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然处在全球化时代,但是这是一个内部失衡、充满紧张、矛盾和冲突的全球化时代。正如前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马蒂利尼所说的,“当代全球化是以技术、金融和信息的互相依赖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继续分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为特征的。”(马蒂利尼,2002)当然,全球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员的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了人员的全球流动才开启全球化的进程,但是比起信息流、物质流和技术流来,人流却是最复杂,牵涉到的问题最多,引起的争议最大,所以,全球化在人流方面进展却非常缓慢,并且存在着严重的非对称现象(即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非法移民问题。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有关人员的流动,各国在政策上也有了明显的调整和变化,这反过来也影响到国际移民和中国移民。本文试图通过对欧盟移民政策的新近变化以及相关背景的分析,旨在说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移民走向,并为中国如何应对新时代的国际移民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和分析角度
中国人移民欧洲,可以追溯到300年前的17世纪后期,当时也正是欧洲大踏步地用枪炮加商品征服世界的时期,开启了充满血腥的由西方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国人移民欧洲无疑也意味着中国开始加入全球化进程。300年后的今天,虽然还是全球化,但是时代已经完全不同,时过境迁,甚至与上世纪90年代前相比,最近的10多年时间里,欧洲、中国乃至全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宣告冷战结束,但是巴尔干、中东的战争仍在继续;经过13年马拉松式谈判(可以说是世界上就某项主题进行的谈判中最长的)后中国终于于2001年得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世界,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头号敌人,等等。在这样的大变迁中,欧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变化和影响在其移民政策上是如何体现的呢?或者说是如何影响欧盟的移民政策呢?欧盟深受这些变化的影响,欧盟内部的不少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现在正处在十字街头,处在尴尬、艰难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紧张:一方面想逐渐地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试图成为世界的另一极,另一方面却是力不从心,在构建欧洲独立的防御体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欧盟的移民政策也反映了这一历史社会变迁特点。
欧洲走向一体化,不仅是欧洲有识之士对二战反思的产物,而且也与冷战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冷战时代是美苏两大霸权之间的对抗,但是西欧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是处在与苏联直接接触的冷战前沿阵地,共同的敌人使得西欧各国有必要联合起来,保护自己。尽管早期的欧洲主义者们认为,欧洲走向一体化旨在一劳永逸地结束长期困扰欧洲的内部战争,建立和平的、非战争的欧洲民主秩序,但是“这一意图是高尚而强有力的,但对于一般公民来说,它还不如一个共同的敌人那样更能说服他们。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年中这一共同的敌人就已部分地出现在欧洲整合的面前了——当时苏联的威胁推动了欧洲的整合。”但是,在实际的进程中,欧洲走向一体化,开始于经济领域,营造统一的市场,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而不是从军事领域、政治领域中出发,迄今为止在后面两个领域中还存在重重障碍。但是不管怎么说,欧盟的进程与冷战时代息息相关。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预示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对欧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欧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冷战危险解除了,朋友增加了,欧盟作着扩张边界的准备。从此以后,欧盟一方面加快一体化进程,1999年启用了欧元这一单一货币体系,欧洲议会得到了更多的授权,还在积极建设欧洲统一的、独立的军事防御体系,构建统一的外交政策和行动,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原苏联集团的中东欧国家进入欧盟,准备于明年吸收15个新成员。从这种变化中我们看到了,欧盟越来越大,越来越向着作为世界一极方向变化的趋势,同时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多样性也在增大,特别是后加入的欧盟成员国与原先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新成员国移民涌入到原先成员国,寻找更高的收入和更舒适的生活,所以,在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家,从90年代开始,来自中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人数(包括合法或者非法的移民)与日俱增。冷战结束给欧洲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巴尔干半岛民族、宗教冲突越演越烈,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解体、分裂,后来演化为科索沃战争。伴随战争而来的是大量难民潮涌向欧盟各国,特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是二战以来涌向欧洲的移民最多的时期,达到历史新高,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以来自中欧和东欧的新移民为主,特别是巴尔干战争导致了90年代的移民潮,给欧洲移民体系带来一系列危机和不堪重负的问题。”(John Salt,2002)这些问题诱发了欧洲新的一轮移民政策争论。
