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样三种东西放在一起，乍看起来有点怪异。不错，阶层分化与收入差距是相互关联的，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一代中国人”与它们又有什么关系呢？细细一琢磨，其间的关联却是深刻而重要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未来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所谓的“新一代中国人”的发展和动态。因而，关心中国社会的未来演变，就不能不关注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中国人的发展机会以及他们对这种机会的利用。这一部分中国人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演变的参与者，也是这种演变结果的承受者以及进一步演变的主要推动者。

阶层分化：中国人命运的重新结构化

改革开放以前，在国家基本制度设置（如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安排以及“左”倾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塑下，中国社会结构以一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为其显著特征。仔细考察那30年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过程及其结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人民－非人民的政治二元身份、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干部－非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二元身份以及全民工－集体工二元单位身份。人们的命运，基本上就由这些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体系所决定。所谓“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或干部阶层）的说法，实际上是对这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的一种过于简化的描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向是放弃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的演化而言，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意义：逐步地改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控制；削弱了传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再分配体制对人们的控制力，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调整了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扩大了社会经济差距，推动了社会分化，催生了一些新社会阶层，改变了各个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其结果是，传统的多维二元身份化等级体系逐步崩溃瓦解，政治二元化身份体系被迅速放弃，单位二元化身份等级差别逐渐丧失其社会意义，城乡二元化身份虽然继续存在，但其间的阻隔正在不断为巨大的“民工潮”所打破，干部也因为文化精英（包括学界名流、影视明星等）和经济精英（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崛起而不再是中国社会惟一重要的精英集团，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而中国人作为个人的命运，则因为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出现而被重新结构化：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个人命运的时代基本过去，人们将要以自己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为基础，在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体系中获得自己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近几年来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以职业为基本坐标，并结合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多少，可以从当代中国社会中识别出10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2001年，这十大社会阶层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0%，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办事人员阶层占7.2%，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占11.2%，产业工人阶层占17.5%，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4.8%。可以看到，在中国目前的这种阶层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阶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正因为如此，该课题组将前者称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之所以说还是一种雏形，其原因在于，首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各阶层的社会位序也基本确定；但是其次，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属于基层社会的各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重依然过大，属于社会中间层的各阶层所占比例过小（估计2001年中国社会中间层仅占全社会劳动力年龄人口的15%左右），从形态上看，这还是底层较大、中阶层和上层都较小的结构，而不是社会中间层较大而底层和上层较小的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收入差距扩大：一个命运悠关而又几乎让人束手无策的问题

新的阶层结构的形成，是社会分化的结果。目前，中国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与职业相关的收入分化。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别，尤其近年来，这种收入差距持续呈现扩大的趋势。总的来看，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整体性收入差距扩大。据国家财政部的研究，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1991年为0.282，到2000年增至0.458，十年间提高了1.62倍，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世界各国中也属于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其次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便逐年拉大，到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23∶1。除此以外，区域之间（包括各省份之间）、各城镇之间以及各地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持续扩大趋势。一句话，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之势。对于个人的未来发展而言，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样是命运悠关的。

中国政府日益认识到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社会稳定）的日益严重的不利影响，并且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遏制这种趋势。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缴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以国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重要再分配手段，其中包括加大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监控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流，查处高收入层偷逃税的违法行为，同时治理各种乱收费尤其农村乱收费问题。这些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调节各阶层收入水平、缩小各阶层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历史和实现的原因，这些再分配措施在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并未能有效遏止差距扩大的趋势。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直至最近宣布在今后5年内取消农业税，等等，是国家为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而采取的政策。不过，由于近年来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整体上处于颓势，增长乏力，以及城市发展对农村资源的强大抽汲作用，这些政策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同样未能遏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势。自20世纪末期以来，国家还下大力气开展西部大开发，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以改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由此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已经在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例如，1980年，西部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略低于中部地区（相当于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8%），到2002年，前者已经超过后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部地区经济出现向下塌陷的迹象。例如，在居民收入水平方面，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趋于扩大。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1997年，中部与东部之比为1∶1.44，2003年变为1∶1.52。正是由于以往采取的各种单向度的政策未能很好地奏效，中央政府反思了以往的发展战略与模式选择的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各方面统筹协调发展的新思维或新发展观，其中可能并且应当为扭转中国社会收入分化日益严重、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做出贡献的新思维，包括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城乡发展相协调和区域发展相协调的新战略。今后，中国缩小收入差距的希望，可能就在于切实地落实新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一代中国人：特征与出路

