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的社会学透视——对中国近年来社会分层

变迁的特点、原因及影响分析

陈容  瞿谋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全方位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表现为空前规模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这两种表现相互作用进而引发社会分层的变迁。经济改革以前的“两阶级一阶层”的阶级结构日益分化重组，原有的社会阶层也开始分化或转变，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随之产生。因此，本文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变迁呈现的特点、原因及影响。

关键词：社会分层   社会屏蔽   精英循环

一、社会分层的涵义

所谓社会分层是指按一定的标准将人口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表现为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和不平等状况。它在本质上是关于人们之间利益或资源的占有关系。理解社会分层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同的层次之间在纵向上存在着高低有序的等级关系；二是每一层次内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三是社会分层是一种制度化的不平等；四是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且处于不断变化中。

   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利益占有与分配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适当的分层和差距使社会中下层有了向上攀升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但如果差距过大，又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和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二、社会分层变迁的涵义及特点

（一）三种基本变化

1、社会分层指标从身份指标向非身份指标转化。经济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是一种身份制结构，包括户籍身份、所有制身份和单位身份。依据此种身份指标将社会成员区分为工人、农民和分子，即通常所说的“两阶级一阶层”三级式阶层结构。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非身份因素如职业、收入、教育水平等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依据。

2、政治分层弱化，经济分层凸现。政治分层重要是指依照社会成员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而进行的分层。有研究者得出这样一个定理：个人在政治上的可靠程度与其家庭出身坏成正比，而与其社会关系成反比1[①]。因此，在改革的前几十年里人们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好坏就决定了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然而，正如韦伯所言：“阶级地位说到底是市场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拥有财富的多寡成为决定其社会地位高低的关键因素，人们由政治上的不平等逐渐走向经济上的不平等。

3、自致因素取代先赋因素。先赋因素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不经个人努力就具有的因素，如家庭出身、性别、民族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资源严重短缺，因此有限资源的分配就需要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就被量化为家庭出身。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人们社会流动空间和机会逐步增多，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学历、文凭、资格认证等作为“社会屏蔽”2[②]的功能越来越突出。

（二）社会分层多元化

1、原由阶层内部出现了分化，异质性增强。首先是农民阶层的分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分化；二是地域分化。在此，笔者将其概括为由纯农向兼农和非农的转变。综合以上两个变量，有学者将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划分为八大阶层：农村基层管理者阶层、农村集体企业的劳动者阶层、农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雇佣工人阶层、农村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个体劳动者阶层和城镇农民工阶层。其次是工人阶层的分化，主要表现为收入和体制方面的变化。经济改革前，中国的工人阶层主要在“体制内”单位即全民和集体等公有制单位。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体制外”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的工人阶层在收入和体制上开始出现分化。一是不同地区、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扩大；二是不同所有制的职工收入扩大；三是工人阶层中失业半失业人数也不断增多。

2、阶层外和阶层间出现分化，产生了介于阶层建的边缘群体，如农民工。这一阶层我们既可说他是农民，也可说他是工人。因为为在身份上虽是农民，但所从事的却不再是农业。同时，我们又可说他是分农非工，因为他们不再习得农民的技艺，不再拘泥于泥土，但他们又未取得工人的身份，终要回归农村，与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社会上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且其地位迅速上升。自我国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后，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私有经济部分）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并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社会分化和新的阶层产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3[③]一是个体经济发展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个体共商户阶层；二是私营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私营企业住阶层；三是外资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外资企业中方经营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群体；四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规模巨大的雇工群体的产生。陆学艺等学者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我国的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专业技术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失业半失业阶层。

三、 社会分层变迁的原因

（一）社会性质的转变。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重大转变；其一是我国从农业的、乡村的、传统的、封闭半封闭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年、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其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推动了我国社会分层的变迁，社会成员开始突破户籍制、所有制、单位制的限制，自由流动到新的区域、职业和产业，从而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扩大了社会成员间的异质性。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我国逐步放宽了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而促使我国原由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关系发生了改变。不同经济体制的共存导致一种制度分割的局面。在制度分割的不同领域，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和规则也有所不同。在国有经济部门内，行政权力是人们间地位分化的最重要依据。组织的管理者依其权威对资源享有支配权，管理者与非管理者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声望等方面差距逐渐拉大；在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内，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分化机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其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

（三）社会分工体系的变化，也即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国的劳动分工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推动着原有的职业结构不断改变。一方面社会分工后，不同行业和职业的重要性程度出现差异；另一方面不同职业和行业的技术性程度也呈现差别。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又促使不同行业和职业的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出现了高低之分。总体而言，专业化程度的高低与经济收入、社会声望间呈正相关。

（四）教育的普及和发展。4[④]教育机会和资源在人口中的分配形式极大程度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崔曼也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活动的动力机制。”由此可以看出由教育系统对人们进行的社会分层在整个社会分层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人们受教育水平及获得的教育地位（学历、文凭、技术证书等）直接影响到未来的职业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教育普及程度提高，发展速度加快。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的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促进人们向上流动，有利于社会平等；但另一方面教育也可能引发和强化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成为精英复制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在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下，社会不平等会在代际间进行传承，社会阶层间的界线会进一步强化。

四、 社会分层变迁的后果分析

（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几乎经济体制下，人们间的收入分配方式主要是按劳分配，由政府控制着各种资源并对其进行统一分配。因此，人们间的经济地位分别不太明显。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分配方式开始多元化。社会资源由原来国家集中的计划和行政配置的方式逐步转向分散的生产者和自主选择的市场配置，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开始参与分配，人们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拥有复杂的社会支持网络和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其收入远远高于中下层成员，“马太效应”越演越烈。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一数字，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由此看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二）社会不公平问题凸显。在新的阶层结构体系下，政策和制度的不公正最为明显，表现为对不同群体的歧视。在计划经济条件形成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体系虽然已经松动，社会流动性增强，自获性因素在社会地位的获得中日趋重要，但这种二元结构并没有消失。农民进城务工依然受到户籍、工种的限制，其子女在城市入学也处处受限；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严重不平等；社会弱势群体在利益分割中没有有效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话语权力”被侵蚀；社会保障体系成为部分人的特权，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公平、公正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阶层中的“精英”互换，形成庞大的精英集团。一般而言，社会上存在三种精英群体，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在改革开放以前或之后一段时间，这三个群体可以说仍处于一种“潜在敌对状态”中，三者间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往来。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逐步推进，这三者间逐步趋于融合，即政治精英同时又是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联合似乎可以当成是社会进步的指示器，预示着我国“通才”的培养已达到相当程度。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群体间的联合会带来何种弊端呢？笔者认为它首先是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意大利社会学家是最早对精英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精英与道德和名誉无关，它只是指在一定的活动圈子中“具有最高才能指数的人”。既是如此，精英群体的联合必然会形成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造成非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源控制强度低，甚至丧失，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其次是强化社会阶层的复制式流动。倘若精英群体相互分散，那么非精英群体还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一旦三者结合，向上流动实现“精英循环”的可能性就相对降低。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版

2、刘组云：《发展社会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2月版  

3、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中国社会分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

5、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实证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8月版

6、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6月版

7、庞树奇 范明林：《普通社会学理论》 上海大学出版社     1998年2月版

8、李友梅 孙立平 沈原《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3月

[①] 刘组云：《发展社会会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第318页

[②] 福兰克 ·帕金 (Frank Psrkln)的 “社会屏蔽”理论解释为：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标准和理由。这些属性可能是 ，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

[③]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第96页

[④]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实证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04页

（陈容  瞿谋 湖北恩施    44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