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校学生是预备自主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群体，但在转型体制下，在减弱社会冲突的努力中，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受风险群体，内在与外在都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而这不能用“人社会化的必经阶段”来解释，这种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笔者认为，资本投入盲目性（外）和教育阶段模糊化（内）是风险构成的外在原因，社会生存的恐惧和付出、收获关系的弱化是其构成的重要原因，而因缺少支撑基础等原因造成的不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是其构成的根本原因。对此需要风险的制衡与价值的制衡，而更重要的是：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支撑基础的构建和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风险   预备自主中产阶级  支撑基础  人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代际更替与社会合理发展的原则，高校学生是预备自主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群体。（自主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为凭借自身能力而非依附于他人的独立中产阶级，因而一些因家庭等因素已是中产阶级的部分高校学生也属预备自主中产阶级的组成人员。）在转型体制下，人民大众反应强烈，国家政策出台频繁，社会冲突变化多端，形成了一种独有的转型文化，而高校学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多样性（价值观、人生观的多样）与一致性（对未来风险认识的一致）交杂的特殊现象。随着人民大众更多地把成败归结为个体因素，因而造成青春期逆反心理时间的长久延伸，再加上“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孙立平）而产生的预期被剥削心理。都使得高校学生内在与外在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可人们更多的认为这是人由不懂事到成年所必须经历的，又造成了高校学生社会情感上的无助。这种风险如果处理不当，显然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生存风险

对于高校学生来说，高中时代，目标单一、专心高考，步入了大学，遇到的情况却并不像普遍说的那样轻松、恬适，压力直接由高考转向了就业，这种突然性、无准备性的压力转向造成了他们内心的恐慌，加之远离父母、师生关系的弱化、群体内部对比后的自卑等，更造成了问题的严重性。

同时，中产阶级生活状况在最近几年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首先，随着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原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稳定性形成冲击，使他们提高薪酬的难度加大。近两年，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当大量低薪大学生进入职场时，特别是再过几年，当这些低薪大学生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这个问题将会更为突出；其次，生活负担的加重。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 也主要指这个群体。（孙立平）

生存风险的产生可以说一直存在，但不象当今这样的严重，这与社会转型有关，政策出台的欠周全是一方面，同时，政策执行的人为可变更性过大更不容忽视。为了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多快好省”，广办学校、扩大生源，致使大学生“遍地走”，这还说得上是国家的精英吗？这样一来素质提升过程中出现粗糙化，大学生整天怨天尤人、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如此下去，看来“博士后”后面还要再设“博士后后”了。

据了解，目前，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经历，没考上大学去了中专，毕业后没地方要，只好再考大专，结果却一样，现在又出台了限制专升本的政策，当然这是政府面对目前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的对策，可这一部分人将怎么办？他们不是被政策骗了，而是被钻政策空子的人和为个人利益弯曲执行政策的人给骗了，几年时间投入了十来万，收获呢？这样做是在干什么？有人打趣儿说这是刺激消费。可想而知，把缺少社会资本而想通过文化资本在社会立足的人身上紧有的一些钱“刺激”了出来，却没有补偿！最后扣上了一个“主观不努力”的帽子，被亲戚朋友瞧不起，这一问题将多么严重。而某些部门领导又拿出来那套不变的托词：“为了集体的发展，只好牺牲少数人的利益”难道少数人的利益就不算回事吗？更可怕的是，逢事就这么说，把广大老百姓有目的地分成许多块，每一块都说成是“少数人”，那“多数人”是谁呢？

二，文化风险

现在，教育阶段出现模糊化，大学生想的问题很多是小时学的（良知、真诚、协同、尊重、自爱……）。等到走出校门，想想自己真正掌握了什么，又说不上来了。大学毕业还不如技工塌实工作，拈轻怕重，怨这怨那。

下面的文字源于一位本科一年级学生的日记，从中可以略见一般：

怎样才能让人民幸福感提高呢？这是一个一直长存的难题：物质富足了，人们快乐了吗？没有，因为需要是不可满足的。知识增长了，人们开心了吗？没有，因为忧愁、压力增多了。

难道，为了人们幸福感的提高，就大宣中庸知足长乐吗？

难道，为了国家的富强，就要牺牲那么人的幸福吗？

国家是什么？如果每个人都能有机会有勇气为应该爱的和值得爱的人做些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可怕的是：本来就不幸福，却还在坚持着，而不能从迷途中走出去做幸福的事。到头来都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呢？这是中国人的本性，还是万物的本性？是什么指使我们这么做？是——欲求，冠冕堂皇点说，是我们经常说的“追求”。

人为什么要活着？各个人不同，各个时期又不同。其实，也无需回答，只要知道为什么自己现在还不去死就可以了，难道不是吗？很消极吧..不过,我觉得这样思考收获很多..

