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阅历等方面的不同，将农村流动人口划分为两个群体，即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然后重点考察和讨论了他们在社会认同上的差别以及对他们的社会位置和行为的影响。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上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越来越趋于不确定化、模糊化，从社会认同上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可能返回到农村社会，同时他们也没有被城市社会所认可和吸纳，这将不利于我国城乡之间走向融合、一体化以及社会顺利转型。所以，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已经构成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
Abstract: The author try to divide the rural migration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generation and the second one in terms of their different age、education level and agricultural experience. Then he discuss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variables on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identiti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tion from the first one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differences on their future social positions and behavior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e conclusion of the essay is that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the second rural migration tend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indefinite than the one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tion. So it is also more difficult to come back to live in the rural areas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tion than the first one in future. This is a big challenge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
一、问题的由来与研究假设
迄今为止,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可谓不少，但是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比如，只研究城市社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认同，但忽略了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虽然有研究提到农村流动人口的“边缘性”，但是这也是从城市角度提出来的，那么农村流动人口又将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位置呢？这种边缘性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和心理体验又将是如何影响呢？与此同时，现有的研究还停留于从一个静态和同质的角度来认识农村流动人口现象，而缺乏从农村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变迁的相互关系角度来把握农村流动人口自身发生的变化。我们的研究，力图弥补现有研究的这样一些不足：首先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在许多社会特征上很不相同。其次，主要从社会认同角度来调查和分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城乡融合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些问题：是否存在这样一批农村流动人口群体，他们既无法认同城市社会，又减弱了对农村社会的认同呢？他们是否因此成了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的“没有根”的人群（游弋者）呢？他们是否会成为影响城乡关系融合的主要载体呢？等等。于是我们就提出有关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设想，并有了对他们的社会认同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根本理由。
所谓社会认同，就是指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根据我们以前的研究和调查，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提出四个研究假设：一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更倾向于不认可体制给他们设定的那种农民身份，对自己的身份赋予了更多、更新的解释和涵义。 二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越来越缺乏明确的社区归属取向。 三是，他们同样缺乏明确的组织归属取向。四是，他们目前在社会结构中缺乏明确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未来职业、居住、婚姻等方面的选择，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未来归属特征。简而言之，我们要集中考察他们的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等七方面的认同情况。
本文并不是出于单纯地关心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而作这样的调查研究，还有更深的理论关怀。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在这里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成为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社会时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建构因素，也是一个解构因素，而社会记忆使社会时空这一机制得以具体化，成为人们生活和行动的一个重要维度。这里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视角出发，来把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是如何通过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得以建构、解构、重构和变化的。于是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研究命题：正是当前我国独特的城乡社会空间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社会记忆之间的互动铸就了他们的社会认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记忆主要从这样几方面来衡量：受教育程度、务农经历、家庭背景以及外出经历等。上述提出的四个假设都是从这个基本命题中推导出来的。
二、调查方法和调查地点