冷战结束,也对欧盟与美国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美国方面来说,欧盟的重要性没有冷战时代那么大了,而从欧盟方面来看,冷战结束,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威胁,欧盟可以不需要完全依附美国的保护,可以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了。于是,欧盟与美国的关系从原来的依附转向寻求平等的变化,经济上的竞争和摩擦开始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变得更激烈了。最近,欧盟企图构建独立的军事防务体系,试图扮演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角色,美欧这次围绕着对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和分歧,就是这一倾向的具体表现。当然,欧盟想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反过来促使欧盟内部对其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重构和发展。这里当然也就涉及到其移民政策问题。
另一大问题就是中东的变化。欧盟与中东有着非常密切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不少中东国家原来就是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殖民地。在欧盟国家,来自中东国家和萨格勒布地区的移民占很大的比例。进入90年代,首先是伊拉克侵略科威特,随后是以美国为首组成多国部队解放科威特,打败伊拉克,对伊拉克进行多年的经济制裁,然后便是今年美国发动的所谓“解放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从90年代开始,巴以之间曾经有过和平的曙光,但是很快被此起彼伏的冲突、战争、自杀性袭击和其他恐怖所破坏,最近巴以在美国的斡旋下再次显露和平的曙光,但是欧盟却被美国排斥在中东和平解决的努力之外,而欧盟却承担着中东各种冲突带来的社会、经济代价,比如大量难民首先选择欧盟作为他们的避难所。这一切使得欧盟国家重新思考它们与中东地区的关系。
从90年代开始,中国因素在欧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国家中最早从外交上承认中国的是欧盟主要成员国法国,在历史上中国与欧盟成员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爱恨交加的关系,但是进入90年代,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一直还不错,发展非常快,现在欧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三大伙伴,仅次于日本和美国。90年代是中国加快走向世界、进入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全方位时代。中国跟欧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交流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频繁,不仅有货物交流、信息交流、科学技术交流,还有越来越频繁的人员交流。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各种方式向欧盟移民,在欧盟,中国移民出现剧增的现象,按那里的学者的话说,“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周围有许多中国人”。特别是2000年发生在英国多佛尔港中国非法移民偷渡遇难事件引发了欧洲对中国人偷渡欧洲的广泛关注,中国人问题成为欧盟国家讨论移民问题时不能不提及的话题,也成为各大媒体不断谈及的对象。
总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有了很大的变化,欧盟自身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内外大变化的大背景下,移民问题对欧盟呈现出新的含义,有着新的影响。
二、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和处境
移民对各个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对社会发展既有很积极的一面,又有不少消极的影响,比如对移出国来说,人口向外移民,既可以减轻人口压力,又可以赚汇,但是可能会导致人才的流逝,而对接受国来说,移民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带动经济发展,但是也会带来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冲突。对此,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斯蒂芬·卡斯尔斯教授有过很深的分析。他认为,“移民问题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移民既是全球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移民输出社会和接受社会进一步变化的强大推动力量,不但在经济方面的影响立竿见影,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关系、文化、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与移民问题相伴随的9大矛盾:接纳与排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市场与国家、全球与地方、经济与环境、国家公民与全球公民、个人与网络、财富增加与贫困化、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等之间的矛盾。(卡斯尔斯,2002)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移民上也存在不少矛盾,这些矛盾既构成了欧盟移民政策之基础,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欧盟移民政策的改进和实施。