适当麻痹一下自己又何尝不可呢？人就这么一辈子，怎么说也不能什么事也不做吧，尤其是“大家”认为有意义的事。虽然明知到…呵呵，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或许说出来就不好了。

很多事不做不代表什么，但做了就代表什么了吗？做了也没什么，不做呢？那才是只剩后悔的份了..

无权的学者激进地呐喊着，有权的领导惮惮地选择着，无知的“可怜虫”盲目的抱怨着，学生呢？傻学着——担心着自己以后的就业……可他们又只能这样，他们不得不先去积累，厚积薄发。这样——一个追求真理的殿堂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演变成了求职培训机构。而今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已经成为问题，文化不昌盛，国家又何来富强，人民又何来幸福呢？

我个人认为这不单是市场因素，为迅速实现由各中下级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向社会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的转化，只好先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这部分人正是努力想从下级阶层晋升到中产阶层的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学生。郑也夫说过：有一样东西是无法改善，至少是人们不愿改善的，那就是人们的心理储存空间的有限。由此可知，更多的人关注的是阶层的差别，在金钱与快乐面前更多人选择金钱，以为有了钱就有了快乐，可是结果却成了只知赚钱的工具。这种文化风险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那不只是工作积极性的降低和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了！

三，预备自主中产阶级风险的再思考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关键是看利弊大小和关系到谁的利益。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高书生先生最近就指出，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有可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孙立平）

笔者认为这是贫富分化的必然发展趋势，利益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有人“收获”就会有人“牺牲”，谁又能否认现阶段中下阶层人如果变为高层人物，那么对利益的取舍与分配不会这样安排呢？现代社会中日益增多的领域趋于“胜者通吃”，而一个胜者之下是无数个失败者。为什么“胜者通吃”的现象在近年才日益凸显呢？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人性中的弱点相辅相成。（郑也夫）

我们需要做出理性的权衡，预备自主中产阶级的风险是可以预见的，而这种风险也不全是弊端，从社会冲突理论视角来看，只要把风险控制在一个度的范围内，有很多可取之处。中国发展进入深水区，现在需要“换气”了，但换气不是社会重构，我们不能象某些人宣扬的那样进行暴动，从而进入市场强化型与制度设置型的循环转化过程，这样的曲折前进，怎如市场主导、制度协调、稳步向前呢？中国需要改革，害怕革命。真不敢想象再有一个“大锅饭”时代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四，风险克制的对策

笔者认为，资本投入盲目性（外）和教育阶段模糊化（内）是风险构成的外在原因，社会生存的恐惧和付出、收获关系的弱化是风险构成的重要原因，而因缺少支撑基础等造成的不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是风险构成的根本原因。对此需要风险的制衡与价值的制衡，更重要的是：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支撑基础的构建和人的可持续发展。

1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支撑基础的构建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但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在最低水平上，这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社会的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孙立平）

如今，中国还未形成社会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而是各中下级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社会结构不合理是明显的，为使之合理，需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可这样的流通有没有它的支撑基础呢？如果没有，这样的流通带来的不但不是社会的和谐，反而是幸福感的减低，风险恐惧的加大。举个简单的例子，一直有人宣扬我们的法律不健全,才会出现犯罪率年年高的问题，可事实上中国的法律相对外国来说是比较严厉的，究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合理的支撑基础：首先在人们心中合理的信念、价值观、意识没有形成；其次人们对某些法律的认可度不高；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禁果效应”。同样，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也要注意这一点，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支撑基础的构建是关键。这需要从文化的方面进行构建，要达到人们普遍对中产阶级的认可，改变现今那种仇视心理（由于缺少可比性，所以人们往往很少仇视比自己强很多的人，以致多数人对比自己强一些的中产阶级有些仇视，而非那些富豪们）。

2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

    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支撑基础的构建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于人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解决预备自主中产阶级风险问题的根本路径，更是解决现今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目前，可持续发展重点在节流上，开源做得很不好，而开源的重点在人，即讲求人的资源的可持续性，希望以后人们把精力放在人的可持续发展上。智慧是人的资源，可是这种资源的浪费却始终未停止，例如：上了二十年学，工作却与所学的关系不大，这不是浪费吗？即便从事所学的专业又怎样呢？有价值的想法又有多少被采纳了？有很多有激情的学者就是这样变得沉默了，为什么中国的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总是出现断裂呢？

“外行管内行”有其好处，相对减少了腐败，但要做到的是外行能多听些内行的话，虽然每个人都是争强好胜的，在价值观或其他方面不同，就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但还是有办法的。试想如果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智慧得到了充分发挥，时间得到了充分集约，智慧具有无限性，开源做好了，到那时，中国有那么多专家，还怕问题解决不了吗？

参考文献

孙立平  中产阶级与社会和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邵占鹏   社会学系06级   2006661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