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边缘人

社会边缘人具有这样三方面的社会属性：

第一，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非常低下。一般来说，这些边缘人处于社会底层，收入很低甚至没有任何收入，他们或者失业，或者半失业，即使不失业，他们的工作属于蓝领中最差的职业，不仅仅工作条件差，而且收入非常低，更谈不上社会声望了。他们不掌握什么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很小，往往被社会所忽视。

　　第二，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大多没有一技之长，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很难找到工作；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差，没有能力长期支持他们的子女教育，更不可能供养孩子上好的学校；他们大多年龄偏大，不少人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由于与主流社会隔膜，他们在社会资本上难以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周围的朋友和亲戚大都跟他们处在相似的境况之中，根本无法为他们提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因此进一步将其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化。不但他们自己找不到好一点的职业，而且他们的孩子也难以在职业上比他们这一代有更好的改善。

　　第三，他们的边缘化还有着积累和传承的特征。城市边缘人的边缘化特征不只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其中某方面的边缘化，也影响其他方面的边缘化，具有叠加效应，并通过社会化方式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造成边缘化的传承。

　　具有这些条件的城市人在我们的周围随处可见，概括一下，包括这样几种人：大部分城市下岗工人和失业者，部分离退休工人，进城的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以及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失去土地并失业的农民。在我国，城市边缘人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人群，据我们初步估计，他们当在5000万人以上，其中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在1000万以上，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有9400万以上，他们中至少有3000万以上的人处在边缘地位，失地失业农民不少于1000万（总共失地农民已经超过4000万人）。我们的估计还是相当保守的。

　　市场、制度与个体交互作用

　　那么这些人是如何成为边缘人呢？或者说他们是如何被边缘化呢？这里既有市场的原因，也有制度性因素，还有个人的原因，我们分别把这些原因造成的边缘化称为市场边缘化、制度边缘化和个体性边缘化。

　　所谓市场边缘化，就是说这些边缘人群由于缺乏市场竞争能力，或者缺乏劳动技能和知识，或者年龄偏大等，所以找不到提高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好工作，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或者国家和企业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导致一批人下岗和失业。

　　制度边缘化就是指，在制度设置上把某些群体排斥在外，使他们变成社会的等外人，不能享受制度载有的好处和利益，如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务工经商，不享受城市居民的基本待遇（国民待遇）。

　　个体性边缘化，主要指由于个人本身的原因，不带有普遍性的原因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比如家里有人得大病，又比如个人不善于经营，或者生性懒惰、不思进取等，导致家庭或个人社会经济条件恶化。当然市场、制度和个体三者有时候往往同时发生作用，甚至产生相互交叉的影响，使得一部分人成为边缘群体。

　　防止被进一步边缘化

　　当边缘群体认为边缘地位源自个人的因素，他们一般就抱着宿命论的心态，就不会有反社会的行为，但是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地位主要不是自己造成的，那么他们就会把个人因素归他化，于是对社会充满着不满，不时地在行为上表现出反社会倾向。

　　显然，当前我国城市边缘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认为自己之所以处于边缘地位，是因为社会造成的，具有强烈的归他化倾向，因此他们会对社会公正有更强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不稳隐患，当然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单个的边缘人是无能为力的，对社会似乎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所有边缘人的聚合，会产生巨大的结构性效应，这种效应得不到有效的消解，就会使我们的社会结构失衡、断裂和紧张。

　　所以，均衡、协调的发展对当前的中国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从社会政策层面，我国应该构建统一的国民待遇制度，为边缘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与此同时，提高边缘群体的发展能力，显得尤为迫切。一个开放的、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对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流动机会，也就是说，在就业政策、人才政策和教育政策上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平等机会，从制度和政策上不能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社会流动机会。

　　当前，我国应该把改善边缘人的社会经济处境当作一个基本的发展战略和政府应该努力的目标之一。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为所有边缘人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应该为他们制定各种能力培训和提高的政策，创建相应的社会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他们进一步边缘化，缩小社会差距，社会结构才变得合理和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