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会的方法总体上可分为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与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定性方法也称质性方法或质的研究方法，[i]名称不同，所指其实无异，就是指通过对事物或社会现象的性质、质量和特征的考察来认识世界或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定性研究方法的特征可概括为三点：1)定性研究为非实证取向；2)定性研究具有实践逻辑取向；3)定性研究走非线性路径。[ii]定量方法或称量化方法，与定性方法相对应，是定量研究所用方法之总称。定量研究是指运用假设、测量变量、分析数据、进行因果解释的研究。定量研究的核心为假设、变量、测量、模型及检验、因果解释。定量研究主要特点可总结为：1）问题的有解性，2）结果的可证伪性，3）对测量的依赖性，4）结论的精确性，5）程序的可复制性。两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研究中有着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策略和路径、应用不同的技术和工具、发挥不同的功能，但两者又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转型的速率不断加快。为了科学地认识和理解快速变迁中的社会及其中的现象和问题，社会学自1952年中断后于1979年得以恢复重建。重建后的社会学在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研究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关于社会变迁大背景及趋势特征，社会学的研究已提出现代化理论、全球化理论和社会转型论等诸多理论观念；在微观研究方面，社会学通过经验调查揭示了转型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机制、社区发展、农村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中的社会问题的表征和成因。总之，在对转型中国社会的理解方面，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积累的知识已经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社会学理论成果的应用范围也变得更加广阔。从政府决策到市场调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成果都倍受重视。

　　恢复重建后的30年来，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为何在社会中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呢。这一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学对转型社会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也就是说，社会学关于转型社会的理论以及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认识，与现实社会中的事实有着较高的一致性，从而得以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与此同时，社会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有效地揭示和解释了转型社会的实质，以及社会转型的特征和趋势。

　　社会学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的不断提高，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逐步扩大，被社会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取得这样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社会研究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正是由于有了可靠和有效的方法作保证，社会学对转型中国社会的研究得以深化和科学化，也促进研究发现和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提高。某种意义上说，转型社会理论的细化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研究方法的专业化、系统化发展。

　　回溯社会学研究30年的发展历程，在研究方法方面，从恢复重建的初期，几乎所有的研究运用的方法皆属定性方法，例如，198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每期发表的论文在15篇左右，纵观全年所发论文，定性研究的论文占99％以上，即便有少量论文涉及定量分析，所用定量方法也只是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方法。较多的论文题目为“论……”或“试论……”，其内容主要采用推论式的方法，从一般或直觉经验来判断和推论社会现象的一般特性和本质问题。这些研究及其成果的思辨性较强，而对方法相对来说重视不够。

　　重建初期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呈现出完全定性研究的格局，其缘由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传统来看，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联尤为密切。早在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传播和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布朗（R. Brown）曾来中国传授社区研究方法。后来，这一方法和研究策略在中国社会学界影响较大，1930年代的中国社区研究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与运用实地调查方法进行的大量个案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当然，中国社会学界之所以较容易接受社区研究方法，与中国社会的实情是相吻合的。当时中国社会仍处在以传统农业和农村社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广阔的乡村社会在结构上具有较高同质性，而在文化上又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对农村社会的研究，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可能并不合适，因为西方社会学的产生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相关。相对来说，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对于揭示不同区域和文化中的农村社会的变迁及其机制，无疑更具可操作性。所以，就当时的中国国情而言，运用社区研究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对认识和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可能更为具体、深刻和有效。

　　其次，从学科之间关系的角度看，恢复重建后的社会学刚刚从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在此之前，社会学被视为社会哲学而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因而在分离独立初期，社会学与哲学的关联度非常高，哲学方法对重建初期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的研究者，更倾向于运用定性方法来思考和研究社会。

　　第三，定性方法较为适合学科发展初期的需要。广义的定性方法有时指不包含数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在恢复重建初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尚处起步阶段，较多研究所涉及问题较为宏大和抽象，针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者所运用的方法通常就属广义的定性方法，即进行抽象的理论推导和思辨性阐述。

