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过程正是其利益得以表达和体现的过程，而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之意。因此农民工的现代性成为检测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温度计”、是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试图运用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研究框架，通过对农民工现代性形塑的过程分析，揭示农民工传统习性“脱根”的影响因素，进而完善农民工现代性的培育机制，即社会资本的自我投资、组织投资和公共投资。
关键词：和谐社会；农民工；现代性；社会资本；社会网络
一、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环视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浪潮掀起于东亚之滨，浪拍亚非拉三洲之岸，其势锐不可挡，而中国沿江沿海正洪波涌起。[1]但是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视野中，弱势群体隐蔽而又缄默地蛰伏于现代性裂谷的另一侧。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关注弱势群体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各种社会关系和谐的总和，其中又以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生存状况与发展预期的和谐更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样为弱势群体架设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则成为和谐社会应有的内涵。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社会学家认为农民构成了最庞大的弱势群体，而数以亿计的、以不平等身份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则成为城乡二元结构冲突的最突出表现。因而如何让孤立无援的农民工群体进行合理的利益表达，享有公正的国民待遇，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农民工的现代性的获得进行“过程——事件”[2]分析，从而窥探和谐社会背景之下加速农民工现代化的应对之策。具体来讲，农民工的现代性是指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时所形成的一套新的行为方式、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从概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过程正是其利益得以表达和体现的过程，因此农民工的现代性成为检测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温度计”、是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剖析农民工乡土惯习的“脱根”和现代习性的“形塑”过程，便成为解析和呈现和谐社会内涵的重要一环。
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现代性的分析：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更侧重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和谐社会则是着重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只有当其生活于社会安全网之内、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他们才会普遍认同所处的社会，此时社会和谐才具有可能性。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农民工的生活圈子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心态产生了连锁性变迁，相对于那些不曾离过乡土的农民而言，他们明显趋向现代性。然而现代性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流动农民的低教育程度，流动的同质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城市体验的缺位，影响了他们现代性的获得。“这样人格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在他们身上共存与交融，可以说他们是比较接近现代人的过渡人”。[3]显然，农民工人格特征的双重性反映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它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张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鉴于此，下文试图通过对农民工现代性形塑的过程分析，揭示农民工传统习性“脱根”的影响因素，进而完善农民工现代性的培育机制。而协调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之意。在这一过程分析中，笔者主要运用了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其内涵为：“蕴含于个体关系网络或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能够为人们所利用的资源”。从这一界定中可见，社会网络是承载社会资本的载体。
1、初级关系网络的移植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农民在进入城市的前期，个人的社会网络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对血缘、地缘关系的重视，使之成为一种习性，这种习性并没有因为农民的职业、生活地的改变而改变。另一方面，尽管目前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城乡差别还在，城乡居民身份仍然是城乡居民交往的重要障碍，这促使进城的农民工继续挖掘他们内部的初级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结论，由于这种初级关系网络中蕴涵一定的物资资源（含信息、机会等）和精神资源（含情感、认同等），因而它有助于农民工个体在经济层面的适应。[4]这是因为在这个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不仅为农民工提供了寻工信息，而且这种强关系带来的高信任度大大节约了其就业成本。尽管初级关系网络有利于农民工经济层面的适应，为其在城市立足奠定了基础，但是它却不利于农民工在社会心理层面的适应，不利于农民工城市社会化——建立新的适应城市生活的行为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从理论分析，这是由于农民工群体之间的同质互动导致了“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亚社会生态环境”的形成，该“亚社会生态环境”的形成又进一步保护了农民工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更进一步讲，农民工群体之内的同质互动减少了其与市民互动的广度，而社会经济地位、语言文化的差异，又使其与市民缺少生活中的情感性互动，降低了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深度，这必然阻碍着他们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笔者进行的苏北农民工调查的经验研究也表明，那些主要关系网络局限在“一同来找工作的亲戚、老乡”的农民工，其现代性水平要远远低于主要关系网络是“进城以后认识的城里人”的农民工，尽管享有这种次级关系网络的农民工还主要集中在该群体中的“底层精英”。
总之，初级关系网络虽然有利于农民工经济层面的适应，但却不利于他们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适应，而社会、心理层面的适应恰是衡量农民工是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否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它对于农民工获得现代性人格特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在社会、心理层面上适应了，才能说明农民工人格特征由传统性转化为现代性这一继续社会化过程的完成。目前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冲突和对立，而这种归属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空间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就是阶层关系的分布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5]