1、经济发展与移民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欧盟加快一体化进程,扩大欧盟成员,试图摆脱对美国的过分依赖,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世界一极,国际环境也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时期,欧盟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发展问题,不仅经济增速缓慢,经济结构已经不适应发展要求,失业率居高不下。德国在90年代初庆祝完两德(西德和东德)统一后,发现两德之间的发展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成为德国发展的沉重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拖缓了德国的发展步伐。另外,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因冷战结束而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竞争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欧盟的高福利制度和经济结构,从而削弱了欧盟经济竞争力。在这种高福利制度下,像法国等国家失业率较长时间地保持在10%左右,不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竞争能力。面对这种经济发展困境,欧盟各国于90年代开始也启动了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但只有荷兰取得了改革成功,解决了高福利与高失业率和经济发展滞缓之间的矛盾。尽管欧盟各国存在着高失业率,但是,并没有阻挡大量移民的进入,实际上这个时期进入欧盟的移民数量有增无减。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欧盟需要降低劳动力成本,大量移民的进入无疑可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移民都是廉价劳动力,他们干着许多接受国公民不愿干的工作,在欧盟的一些接受国开发了一些移民产业,重新振作了一些传统产业。如中国移民在法国,不仅带动了法国的中国餐饮业的发展,而且使本来不具竞争力而日渐衰落的低档服装业重新获得了发展活力,特别在东欧一带开拓了市场。但是另一方面,对接受国公民来说,大量移民的涌入,似乎是导致他们失业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欧盟各国出现这样一种社会舆论,那就是,高失业率与移民的大量涌入直接有关,正如我们把城市下岗工人增加归咎于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经商一样,认为后者抢走了城市下岗工人的工作。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当然,外来人口(包括移民)的进来,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劳动力的就业竞争,但是他们并不具有与本地劳动力竞争的能力和条件,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还开发出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为本地人提供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在欧盟各国,也是如此。
大量移民的进入,对欧盟经济发展的另一大影响是促进地下经济发展。不少移民是偷渡到欧盟,他们处于非法生存状态,靠着打黑工赚钱生活,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黑工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对工人的剥削、超强劳动、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偷税漏税等问题不断,既违犯了欧盟各国的法律,又有悖于欧盟各国的社会文化价值,招致了社会对移民的批评和不满。
2、对精英和技术移民的需求与大量非精英、非技术熟练的移民涌入
欧盟的发展在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上,处境也相当矛盾:一方面,欧盟不少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有关研究表明,今后50年,欧盟每年短缺60万劳动力;一方面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很不欢迎他们,从1975开始法国试图通过零移民政策阻止非法移民进入,但是效果并不好,非法移民有增无减。这里的问题是,欧盟短缺的不是体力劳动力,而是专业技术和熟练劳动力,或者需要的是各种精英和技术移民,于是欧盟在最近的移民政策中增加了对精英和技术移民的吸引条款和优惠条件。但是,与非精英移民相比,精英移民对自己的流动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能力,他们可以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机会以及自身的需求做出移民目的地的选择,有不少精英移民现在不限于把自己局限于某个国家,而是成为世界公民了,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没有国界限制。而非精英移民则不同,他们选择移民的机会很少,大多凭借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来确定移民目的地,所以,在那些移民较多的国家,就有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比如法国、英国等移民大国一直是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目的地。非精英移民与精英移民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前者大多不能通过合法的渠道进行移民,只能借助于传统的人际关系,而后者可以合法移民,各国对他们的限制比较少。
3、开放与对移民的排斥
尽管欧盟出台各种政策,采取不少措施,禁止和打击非法移民,但是,非法移民问题不但不能杜绝,反而出现越演越严重的趋势。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盟比以前更加开放了,不但表现在与外部社会的交往更频繁,而且表现在欧盟范围的扩大,所有这些给更多的非法移民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但是,欧盟各国对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排斥并没有因其开放度的增加而减弱,相反则出现越来越排斥移民的趋势。法国最近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勒庞公开主张,要把移民送进集中营。对移民的排斥为欧盟的各种极右势力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基础,而极右势力的舆论鼓捣反过来进一步煽动对移民的排斥。另一方面,欧洲各国以拥有人人平等、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的人权价值观而自豪,排斥移民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这样的价值观。价值观与现实的政治、社会需求之间的这种矛盾也在欧盟的移民政策中得到反映: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非法移民,另一方面每年都有一次大赦或者合法化行动,允许一定数量的非法移民合法化,主要出于家庭团聚的理由,因为在欧盟国家来说,家庭团聚是最基本的人权,应该受到尊重,由于非法移民有个时序问题,早到的人早获得合法化,于是就可以帮助晚来的家庭成员获得合法化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禁止非法移民政策的效力。
