较低的职工，同时网络中“嵌入资源”较丰富的职工也更可能获得再就业的机会。赵延东的研究显示，社会资本最丰富的职工获得再就业的可能性，比社会资本最贫乏的职工高出近4倍，在求职过程中使用过社会网络途径的职工与没有使用过社会网络途径的职工相比，获得再就业的概率高出约1.6倍。而在1995年以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社会资本对于获得再就业机会的作用有所减弱。不仅如此，在劳动力市场机制建立之前和之后，社会资本在帮助就业者获得的职业的社会声望及工资待遇方面也呈现出较大差异：1995年之前，使用网络途径获得职业的职工，其职业声望及工资水平均高于没有使用网络途径获得职业的职工；而在1995年之后，情况则刚好相反，求职中使用社会资本的职工获得的职业声望及工资水平更低。[4]
厦门市是我国经济特区，近年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在就业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然较高。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79%，虽然与2004年相比有所下降，但是与厦门周边的城市相比，尤其与周边的中小城市比如晋江、泉州等地相比仍然偏高，因为晋江和泉州两地民营经济非常发达，吸收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大量人口就业。二是失业人员年龄偏大。2005年厦门市城镇劳动力抽样调查显示，在失业人员当中，40岁以上失业人员最多，占失业总人数的34.56%，其中男性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35—54岁，女性主要集中在30—44岁。从失业人员的文化构成来看，半数以上的失业人员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这部分人员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成为厦门市再就业工程的重点和难点。三是失业者创新意识较弱。据抽样调查显示，厦门市失业人员的主要生活来源为：61.77%的人依靠配偶的收入生活；18.22%的人依靠政府的失业保险、社会保障金及下岗或内退生活费生活；13.33%的人依靠原有的积蓄或父母的赞助；只有6.67%的人依靠打零工的收入来维系生活。[5]
从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途径来看，厦门市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方式与赵延东研究的武汉市情况极其相似。据调查资料显示，在厦门市失业人员当中，有62.2%的人通过委托亲友的方式寻找工作；有13.01%的人通过职业介绍所或者招聘广告寻找工作；4.87%的人是下岗在家等待安置；只有4.45%的人准备自己经营；另外有15.47%选择通过其他方式寻找工作。[6]如果使用经济社会学术语来界定这些求职方式，那么在厦门市，有六成以上的失业者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十分之一强的人利用市场；而依靠政府解决的和依靠自己创业的人数非常少。
我们的问题是，既然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并不能为下岗职工带来较高声望和较高工资水平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下岗职工会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再就业呢？我们认为，从现实条件来看，劳动力依靠社会网络实现再就业实际上是“无奈”之举。这其中既有下岗职工自身因素，也有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良的社会客观因素。首先从求职者的角度来看，因为下岗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较低和缺少专业技术），下岗者不利用社会网络资源就无法实现再就业；其次外部环境来看，因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尚不发达，劳动力依靠自身条件寻找职业缺少制度上提供的便利条件。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状况
一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与其整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密不可分。由于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行政管理等因素限制较多，所以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要远远低于商品市场。与国内巨大的劳动力供给能力相比，我国劳动力市场至少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劳动力市场上职业介绍机构数量太少，1998年全国共有35449个，到2003年这一数字变成31109个，也即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二是职业介绍机构介绍成功的比率太低，1998年求职登记总数1863.4万人次，介绍成功人数798.8万人次，成功率为42.9%[7]。2003年登记求职人数为3060.2万人次，介绍成功人数为1586万人次，成功率上升到51.8%。2003年福建省职业介绍机构共有847个，2003年度登记求职人数为119.4万人次，介绍成功人数为49.3万人次，成功率仅为41.3%。[8]这组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目前职业介绍机构成功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职业介绍服务方式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劳动力供求双方多元化的需求。要想提高职业介绍机构的成功率，必须打破在有限的场地上提供有限的信息、供需双方以面对面洽谈为主的传统服务方式，建立起超越地域界限、信息资源丰富、可供劳动力供需双方进行多方选择的动态信息网络，这种动态的信息网络能为企业和失业者缩短搜寻时间，同时为在业者提供更广泛的选择范围，从整体上改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职业介绍机构利用率较低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收费即中介费较高，对于人力资本存量较低从而可能获得的职业报酬也很低的求职者来说，中介费是一笔较大的前期投入，在成本较高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尽管职业介绍机构可以让求职者签订劳动合同从而确保其收益，但是仍有大量劳动力放弃利用职业介绍机构来寻找工作。因此本文的建议是，政府（首先是地方政府）要增加对职业介绍机构的经费投入，使职业介绍机构成为具有公益性质的、不以营利为目标的社会组织，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在西欧和北欧，许多国家在图书馆等公共场所都设有电脑联网系统，以供求职者免费查询。