要概括地描述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中国人的特征，实非易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急剧转型的过程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日益深刻的影响，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同时也改变着社会的精神生活世界，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过程明显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在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人们的个性特征，既要受到本阶段社会生活环境的形塑，也与他们在上一个阶段所受到的影响密切相关，除非他们其生也晚而未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上一个阶段的社会变迁过程。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中国的媒体上，尤其是在网络上，许多评论家已经习惯于用出生年代为标志来刻画人们特征。这样，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一代中国人，往往又被划分为20世纪60年代生人、70年代生人与80年代生人，甚至90年代生人也在进入被评论的范围。尽管这种划分并不是没有争议，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60年代生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刚刚进入青年时期，而今天则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舞台的重要主角。他们现在是丈夫、妻子、父母、企业家、领导、上司、学者，或者至少也是年富力强的农民与工人，历史已经决定了这一批人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和影响，以致他们所具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各种观点，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接受了那个时代的教育，因而他们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情结，大多数人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有一种执着的追求，相当一部分人有着很强的艰苦创业意识和事业心。但是，8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也改变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他们急于发财致富，消除普遍贫穷年代留下的苦难记忆，为此，他们如果没有正当的路径，就会投机，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攫取被他们视为人生惟一价值的金钱与权力。不过，在做出这些描述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60年代生人已经显著分化，大多数人（比如农民以及工人）的社会阶层地位已经确定，不再有多少改变的余地与机会：就像他们的上一代人一样，在日益剧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失败者，无法分享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机会，以致他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正是下一代（不仅是指他们的子女，也包括那些在下一个年代出生的人）急于摆脱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生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60年代生人所经历的，他们可能朦胧地经历了，但印象并不是太清晰。他们体验了80年代初期的英雄主义氛围，中越战争英雄、残疾英雄张海迪以及少年英雄赖宁，等等，都在新的时代初期使他们沐浴了英雄主义的气概，并在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中留下了印痕。然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印象更深刻的经历，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8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的流行文化，对他们宛如春风雨露，如甘如饴，一度赢得了他们的顶礼膜拜。流行文化所寄托的现代物质生活理念，对他们的生活理想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对具体的、物质性的目的的追求逐渐淹没了在他们心灵中烙下印痕的英雄主义情结。他们生出了一种叛逆的情绪，本土的摇滚明星崔健的摇滚歌曲则喊出了这一代人的心声：叛逆、自由与激情。而表现这种情绪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中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厌烦政治。例如，在由60年代生人占主导地位的80年代大学校园里流行的政治话题，到了由70年代生人为主的90年代大学校园里，几乎销声匿迹，攒书挣钱一度成为几乎每一个大学生都想插一手的热门。他们谈论“小资”、“BOBO”，以为时尚。他们可能有很好的工作和很高的收入，但他们信仰消费主义，节俭和储蓄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是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在忙于成家立业，洋房、汽车和金钱成为他们最切近的理想。中国的房地产大亨们已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即使是农村的70年代生人，也大多不甘心于修理地球的工作，正在成为规模越来越大的“民工潮”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与60年代出生的农民不同，他们出来打工时，已不再把眼光仅仅盯在多少挣到一些血汗钱回去养家糊口，他们要追求更多的机会。70年代生人中间也在出现分化，但并不如60年代生人那么显著，也不如60年代生人那么稳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有向上流动到更高社会阶层的机会，他们也没有放弃获得这种机会的希望。

在生活方式、人生追求上，70年代生人是60年代生人与80年代生人之间的过渡。而80年代生人则被认为是与60年代生人迥然不同的两代人。他们是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穷困和饥饿只是父辈的不合时宜的记忆，并且厌烦父辈向他们展示其苦难记忆的唠叨。当上一辈人指责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毛病或问题，诸如“懒散”、“自私”、“不愿吃苦”、“喜欢吃喝玩乐”、“没有集体观念”、“过于物质化”，等等，他们总是愤愤地不以为然，反过来指责父辈落后于时代，毫无道理地企图让他们回头品尝自己曾经经历的苦难，甚至对父辈为他们组织的各种“吃苦训练营”嗤之以鼻。他们也是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津津乐道于各种标志着“酷”、“爽”等的流行网络语言。他们对依托于现代物质生活的流行文化有着更为热烈的爱好，而这种爱好所包含的，并没有多少关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思考，更多的是情绪感染力，因此，“热烈”、“火爆”的“劲歌劲舞”会让他们兴奋，“伪痛苦”的无病呻吟也会让他们痴迷。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热爱的，不是流行音乐本身或其中所包含的任何意义，而是表演的风格，或者说是有某种风格的歌舞明星本身。他们已经或者即将工作，但对于什么样的工作真正适合自己，并没有确定的看法，或者换句话说，工作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是否轻松、是否高收入、是否没有约束。一个工作，即使其实很有前途，但只要不能在当下满足轻松、高收入或没有约束的条件，他们中不少人也会弃若敝履，炒老板“鱿鱼”、跳槽对于他们是很平常的事，哪怕下一份工作在哪里还不知道，哪怕辞职以后待在家里由父母养着，这些人也会满不在乎。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一无是处。相反，他们的长处是较为开放，更加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和知识，并有追求自由的天性，这也许是他们推动中国社会向着某种新的方向演变的潜力所在。例如，为了与他们的这些长处相适应，中国南方的一些企业正在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实行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机制。80年代生人刚刚开始进入社会，他们的特征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在与社会现实互动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能够担当起未来的社会责任。他们一定会认识到，既然他们想要在这个社会上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地位，便必须结合他们自己的长处，努力奋斗。既然他们向往着中产阶层的生活，他们就会有通过努力进入中产阶层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最终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希望，可能就在他们身上。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本文原载韩国《汉城日报》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