4、恐怖主义与移民问题
美国纽约“9.11”恐怖事件对欧洲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自“9.11”事件发生后,欧盟各国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反恐防恐成为欧盟各国的重点,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欧盟各国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实际上在“9.11”事件之前,恐怖主义对欧盟的危险一直存在,主要原因在于欧盟与中东地区有着很密切的地缘政治和社会关系,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盟的活动很频繁,另一方面来自中东地区的移民在欧盟国家占很大的比例,也进一步加深了欧盟各国对恐怖的戒备和恐惧,凡是中东地区发生宗教、民族和国家争端和纠纷,欧盟各国就会自然地出现紧张状态,在欧盟各个城市街头就可以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巡逻、站岗。“9.11”事件使欧盟各国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恐怖主义危害的认识和感受。所以,从“9.11”后,欧盟对非法移民的负面看法加大了,特别是对来自中东地区的非法移民更是保持着高度的戒心,而且对他们进行重点监控和防范。
5、移民与社会秩序问题
当然,恐怖主义也是对社会秩序的危害,另一个秩序问题就是社会犯罪活动,特别是伴随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社会秩序问题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更令人关注,这也是导致社会排斥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移民犯罪问题在欧盟一直是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涉及移民的社会犯罪问题有绑架、抢劫、偷窃、杀人、偷渡、偷税漏税、家庭暴力、黑工、黑社会组织等等。就拿在欧洲的中国移民来说,最近几年,抢劫、枪杀、绑架、黑社会打架等事件频频发生。仅今年上半年,巴黎就发生三起震惊法国的抢劫、凶杀案件:五月初,法国海南同乡会一副会长在自己的饭店内遭歹徒杀害,如非警方及时驰救,其妻也差一点遇害;六月二十七日,巴黎近郊位得利市一家华人三口同遭刀刺而亡,至今案件未破。七月一日,巴黎华埠发生一宗入室劫财命案,一金姓浙江籍华商之妻女七月一日被发现惨死家中,她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与其一道遇害的女儿只有九岁。自五月份以来巴黎华埠发生的第三宗入室劫财夺命案。如果算上尚未出世的孩子,这三宗命案已夺去七位华人的性命。这些案件在法国社会引起强烈的震惊和反响(中国新闻网,2003)。1998年我在法国作调查时,法国内政部有关官员告诉我们说,过去中国移民都比较守法,即使犯法,也只是做些小案,危害程度不大,但是从90年代以来,中国移民中犯罪的危害程度大大提高,1997年曾发生枪击警察事件,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过的。在不少外来移民集聚地,人们在光天化日下都会碰到抢劫案件,以致当地居民对这些地方都带有很强的恐惧感。
非法移民越来越多,而欧盟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非法移民找工作比较难,有些胆子大的非法移民就开始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大多是抢劫、敲诈本族移民,更多的是非法移民抢劫、敲诈非法移民,这样做风险小。另外还有一些人从事偷渡活动,制作假护照、假签证,编织出一个偷渡网络,在偷渡过程中,相关的犯罪活动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如不同偷渡组织经常为抢偷渡生意而发生火并,如偷渡者还不掉偷渡费而被蛇头枪杀,等等。做黑工是在移民人群中是很普遍的现象,经常有移民打黑工被抓。所有这些活动,对欧盟媒体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经媒体一宣传,进一步加深了接受国居民对移民的不好印象。
当然除了恐怖主义和社会犯罪外,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被接受国的不少人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显然,移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流入国的居民确实相差很大,特别是在公共领域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在公共场所,中国移民习惯于高声聊天,这对当地居民来说很不习惯,甚至引起他们反感。上世纪90年代,巴黎一所学校发生这样“头巾风波”:一位穆斯林小女孩戴着头巾,被校长拒绝入校。在穆斯林人看来,女孩子戴头巾是很正常的现象,是他们的习惯,但是在不少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看来,戴头巾意味着把伊斯兰教的做法带进学校,所以引起他们的不满。此事在法国引起大讨论、大辩论。另一件事发生在中国移民中间:一对中国移民夫妇回钟国探亲度假,把两个分别为10岁和12岁的女儿托付给孩子的姑姑看管,在家里给孩子置办了一个月的伙食,满以为这样就没问题了。但是,孩子的姑姑忙着打工,没时间经常照看孩子,这两个小女孩天天上街玩,把父母留给他们的零花钱花光了,但有经不起巴黎花花世界的诱惑,于是她们干起了卖淫赚钱的事,后被警察抓走,送医院检查,发现一个小女孩染上了艾滋病。此事对法国社会产生非常大的震动:他们不理解孩子父母会如此不关心孩子的安全和成长。但是像这样的父母从小在中国农村长大,农村养育孩子的方式往往是粗放式的,只要给孩子吃饱穿暖,就不错了,经常出门办事把孩子托付给亲戚、邻里照看。但是巴黎社会跟家乡的农村已经大不相同了,怎么能把中国农村的一些生活方式照搬过去呢?法国社会党然无法理解这对夫妇的行为和态度。在调查法国移民孩子比较多的学校的过程中,我们最经常被老师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孩子的家长不主动跟他们学校老师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和其他表现呢?学校老师主动打电话给中国孩子的家长,经常被不礼貌地拒绝了。这些老师表示很难理解。有些研究中国移民的法国学者对我们说,没想到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但是却来了一批没有文化、不讲文明的移民,他们只埋头干活赚钱,不管孩子的教育,不关心周围社会,不参与法国社会活动,这不符合法国主流价值。当然,他们的说法并不准确,但是也说明了,不同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确实对一个社会秩序有着很强烈的冲击。