2、次级关系网络的建构与农民工现代性的生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进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重新构建新的人际关系网的过程。为了满足在城里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民工必须学会和城市里的陌生人打交道，从而在城市里再建构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尽管血缘及地缘的作用在农民工之间仍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新建构的人际关系却要远远大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在新的关系网络中，以个人为中心的网络同心圆半径扩大，具体来说包括理性化的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一方面血缘、地缘关系放大为“老乡”关系。“农民工的老乡是一种颇有弹性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毗邻而居的关系，同镇同县的故人、还包括来自不同村镇仅为同省籍的人”。[6]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中也不断建构以业缘、趣缘关系为主的次级关系，虽然这一过程是如此的漫长而又艰难。随着民工这种超越血缘或地缘限制的次级关系网络的逐步建立，其意义不仅限于“多个朋友多条路”，它起码在下述三个方面有利于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培养：其一，次级关系网络的建构，有助于农民工群体行为模式的改变。当农民工建立次级关系网络之后，他们便开始模仿城里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农民工首先是从外在的形象上对城市人进行模仿。日常生活模仿是一种外部形象上的整饰，一方面它有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它展示了农民工在生存需要之上的更高需求，显示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主动性。[7]其二，次级关系网络有助于农民工树立积极向上的心理态度。苏北农民工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与次级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互动越多，农民工个体越容易获得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隐藏在这一相关关系背后的内在机理为：通过与城里人的互动，农民工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工作的计划性、较强的时间概念”等积极的生活态度。其三，次级关系网络的运用有助于农民工理性价值观念的形成。由于这种次级关系网络奉行的是普遍主义的事本原则，它使得这些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农民工有可能突破人伦道德原则的制约，将感性的情感诉求转向理性的功利考虑，即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一种实现个人目标而减少交易成本的手段。通过对关系网络的合理利用，重释了关系的意义，此时关系成为一种社会资本，被理性地运用于谋生存、求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毕竟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拒绝“情感干涉”的，是追求理性的，并且理性与农民原有的情感冲动、道德习惯使然的无意识状态相比而言是进步的、现代的。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现代性的培育机制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建设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目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完成了社会角色、资源获取方式和空间位置的改变，而在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他们尚处于“传统——现代连续统”之中，成为人格特征上的过渡人。通过上文对农民工现代性形塑的过程分析发现，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还只是一种群体内部的自发行为，其流动主要借助于私人的关系网络进行的，缺少一定的组织和制度保障。鉴于农民工的城乡流动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和必然结果，它牵扯到广大农民工群体的根本利益，关系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相处。更进一步讲，农民工的现代性成为检测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温度计”，是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完善农民工现代性的培育机制，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社会资本的自我投资
进城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可以看作为一种成人的继续社会化。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了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生活网络，担任了另一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这样他们在经济生活、社会交往、价值观念方面需要调适，以便更好的适应新的城市场域。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次级关系网络有助于农民工在城市里继续社会化的完成。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次级关系网络建构的并不理想，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主要关系网络仍停留在初级关系层面。因此，农民工加大次属关系的建构就显得十分必要。一方面农民工要加强与市民的沟通，维护已有的社会资本，更要积极主动拓展自己的次级关系网络。在维护已有的弱关系方面，进城农民工可以通过控制互惠交换的时间、采用传统的增加互惠交换的频度的方式来维护与市民的互动，巩固他们进城后重构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在拓展次级关系网络方面，农民工中很多人具有城里人缺乏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他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形成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并以此作为拓展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工具。另一方面农民工也要注意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资本存量。林南曾指出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拥有较高文化资本者更有可能扩大自己的网络范围或联系到更高地位的网络成员，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这样鉴于文化资本的转换效应，进城农民工应该将大量的精力投注于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他们可以通过学习城市文化，使自己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融入城市人群，以此与城市居民建立比较稳定和可靠的联系，以便使其继续社会化过程得以顺利进行，从而获得现代性人格特征，并在客观上有利于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阶层和谐，消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形成的鸿沟。[8]