　　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学研究逐步从运用单一的定性方法走向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并重的格局，而且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随着社会学探讨的问题越来越深化和具体化，尤其是具体经验研究的快速发展，一些专业化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得以广泛运用。就定量方法的兴起和发展而言，在大量社会调查项目实施之后，如五城市家庭调查、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结构与变迁调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其它区域性专门调查等，为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较多的数据库，这些调查数据为定量方法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立足于本土资源，而且与国外社会学的交流互动也越来越多。尤其在借鉴和学习美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过程中，也在不知不觉中受美国社会学潮流的影响，因而越来越注重定量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应用。具有经验实证主义传统的美国社会学，一直强调定量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发展。当理论发展进入平谷阶段时，美国社会学越来越追求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上的创新，因而在定量研究方法中引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统计分析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同时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运用多种统计分析软件，如SPSS、STATA、SAS等，进行复杂的模型分析。目前，美国社会学除了在理论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以及社会评估研究中还运用定性方法外，诸多领域的研究几乎将定性方法排斥出去。将社会学技术化追求等同于社会学科学化追求，可能是导致美国社会学当前这一格局的重要原因。

　　如今，定量方法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已占有重要一席，而且越来越受重视，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例如，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共发表社会学类研究论文12篇，约占总数的14%，在这些社会学研究论文中，运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有6篇，占50%。此外，《社会学研究》2007年共发表约50篇研究论文，其中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有22篇，约占44%。出现这一格局，某种意义上说是借鉴和学习美国社会学先进方法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的结果。定量方法在解释中国社会转型、阶层结构及流动机制变迁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可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成功经验。定量研究的广泛兴起，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现实的需要。在社会转型且速率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社会流动性加强，要把握高流动性中的社会现象的本质及规律，微观的个案研究方法显然存在局限。因为定性的个案研究方法对于深入考察相对稳定的、范围较小的社区或社会，有一定优势，但难以从宏观角度去把握社会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原因。而通过对抽象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则更有利于从整体上揭示转型的机制和趋势。

　　定量方法在转型社会研究的广泛应用，对促进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与此同时，在运用和倡导定量方法的过程中，如果出现类似美国社会学片面追求技术化或把定量方法的开发和应用视为社会学科学化的唯一途径的现象，那将会妨碍社会学的全面发展。并非所有的定量方法就是科学的，定性方法就不是科学的。科学的成果实际就是通过严密、系统的方法，揭示事物或现象的特征、实质、趋势和规律。定性方法如对典型事物或现象的观察，同样能够达到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目的。

　　从中国社会现实来看，虽然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城乡二元格局依然存在。要认识和理解广阔而又复杂的乡村社会，用标准化的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和定量分析可能有较大局限，定量研究方式虽能从宏观揭示一般特征和趋势，但难以对具有地方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及其变迁过程加以具体和深入的理解。而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个案的微观考察、主客体的互动和情境性理解，可能更有助于认识和发现具体社会事实的深层意义。

　　就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各自特征而言，两者在对转型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可以适应不同的研究范围、通过各自研究路径和策略达到不同的目标、并对科学认识社会转型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因此，定性和定量方法在社会研究中是一种互补关系，两种研究方法的适当应用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科学知识。两者既不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也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之分。如果无视科学实践的实际需求，片面追求某一种取向，都会有悖于科学精神。

　　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后的30年发展历程中，已经较好地处理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从当前研究成果看，运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基本达到“平分天下”的格局，表明两种方法都得到了重视、发展和应用。或许，两种研究方法不断改进和专业化发展，是中国社会学繁荣的重要贡献来源之一。展望未来，社会学研究如果能维持当前研究方法的发展策略，推进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共同发展，并促进它们的相互结合，避免因个人的偏好而产生对学科方向的片面理解，那么，社会学园地将会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

[i] 参见陈向明，《质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ii] Neuman, W. L.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 Allyn and Bacon. 1994.. pp.316-318.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原载于《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6期，《 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专栏(郑杭生教授主持)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