6、一体化与多样性
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内容,移民对接受国来说,确实会增加这些方面的多样性。欧盟国家都有或多或少的移民,像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是移民大国,种族、文化、生活的多样性是很明显的。这种多样性也是全球一体化和欧盟一体化带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体化与多样性是不矛盾的。但是,正如上面谈到过的,这样的多样性确实也带来了不少社会秩序问题,反过来表明在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缺乏一体化(生活和文化的一体化一直是同化理论所追求的)。于是,这一点在欧盟引起了不少讨论,按早期的观点,移民带来的多样性是不利于社会整合和融合的,要提高社会整合,移民必须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适应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全面地融入到接受国社会中去,这是同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这一理论虽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逐渐被人们所放弃,首先是移民不可能完全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其次移民带来的多样性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许多积极的作用,比如提高社会和文化活力,他们带来的多样性也是接受国的社会和文化财富。所以,后来就有了文化多元化理论,它显然不赞同同化论的观点。对这些理论,后文将作进一步的分析。这里只想说明,多样性与一体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在欧盟的移民问题也得到很明显的表现。
欧盟在移民问题上出现一体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也表现在欧盟内部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和移民政策的不同上。我们知道,欧盟本身就是一体化的典范,但是,欧盟各国的移民传统、移民政策却大不相同,各国在对待移民的行动上表现出很明显的差异和多样性,很令不少欧盟国家头疼,特别是难以遏制非法移民问题。从历史上看,意大利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是大量输出移民的国家,比如大量的西西里居民移民到美国,美国电影《教父》就是反映意大利移民的,美国社会学家怀特对意大利移民的生活作了非常深入的调查,出版了《街角》这一社会学名著。还有不少意大利人移民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人构成法国最主要的移民群体。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则有大量移民涌入意大利。相比较而言,法国则有着悠久的接纳移民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它接纳的移民数量在西方国家仅次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它比意大利有更健全的移民政策和管理制度。据移民反映说,偷渡到意大利,比偷渡到法国容易,因为意大利没有强有力的移民管理和控制制度,但是在意大利生活的境况不如法国生活,因为法国有比较完善的移民融入制度。所以,不少移民从本国首先偷渡到意大利,然后再偷渡到法国,法国与意大利都是欧盟国家中的申根协定国成员,彼此来往不需要签证。所以,进入法国的不少非法移民往往是先经过意大利的。各国对待移民的政策和制度不同,为非法移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比如欧盟各国对非法移民的大赦政策以及大赦的名额、大赦时间很不相同,因此不少非法移民在欧盟内部各申根协定国成员之间寻找合法机会,在不同国家同时提交合法申请。结果,一些移民不只是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居留证,而往往有多个国家的移民居留证,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跨国行为。
当然,欧盟内部各国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文化政策等也是有不少差别的,这也给移民的流动带来不少影响。最近几年,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对移民来说,比以前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和发展困难,他们就想方设法在欧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移民往往采取这样的生存策略:把亲戚和家属分散在欧盟各个国家去,在不同国家做生意,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国家。比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做进口贸易,能享受到比在法国低很多的关税,但是法国则有更好的市场,所以有的移民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分散移民到不同的欧盟国家,这样就可以联手做生意,降低成本。甚至有的移民一家在不同国家开设不同的商店,做不同的生意,有的做进出口贸易,有的做店面销售或柜台销售,有的做加工服务,等等。
在走向一体化过程中,欧盟确实面临着上述的多样性问题,不能不考虑如何降低多样性的负面作用,增强多样性的正面功能,本身欧盟的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利用欧盟内部多样的优势,壮大经济实力,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能力。解决好一体化和多样性之间的张力,是摆在欧盟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在移民问题上也是如此。
三、对移民问题的解读以及相应的政策影响