这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抽样法，并辅以个案访谈，2000年选在温州市、杭州市和深圳市三个城市进行，共发放了600份问卷，回收416份，回收率为69%，其中有效问卷396份，有效率为66%。被调查对象都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 他们既有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即个体户和小商小贩（包括在菜市场卖菜的），也包括纯粹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工和从事经营管理的雇工、从事服务业（包括旅馆、饭店、酒店、理发等）的务工者，还有人自己当老板，开办企业和公司等等。其中私营企业雇工占一半多，其次多的是乡镇企业工人和合资企业工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老板也占被调查者的3.78％，还有人在国有部门当工人。被调查者职业的所有制分布是这样：他们既有在个体私营经济部门工作的，又有在集体和国有部门（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工作的。调查对象集中分布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具体地说，主要分布在制鞋业、服装业、餐饮业、零售业、环卫业、家庭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等行业部门。从流出省份来看，他们主要来自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四川、陕西和甘肃等14个省，涉及到东中西部三大分布区域，体现了农村流动人口地区分布这一特点。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样本的局限性（不是全国抽样），也就限制了调查和研究结论的普适化程度，但是，并不影响一些看法和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仅仅是一个假设性的概念。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我们把他们与第一代流动人口作一区分，具体体现在群体性特征上：首先是年代与年龄特征。初次外出发生在8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与初次外出发生在9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分别归于第一代和新生代。从年龄这个维度看，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现在平均年龄已经达到30.86岁，而9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则只有22.99岁，两者相差7.87岁，非常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相差10岁等于相差一代的情况。
其次，就婚姻而言，八十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中有81.8%的人属于已婚者，仅有18.2%的人尚未结婚，而九十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婚姻情况却正好相反，只有24%的人属于已婚者，而76%的人尚未结婚。
第三，在受教育方面，调查表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时间只有2.91年，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则达到3.28年，相差0.37年。虽然这个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中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文盲高8.1个百分点，小学高7.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中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比新生代分别低8.5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至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在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中找不到一人，但是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却占1.3%。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比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接受更多甚至更好的学校教育。
第四，在务农经历方面，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比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参加务农的人数要少。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中有54.5%的人有过务农经历，而9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中却只有39.2%的人务过农，两者相差15.3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大多是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经商的征途的，从没有从事过务农活动，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
第五，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状态或者生活型。所谓经济型，是指外出务工经商的目的和动机纯粹是为了赚钱，以贴补家用；而生活型指外出务工经商主要是为了改变生活状况和追求城市生活或现代化生活方式，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状况就是兼具经济型动机和生活型动机的特点，或者同等地看待它们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调查表明，九十年代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初始目的已经呈多样化态势：最为通常的解释是，我国农村人多地少以及务农不赚钱，是促使农村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或推力），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一因素确实还在起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农村人口外出的主要原因，只占32.67%，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由于这一原因促使他们外出务工经商，而更多的人认为他们选择外出务工经商，还出于其他原因，“不喜欢务农”（12.5%）、“家乡太穷，不愿过那样的生活”(11.09%)、“一直在念书，不懂农活”(13.86%)、“羡慕城市生活”(9.5%)等等。如果我们用推拉理论来解释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促使农村人选择外出过程中，拉力的作用显然远远大于推力的作用，尽管在这里不能简单地用推拉理论来做解释，比如“一直在念书，不懂农活”、“外出务工经商成为村里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等就不属于推拉理论所能解释的现象。不管怎么样，这样的调查结果印证了我们上面的看法：九十年代农村人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在考虑赚钱的同时，更考虑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其外出动机或目的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
四、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
由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具有以上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不同的群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认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农民身份的认同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已经使他们的实际身份与制度性身份发生错位的现象（王春光，1995）。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可以说是这种错位的最好表述。那么，作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他们是这样看待这种错位现象呢？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怎样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的呢？我们在问卷中首先要求他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您的户口在农村，但是您现在却不在家乡务农了，那么您觉得您还是不是农民？”调查结果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回答“是”的人占78.5%这样高的百分比，只有10.9%的人才认为自己不是农民了，还有4%的人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拿不准、说不清楚，其余的未给答案。但是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答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还是较少地认为自己是农民，趋向于较低地认同农民身份，而趋向于模糊认同（即说不清）的人开始出现。