2、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社会资本的组织投资
在进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运作中，农民工很少主动与城市当地各类社会组织发生联系，而据西方学者研究，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志愿性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中国社会是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社会，社会协调呈“哑铃型”——一端是强大的政府，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独缺中间组织。[9]因此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融入自主创建的社会中间组织更是难上加难。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空间单元，下面就以具体的城市居民社区组织为例，分析社会中间组织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关系及组织型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对农民工而言，他们来到城市，虽然也寄居在一定的社区当中，但这种寄居往往是临时性的，他们在这里不拥有财产，甚至也不拥有固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对其所居住的社区产生认同，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也无从谈起。要增强农民工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的认同感，城市社区不仅要营造一种平等和互助的和谐氛围，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而且要正确认识到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对于转变观念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也要积极主动地融入现有的城市社区，以弥补离开原有农村社区带来的社会资本损失。此外农民工组织型社会资本的投资也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和支持。在这方面，上海的社会工作者们为构建和谐社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通过社区教育的方式，帮助外来农民工成立了“外来建设者读书会”，一方面引导农民工积累自己的文化资本而实现社会资本的提升，进而帮助他们最终实现个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社区活动吸引媒体的关注、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加强与社会团体的合作，从而为读书会的农民工成员赢得了一定的组织型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血脉，社会中间组织理应成长为现代社会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一极。要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一个必然的选择就是让城市的各类组织，不仅是社区组织，还有工会、各级党团组织、社会团体也应将农民工纳入进来。
3、农民工的“市民化”——社会资本的公共投资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开原居住地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逐步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它是农民工努力获得现代性人格特征的最终目标。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农民工生活观念、思想方式、行为习惯和社会组织形态的转化；而在制度层面上则表现为他们户籍、身份的转变及其合法化。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强关系为纽带的初级关系网络”，城市中的稀有资源难以为他们所享用。建设和谐社会主要是协调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就需要良性的制度设计。政府是配置公共资源的制度性安排，政府可以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制度型社会资本，从宏观上为农民工转换身份、实现市民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结合当前情况，我们认为政府在制度建设上应着重做好推进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但他们不能在城市生根，由户籍制衍生的其它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形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种制度障碍传递到农民工身上，主要表现在角色转换与身份依旧的状况上。从职业上看，农民工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从角色上讲他们扮演的是工人。但问题在于转换角色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而转变身份则需要制度的认同。就身份而言，农民工仍然未被户籍制度认可，仍然未被城市社会所认同，该状况造成了农民工角色转换与身份转变的分离。 [10]这种分离造成的后果就是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属于内聚式团体网络，也就是专注于组织内部交往的网络类型，而对于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社区居民则很难产生共鸣和认同，因而很容易造成与城市社会的隔阂，不利于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总之，制度安排是和谐之要，制度设计是厘清和谐社会思想内涵的关键，因此要在分离和分割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政府应当提供有利于农民工与城市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政策环境——在制度层面确保农民工市民身份的合法化。
四、结语
人的现代性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作为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队伍之一，农民工的现代性水平无疑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目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有效的社会资本处于缺失状态，这样人格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在他们身上共存与交融，农民工仍然是和谐社会中一个孱弱的声音。“但是在中央政府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今天，在全社会把三农问题置于重中之重的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在科学发展观正在成为我们一切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的今天，在动员一切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中国农民工的身份认证和完全的公民权利保证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11]只有把农民工纳入到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之中，给他们足够的关怀，让他们融入到城市的文化中，在城市中首先实现城乡和谐共存，然后再以其为媒介实现真正意义上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