上述移民问题在不少移民国家都存在,只是没有像欧盟那样有不少国家构成而作为整体,要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不少理论问题,或者说移民研究者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少的理论解释。最著名的理论当推推拉理论、同化理论、多元文化论、跨国社会空间理论、少数民族聚居区理论等。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来解读移民问题,比如推拉理论旨在说明移民的可能性和动力问题,同化理论则试图解释移民在接受国的融入可能和途径,多元文化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移民与接受国社会的整合问题,而跨国社会空间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理论则试图解释移民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
根据推拉理论,国际移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对发达国家来说,不论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都是无法断绝的,关键在于如何降低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西方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在同化理论看来,不论对接受国来说,还是对移民自己来说,学习、适应、接受接受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抛弃移民原先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才不会危害接受国的社会秩序,移民也才能获得成功,那些没办法被接受国社会同化的移民往往是失败者,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被接受国社会边缘化,也是问题最多的一群人,对社会秩序和发展都没有良好的作用。完全融入是必要的。但是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不少移民没有办法达到同化理论的要求,但并没有 完全失败,一些人反而取得不少成就。
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同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呢?这里的原因很多,而同化理论则忽视了这些原因。不少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是可以建构出一些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激化社会活力。所以,同化理论便遭到猛烈的抨击和扬弃,像多元文化论、跨国社会空间理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理论便应运而生,对移民现象和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和分析。在多元文化论看来,一方面移民带来的文化丰富了接受国的文化,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是文化多元的国家,由于有了多元的文化,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开放,增强了国家的活力,另一方面移民文化不是想怎么改变就能改变的,假如一味地想从文化上同化移民,不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出现对移民的歧视,从而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只有给予充分的尊重,才能使不同文化建立良好的交流机制,产生一种汲取不同文化优点的新文化,这也给接受国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跨国社会空间理论认为,移民之所以在没被接受国同化的情况下仍然处于不败之地,是因为移民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建构了一个跨国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们可以利用信息、关系、资源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在接受国获得了生存和发展机会。移民一般是在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建立这样的空间,而在区域一体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移民在该区域内部各国也可以建立一定的社会空间,在欧盟尤其明显(上文已经谈到过这一点)。少数民族聚居区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同样的问题:移民往往在接受国往往以聚居形式生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聚居区,移民之间不但构建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和内部市场。他们正是利用这样的关系资源以及提供的信息,为他们在异国他乡创业和生存提供了支撑条件和力量。所以,移民聚居区并没有因为富裕起来的移民外迁而衰退,事实恰恰相反,不少移民聚居区反而显得勃勃生机,很有竞争力和活力,而不像同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聚居区并没有因大量移民外出而衰落。
这些理论在解释上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政策不可能完全依赖于某一种理论,而需要结合一个国家现状,吸取各个理论的优势,然后制定出移民政策。欧盟各国移民政策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进入了复兴和发展的黄金时期,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劳动力移民被不少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所许可,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欧洲经济发展出现减缓趋势,劳动力输入政策不再被采用,像法国,从1975年颁布了零移民政策,也就是说从1975年后,不再从国外输入劳动力。但是,零移民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碰到了三大难题:一是家庭团聚仍然是移民政策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零移民政策,不少移民利用家庭团聚政策,将家人和亲戚弄到法国。