那么，那些作出肯定自己是农民的回答的被调查者，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农民呢？问卷给出了这样四个答案：“其他人都这么认为”、“政府这么规定的”、“自己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和“三者兼有”。调查结果使我们进一步看出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上所存在的一些差别。尽管这两类人群中都以“自己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即认为自己确实是农民）的人数居最多，分别占60%和51.7%。但是在其他选项上则显示出差别来了：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中有30%的人选择“政府这么规定的”，10%选择“三者兼有”，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只有14.5%的人选择“政府这么规定的”，却有29%的人选择“三者兼有”，还有4.7%的人选择“其他人都这么认为”。两者之间的比较表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开始减弱了对城乡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可，开始趋向于看重社会对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定。
那些不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更不认可农民的制度性身份：他们中高达60%的人认为“农民应该指务农的人”，有20%的人认为“农民应该指一直生活在农村的人”，还有14.54%的人觉得“农民应该指自己生产供应自己生活的人”，几乎没有人从户籍上来界定农民。他们不再把户籍作为划分农民与非农民的界线，而是把从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来界定农民的主要标准。
第二，社区认同
中国人历来重视对自己所在社区的认可，“远亲不如近邻”。 这里主要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社会的关系上探悉他们的社区认同情况
１、在流入地社会的交际活动
社会认同是建立在社会交往之上的。调查表明，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外来者，基本上与流入地社会没有很多的交往，这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那里也是这样的：他们中只有21.6%的人与周围的当地人经常有交往，最多的还是不经常交往，占48.6%；也很少有人参加当地的集体活动：只有2.9%被调查者认为经常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而高达46.8%的人根本没有参加，有28.1% 的人偶尔参加，还有22.3%的人没有作出回答。相比他们与当地人交往情况，他们更少地参加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
2、对流入地社会的感受
社会认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感受，包含着认同者与被认同者之间的相互感受关系。流入地的居民对外来农村人口的看法虽然多种多样，但不免有许多消极评价（比如影响社会治安、交通拥挤等），影响社会环境。对此，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也有同样的感受：在回答“您觉得当地人对您怎样？”这个问题时，只有12.2%的人认为“很友好”，最多的（占54%）还是选择“一般”，有多达24.9%的人选择“说不清”，4.2%的人没有回答，还有4.7%的人选择“不友好”。显然，认为当地人对他们很友好的比例显得低了些，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当地人对他们不那么友好或者谈不上友好。
从当地人对流动人口的态度显然直接会影响到流动人口对当地社会的感觉，两者之间存在着中强度的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8）。下面的调查结果说明了这一点：在回答“您对当地社会是否有一种家的感觉？”这个问题上，只有8.3%的人认为他们有“家”的感觉，还有相当比例的人觉得在外地务工经商，找不到家的感觉，他们占被调查者的36.6%，6.2%的人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不论对当地有一种家的感觉，还是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两类人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与当地社区达成了认同：那些对当地有家的感觉的人尽管自愿地、积极地寻求对当地社区的认同，并且也取得了当地人的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由于制度上的隔离，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获得完全的认可。
3、在流入地社会的组织参与和认同
在流入地社会，是否参与当地组织以及对这些组织的认同，是衡量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具有的社区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表明，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只有11.9%的人加入了流入地社会的一些组织（其中加入体育娱乐组织的人最多，其次是生产组织和党团组织），而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流入地社会的有关组织。这些没有加入组织的人并不都是不想加入组织，真正对组织不感兴趣的人还是少数，在我们的调查中，只有26.51%的人是因为“不需要，也不感兴趣”而没有加入一定的社会组织，有5.7%的人觉得虽然“有机会，但那些组织没有帮助意义，因而没有加入有关组织”，两者加起来不到所有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人的三分之一，还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27.18%）是因为“自己头脑里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即加入有关组织）”而没有加入流入地社会的一些组织，但是有三分之一强的人（37.58%）是觉得“没有组织允许”他们参加，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不想参加组织，而是没有组织吸纳他们。
4、与流入地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以及对它们的感受
如果流动人口要在流入地社会形成完全的社区认同，首先取决于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能否给予他们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的看法和待遇。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一是，政府管理部门在解决外来流动人口困难方面的作用。调查表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占61%）觉得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根本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排难解忧的服务和帮助（其他人或没有回答，或认为说不清楚）。即使他们从当地政府管理部门获得一些服务和帮助，也有65.7%的人（也是占绝大多数）认为他们没有获得与当地人同等的对待。二是，政府的一些管理部门还是麻烦的制造者。有5.9%的人认为他们的困难主要来自“受当地政府管理部门的欺负”。政府管理部门把他们“当作外地人”（有58.6%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占首位），一些管理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向着本地居民，甚至袒护本地居民，欺负农村流动人口。有15.3%的人认为政府管理部门乱收费。由于流入地管理部门没有把流动人口当作自己的服务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流动人口对当地社会没有一种亲切感受或者说“家的感觉”。
第三，乡土认同
大多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并没有很强的社区认同，没有家的感觉，但是，回归农村会不会是他们对未来所做的重要选择呢？假设务农与外出务工经商在收入上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他们还会依旧外出务工经商吗？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中，有72.3%的人认为，即使在家乡务农收入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差不多，他们也选择外出务工经商，而只有27.7%的人则选择“在家乡务农”。其他相关的研究表明，年龄越是轻，越是倾向于长期在外发展（ 赵树凯，1998年，29）。当他们被问及“万一将来的某个时期您在外地找不到工作或做不了生意的话，将会怎么办”这个问题时，也只有26.5%的人明确表示“回到农村务农”，但只有7.1%的人明确地表示继续呆在外面，不愿回到农村务农，更多的人（56.4%）或者因为“将来的情况很复杂，很难把握，所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还有10%的人没有选答。这一结果似乎与前面所说的72.3%的人选择外出务工经商这一情况有一定的不一致性，实际上不存在这种不一致性，因为前者是在有工作可做的情况下他们所做的选择，后者则是在假设在外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他们所做的选择。不过从这里也看出他们对未来的安排还是相当犹豫不决的。未来确实存在着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的可能，一旦发生这种可能，他们又不能被视为失业人员，在外就缺乏有效的生存保障，回到农村至少还能依靠有限的土地维持生计，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表现出迟疑的态度，没有明确给出回归乡里的选择，而只是说“没有考虑过”。
