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社会资源朝着更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配置，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2004年GDP增长9.5％左右，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在3％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农民收入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大幅度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对于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这个关键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是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19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3000美元的水平，这是中国应当引以为戒的。

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注意吸纳国际发展的经验，注意总结改革开放26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更要注意那些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的特殊约束条件。要实现2020年GDP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基本条件是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3％，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5‰以下，总人口控制在15亿人之内。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要高于7.3％的水平，人口出生率已下降到12‰左右，实现GDP翻两番的总目标是有保证的。但问题是，在这个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社会能否也得到同步的发展？会不会因为社会结构的失调而打断持续增长的过程？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不是一句口号，必须有针对性的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

1、构建城乡结构的和谐。首先，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城乡差距还这么大，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现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相比，平均相差在20年以上。繁华大都市与西部乡村的差距，更是在50年以上。另外，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目前约折合2.5元人民币），也就是大体相当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低于900元人民币的水平，中国农村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因此，应实施新世纪的减贫工程，并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农村投入的资源，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2、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中国的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之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快于欠发达地区。如2004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3、构建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贫富差距没有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致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有的还比较激烈。这既有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信息技术影响下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和民众心态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的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建设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4、构建就业结构的和谐。我国GDP当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时从事养活人口生产的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应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众多，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这对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因此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另外，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具有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虽然少儿的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在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因失业和待业造成的抚养比在上升。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

5、构建代际结构的和谐。中国连续30多年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巨大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10年低于替代水平，目前降到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7‰以下。中国总人口2004年突破13亿，年均净增长已经降到800多万人左右，人口总量的峰值的到来，可能比原来多数专家预测的要早、要低。但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所以，要关注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建立和完善重节约、广覆盖、有积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

6、构建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和谐。中国的快速发展受到资源状况、能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的严厉约束。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人均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水资源是1／4，石油是12%，天然气仅为4%，煤炭是55%。而与此同时，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比较严重，比如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另外，中国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一些流域和城市水和大气污染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它的快速发展需要难以想像的庞大资源和能源供给，中国要保持持续的增长，就必须特别注意人和自然和谐的问题，建立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

7、构建价值观的和谐。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居住地域的人群当中，价值观念出现较大的差异。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一是出现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他们对成功者的价值判断呈现不同的理解，更要求自己把握命运，更加认同一些新的社会价值；二是出现新的民族主义取向，他们生活在中国经济社会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时代，容易产生迅速改变现实格局的浮躁和激进情绪；三是注重消费的物质主义偏好明显，认为经济地位可以改变一切的看法相当普遍，老一辈的省吃俭用习惯已转变成新一代流行的超前消费；四是出现文化主流的年轻化，从服装时尚到流行歌曲、从电视、互联网到闲暇生活、从企业文化到社会观念，青年一代正在使主流文化出现年轻化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把握价值观念新的变化规则，塑造新的社会价值形态，弥合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在快速变化和转型时期，要注意对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的监测和研究。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要特别注意研究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各种管理的社会技术水平，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8、构建国际交往环境的和谐。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其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以往的发展经验说明，大国的兴起和更替往往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势力范围争夺的国际冲突。中国在目前快速提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时候，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交往环境。

各种新的发展机遇和影响因素表明，中国很有可能打破10％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难以超过20年的以往规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在未来的15年，只要我们能够保证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稳定与不断完善，不出大的波折，中国就会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新成就，为国际发展经验作为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