（三）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分析
对劳动力市场结构进行系统研究目前尚属尝试阶段，研究者可以按照工资、福利等因素将劳动力市场划分成两个市场，待遇好的市场为第一市场，待遇差的市场为第二市场；或者将具有正式合同关系、从而被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的全日制市场称为正规劳动力市场，将没有正式合同关系、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险项目的部分就业和临时就业的劳动力市场称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在两个市场上，劳动力失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第二市场的失业属于非自愿性质，第一市场的失业既有非自愿性质同时又有自愿性质。就第一市场的劳动力在本市场失业而言，失业是非自愿的；就第一市场的劳动力不愿意到第二市场“低就”而言，失业又是自愿的。我们认为，除非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为失业者提供相当于在职工人税后净收入70%以上的保险津贴，否则工人的失业——不管他属于哪一级市场的失业都属于非自愿失业，而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显然不能提供如此慷慨的保险支付水平，因此，我国的劳动力失业绝大多数都属于非自愿失业。
经济学家根据商品的同质性程度、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量等指标将商品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等四种类型，我们依此理论可以将劳动力市场进行同样分类，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垄断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在垄断市场上，劳动力具有某种专门的特殊才能，供给者数量极少，非同质的劳动力不可能进入，因而该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奇高而且相对固定，其就业状况基本上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在中国，属于此类市场的劳动力占总量的比重很小，职业球员尤其是职业足球运动员可以划为此类。
完全竞争市场与垄断市场正好相反，劳动力没有专门技能因而是同质的、没有进入壁垒的、供给量巨大的一个大众市场。劳动力工资完全由市场供求力量自发形成，工资水平接近平均成本即生活费用。该市场的特点是人数众多，工资很低，每个人都是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接受者，就业极不稳定，最易遭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完全竞争市场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形态，它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一起构成劳动力市场的绝对比重。
不完全竞争市场介于垄断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之间，具有后两种市场的某些共同特征。在该市场上，工资既不像垄断市场上由劳动力卖方所确定的那样高，也不像完全竞争市场上由劳动力买方所提供的那样低，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中间水平。因为在该市场上，劳动力具有一定专业技能，供给量较少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有少量的劳动力挤入该市场。因此，劳动力工资较高而且相对稳定。属于此类市场的有大学教师、政府公务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等。[9]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越高，或所学技能越专业，能被其他劳动力所替代的可能性就越小，劳动力所能获得的收益就越高。企业家和职业经理的收益之所以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就是因为经营管理是一种特殊的才能，这种才能需要长期专业培训和经验积累，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短期内无法增加供给，所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的收益具有准地租的性质。
根据以上劳动力市场结构理论，我们可以判断，在我们所探讨的下岗职工当中，绝大部分失业者属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素质低（这里主要指受教育程度低）、没有专业技能，即使暂时获得就业也极易被人替代，所以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求职的劳动力就业容易失业更容易。此外，厦门市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有二十多个国家在厦门市投资建厂，比如著名的电脑品牌“戴尔”企业在中国唯一的生产机构就设在厦门市，外资企业对劳动力拥有一定吸纳能力。问题是，这些知名厂家需要的是高级技术人才，而现有的失业者的学识、年龄、技能等等，绝大部分不太符合这些厂家的要求。那么，为了这些低技能的劳动力实现再就业，政府应该如何行动呢？
三、适合中国国情的失业治理政策
袁志刚（1997）曾经把失业治理划分为两大类：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和被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前者以预防失业和解决再就业为主，后者以保障失业者生存为主[10]。从我们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的理论分析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现有的支付水平来看，各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均具有非自愿性质，即使是高级市场上失业的劳动力在低一级的市场上实现了就业，这种就业也是一种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而劳动力一旦失业，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实际上是不足以保障失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主要是厦门市政府采取的主动治理措施。