他们对外部社会有着强烈的向往和留恋，外部世界也确实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管务农与外出务工经商在收入上有没有什么差别，仍然选择“外出务工经商”，这里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不是“务农更辛苦”(13.66%)和“务农没有出息”(12.94%)，而是“已经习惯于外出的生活”（37.77%）和“外出能享受到在家有钱也享受不到的现代生活”（18.71%），还有16.92%的人选择其他一些原因。在许多农村，不外出务工经商，就会被当作没有出息，就会被周围的人瞧不起，甚至连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如果在外面呆不下去，同样也会被当作没有出息，也会被人瞧不起。结果，有些年轻人，即使在外面没有活可干，也不敢回到家乡。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觉得，自己家乡毕竟落后多了，在外面（特别是在城市）生活时间长了，回到家乡，就有一种不习惯的感觉，适应不了农村不卫生的环境，不习惯农村娱乐活动少的情况，有的人反映说，想在农村看个电视，还收不到很多频道，还有的人觉得，在农村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经商了，根本找不到逗乐的朋友，竟有4.32%的人之所以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是因为“在家乡没有朋友圈子”。
总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仍具有一定的乡土认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毕竟生长在那里，是那里的山水土壤和社会哺育他们成长的，那里还有着他们的最亲密的人。但是，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或者说是受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的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少，比如他们逐渐地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对农村的生活逐渐产生不适感觉，在农村的社会交往圈变得越来越小，对农业活动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相反，他们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感觉到农村人的生活太土、不讲卫生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乡土认同在降低，反过来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未来归属的选择，使他们更多地过着“候鸟式”的生活方式——漂泊四方。
五、初步结论和认识
首先，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们确实验证了存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群体这样一个假设。他们具有的群体特征是：年龄普遍较小，大多在25岁以下，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80年代，基本上于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受教育水平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高；他们参加务农的时间和机会自然就少些，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务农经历，等等。由于具有以上的特征，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就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认同。
其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赋予农民身份以更多的社会涵义。
再次，虽然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一样，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也没有确立一种社区认同意识或社会归属意识，但是，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不同的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试着（或者说努力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实现对流入地社区的认同。
最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他们逐渐地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对农村的生活逐渐产生不适感觉，在农村的社会交往圈变得越来越小，对农业活动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相反，他们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
所以，以上几方面表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这会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他们能否重新建构超越城乡之上的社会认同，取决于我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情况。如果在短期内我国不能对目前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他们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化”的建构，即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认同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而这种群体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只能长期地在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社会认同就趋向游民化，一旦形成“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就意味着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产生边缘化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就会阻碍他们重新回归主流社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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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男，1964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城乡社会流动与农村城市化、农村村民自治与农村民主化、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跨国移民与社会融合、社区认同与社区控制等。已经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1995年）、《中国农村社会变迁》（1996年）、《中国城市化之路》（1997年）、《巴黎的温州人》（2000年）、《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1999年）、《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2000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跨世纪扶贫战略研究》（2000年）、《文化适应与合作》（2001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1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建构与客观实在》（2002年）、《控制还是聚合》（2002年）、《村民自治的社会和文化基础》（2003年）、《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选择与外出动机》（2003年）等。通讯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邮编：100732)。电子邮件地址：wangcg@sociology.cass.net.cn；wcg64318@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