二是,偷渡并没有因为零移民政策而停止,反而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原因在于贫富国家的差距在拉大,有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从发展中国家偷渡出国,来到欧洲。三是欧洲国家内部的移民政策很不相同,难以在阻止非法移民上取得步调一致的行动。零移民政策的出台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减缓导致就业困难,而且还在于担心越来越多的移民进来,影响本国的文化价值和生活质量,当然这里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同化理论的观点,即移民只有充分地接受移入国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实现融合,但大多数移民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移民大量进来,势必会影响本国的秩序。但是,进入80年代后期,欧洲各国意识到外来移民以及带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东西,反而有可能丰富本国的文化,所以,在移民政策上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和做法,比如不少国家重视移民文化的作用,允许开设移民文化学校,比如中国移民开设了不少中文学校,实行双语教育;有的国家还为移民设立其传统节日,并举办各种传统活动,如华人的春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盟的一些国家开始将移民政策的重要目标从适应(adaption)改为整合(intergration),适应具有被动的意思,也就是说移民只能适应移入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而整合则具有主动的建构含义,也就是说,移民不是被动地去适应移入国的环境,而是可以积极地用自己的文化和其他优势,与移入国进行积极的互动,建构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移民政策的调整得到多元文化论和共和国理论等理论的大力支持,上面已经指出过,多元文化论强调各种文化的共生共存和共发展的可能和重要性,而共和国理论则强调关注人权的重要性。当然,在具体的移民政策规定中,欧盟各国也存在着不少自相矛盾和难以克服的困境,特别是2001年“9.11”发生以后,欧盟也出现更强烈的排外倾向,所以,在对待移民文化上也存在难以确定的做法和政策,但是这一点可能将是欧盟今后在调整移民政策时必须要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重大问题。
欧盟在移民政策上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就是如何缩小各国的差别,采取统一的规定和做法。实际上最近几年,欧盟一直在这方面进行努力,并取得一些成效,比如建立统一的入关制度,严格各国入关的审查,加强各国打击非法移民的合作等,在对待移民的融入上,欧盟进一步重视对移民基本人权的维护上。与此同时,欧盟从未来的角度,确定了通过移民来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人才,以提高欧盟的竞争能力,在欧盟看来,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欧盟缺少60来万有技能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欧盟却阻挡不住非法移民的涌入,也是摆在欧盟各国面前的重大难题。
不管怎么说,欧盟移民政策在吸纳移民上会采用两方面的做法:一方面吸引急需的高科技人才和数量工人,另一方面会进一步限制和打击非法移民和非精英移民。欧盟移民政策的另一大趋向是更平等地对待移民文化和生活方式,挖掘移民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欧盟各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四、中国移民在欧洲的生存状态以及发展前景
本文开头指出过,中国人在欧洲移民,已有300多年历史,但是大量移民还是发生在20世纪,主要在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两个阶段,移民数量最大的是发生在80年代以来。前个阶段的许多移民与战争很有关系,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同盟国向中国要了10多万劳工,参加欧洲战场从事苦力劳动,战后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欧洲;抗日战争也迫使不少中国人滞留欧洲;20世纪60年代香港有一些居民害怕大陆的文化革命波及而跑到欧洲;20世纪70年代也有一批华人,为了逃避东南亚战争和革命而来到欧洲,他们现在被称为欧洲的东南亚华人。从80年代开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有不少华人直接从大陆移民欧洲,它们或通过亲戚关系,或通过留学,或通过偷渡,现在成为欧洲华人华侨中最大的一部分移民。由于来欧洲的时间、方式和相同时期的欧洲移民政策不同,中国移民在欧洲(主要是欧盟)的社会融合情况也很不相同。如果我们把移民划分为精英移民和非精英移民,那么就可以看出精英移民比非精英移民有更高的社会融合程度,一般来说精英移民主要依靠留学、投资进入欧洲的,所以他们比较容易被当地社会接纳,而且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适应能力。相比较而言,非精英移民缺乏这些方面优势,更多地依赖人际关系来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他们一般来说都是聚众而居,形成各种唐人街,像巴黎的温州城、潮州城等,而精英移民更多的是分散在移入国的居民中间,大多不是聚众而居的,跟唐人街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当然非精英移民由于移民欧洲的时间不同,他们在那里的融入水平也很不相同,20世纪早期移民欧洲的许多中国人跟当地居民结婚,其下一代大多融入到当地社会,而跟唐人街关系就少多了,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移民。移民代际序列对移民融入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越是早移居欧洲,其后几代在欧洲的发展比其他非精英移民好,比如开的店面也就大些,赚的前也多些,他们在华人中的地位也高些,特别是不少华人社团都被他们控制。