厦门市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大批劳动者尤其是厦门市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却难以招到合适的工人。自从2004年以来，许多企业存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现象，不仅技术工人招收数量不足，而且连普通工人也会经常出现招工不足的现象。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企业招收本市失业人员与招收外地劳动力成本不同造成的，因为厦门市用人单位为本市城镇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远远高于为外来员工缴纳的保险费。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大多不愿意招收本市人员，这使本市失业人员与外地求职者相比，更容易被排除在用人单位之外。
为此，厦门市政府采取了以下颇有成效的做法。一是加大经济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国际社会政策学界最新思路是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互融合，因为经济增长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减轻弱势群体的贫困程度。厦门市2005年经济增长迅速，国内生产总值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实现生产总值1029.5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3.6%，厦门市财政收入突破200亿，比上年增长18.9%。经济增长为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2005年厦门市就业形势较好，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2.24万人，其中持“再就业优惠证”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0.61万人，“4050”（即四五十岁的）失业人员再就业0.36万人，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比2004年下降0.3个百分点。[11]二是自从2002年国家出台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以来，厦门市共出台20多项再就业优惠政策与之配套。从厦门市就业政策执行的效果来看，目前优惠政策中有两项最受下岗失业人员的欢迎，一项是政府购买公益性就业岗位（比如雇用一些大龄失业者担当交通协管员等等）；另一项是对灵活就业群体给予补贴，这一政策的目标主要是鼓励个人创业。此外，厦门市劳动保障局推出了“帮一个人创业，带一群人就业”的“1+1群”创业培训，帮助一大批人实现了创业或就业。厦门市劳动保障部门经常举办“再就业招聘活动”，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服务，这些举措收到较好的效果。[12]
四、小结
本文主要以厦门市为例，探讨了社会资本在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主要指信任亲属的特殊信任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社会资本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对于下岗失业人员来说，再就业的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凭借自己的能力，二是依托长期以来建构的社会关系。前者主要依赖于自身的人力资本，而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显然是不太充分的，因此，通过社会资本来实现再就业就成为下岗职工最经济、最现实的选择，社会资本对其再就业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但是，本文的研究同时发现，由于下岗职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质量较低，社会网络的建构能力较差，现有的关系网络主要以亲属朋友为主，同质性较强，不具有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弱关系”的力量，主要是边燕杰所提出的强关系在求职过程发挥更大作用，因此社会网络为这些失业者所提供的工作质量较差。
由于利用社会资本实现再就业具有较大局限性，因此，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仍然要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投入资金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手段，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不论是能在第一市场就业的人力资本存量丰富的高级技术人才，还是只能在第二市场就业的无知识无技能的低素质劳动力，求职途径一般就三条：个人、个人的社会关系、政府及其指导下的职业介绍机构。能在第一市场就业者主要依靠前两条，而在第二市场就业的主要依靠后两条。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对于第二市场就业者而言，仅仅依靠劳动力本身及其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再就业是不现实的，政府在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再就业的过程中，其作用仍然是无法替代的。
参考文献
[1] 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78,1973.
[2] Bian, Yanjie and Soon Ang,“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75, 1997.
[3][4]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5][6]陈元钦，《六成失业者求职靠亲友》，《海峡导报》2005年11月22日。
[7]《中国统计年鉴》，第168-169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8]《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第17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9] 徐延辉，《从“人力资本剩余”看劳动力就业价值取向》，《改革》2001年第1期。
[10] 袁志刚，《失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11]《海峡导报》2006年1月20日。
[12] 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扶持弱势群体，帮助解决就业问题研究报告》（未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