当然,不同时期的移民政策也影响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比如第一次作为战争劳工移民欧洲的移民享受到非常好的移民政策,基本上都能获得永久居留权甚至公民权;1975年前后作为难民进入欧洲的华人,享受到政治难民的待遇,在资金、住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得到当地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他们现在获得很好的社会融合,与当地社会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在当地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地位。
不论是精英移民还是非精英移民,中国人在欧洲只要获得了合法居留权,一般来说就能很快地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在当地居民看来,中国人很勤俭,善于积累财富,所以一些当地学者说:“中国人善于创造财富。”但是,非精英移民在语言和文化上面临很大的困难,由于存在着不少非法移民,所以,在非精英移民中出现抢劫、偷盗、敲砸、枪杀等问题,对中国移民的形象带来很大的损害,以至于当地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中国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是却来了一帮不懂文明、不懂文化的人。”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移民对移入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关心不够,很少有人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去。当然,不同中国移民群体在这一点上是有不同表现的,像东南亚转移到欧洲的中国移民由于在东南亚时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欧洲的文化,因此,他们到了欧洲后就很快参与到欧洲社会中去,比从中国大陆迁移过去的移民更好地参与到当地社会活动,他们经常组织大家参与冬季捐赠衣物等慈善活动。相反,大陆的移民更多地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到移出国,特别是各种社团的宗旨旨在搞好与中国国内的关系,很少参与当地社会的活动。为此,当地不少媒体报道说,中国移民并没有把移入国当作自己的祖国,把他们赚的钱偷偷地寄回中国,于是就提出了中国移民对欧洲社会的忠诚度问题。这反过来不利于中国移民被当地社会所接受。
总的来说,中国移民在欧洲的人数越来越多,今后一段时间,会有更多的中国移民到欧洲各国,他们虽然并没有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但是相比较而言,他们并不是最不受欢迎的移民群体。未来欧盟各国每年要短缺5、60万劳动力,急需外来移民来填补。所以欧盟各国将会放宽对精英移民的限制,会采取一些鼓励措施,吸引更多的精英移民到欧盟,但与此同时,它们会采取更严厉、统一的措施限制、打击非法移民。
五、有关中国华侨政策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我国那样制定了一些华侨政策并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制度,专门建立与华人华侨的关系。这样的政策有不少好处:比如加强了海外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吸引他们来中国进行投资、经商,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中期,大量外资是由华人华侨带进来的,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对外开放之所以如此成效显著,与全世界5000多万华人华侨有直接关系。而且中国在华人华侨工作上也很有起色。但是目前中国的华人华侨政策面临着不少挑战。
第一,中国的一些华人华侨政策有干涉他国内政的嫌疑。有不少华人华侨已经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是该国的公民,而我国的华人华侨政策仍然把他们作为影响对象,试图强化中国作为他们祖国的观念和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将损害了这些人在当地社会的融入。在欧盟的一些华侨尽管加入了当地国籍,但是经常受到不少指责,被说成是最难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群少数民族,被说成是中国的民间代理人甚至从事与其身份不相适应的间谍活动。
第二,华人华侨政策在移民中造成不少紧张和冲突:我国的华侨政策和工作的主要对象不是所有的华人华侨,而是已经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那些华人华侨,而普通的华人华侨反而得不到照顾,实际上这些人最需要照顾。于是不少华人华侨为了赢得中国的重视,千方百计要进入华人华侨社团,与中国大使馆搞好关系,积极与国内来的政府考察和访问团搞好关系,为他们在国内从事生产经商打基础。我们在欧洲调查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些华人华侨说,大使馆就是他们的直接领导,而不是当地政府。这一点已经给中国大使馆的工作造成不少被动。另外即使在侨领中,国内一些做法也引起不少纷争,比如每年的国庆庆典,都邀请一部分华人华侨回国参加,为了争名额,他们闹得不可开交,形成各种团伙。
第三,在全球化加快的背景下移民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不仅有不少中国人迁移他国,而且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成为在中国的外国移民,这就提出了对中国移民政策的要求。但是,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制定出一部移民法,也没有设立相应的机构,比如像美国的移民局。这对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
为此,我们认为,我国应该改进有关政策,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处理好与华人华侨的关系,同时应对全球化下的移民问题,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四项建议:第一,建立承认双重国籍制度,便于化解涉及到与华人华侨所在国的外交政治问题。第二,在国务院下建立移民局,将侨联所承担的政府性工作划归给移民局,使侨联变成纯民间组织。第三,尽可能减少对华人华侨的优惠待遇,建立公平的交往机制。第四,鼓励华人华侨融入到接受国中去。
John Salt, Curren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urope,2002.
、斯蒂芬.卡斯尔斯,《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2002-11-28,发表在北大新青年学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