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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搅得举国上下不得安宁。北京今年的春天格外明媚，往年这个时候肆虐的风沙没来打扰，杨柳吐翠、绿草茵茵，欣欣向荣的城市一派繁荣。人们原本可以在春夜里细细地品味无边的风月，在阳光下自由自在地享受快乐的生活。可是一场"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掠过大江南北，从南国广东直上北京，把个首善之区变成了"非典"重灾区。
一时间，人人自危，万人空巷。北京变了！天天拥塞不堪的交通干道变得空空荡荡，终日熙熙攘攘的商场、购物中心门可罗雀，不少平日里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的饭店、餐厅干脆关门大吉。随处可见的百般张扬的广告，无精打采地站在一旁。都市人特有的炫耀着自信与活力的灿烂脸孔，纷纷躲到了其实不怎么管用的口罩后面。喧嚣的城市终于沉寂了下来。
一座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性大都会，上千万人口，突然平静了下来。这可算得上世之奇观。人们被迫停下了终日的忙碌、奔波。没完没了的应酬，免了。无止无休的闲侃，断了。足不出户、向隅而坐，对于不少京城里的爷们儿来说，没准这还真是头一回。当然，这肯定不能算是全民性的闭门思过。但在困守家中的日子里，人们难免也会思量一番，特别是在这如此惶恐的时刻。
天谴：自然的警示
我们的祖先是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如此严重的灾难，如果发生在过去，我们的祖先一定会把它当作不详之兆，一定会认为是上天降罪于人间。
至今仍具有神秘色彩，让不知多少学人皓首穷经的著名经典--《易经》就是上古先民占卜吉凶的一部卦书。先民们用卜卦来揣摩天意，预知祸福。汉代大儒董仲舒的一部《春秋繁露》以天人感应寓国家治道，令年轻英武的汉武帝倾慕不已。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是人间的本原，世间万事万物无不感应于天。上天对人间了如指掌，洞悉社情民意。政通人和，上天即降祥瑞；若有倒行逆施，则上天忿怒，降下灾异。董仲舒说："五帝三王之治天下，……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生，凤凰麒麟游于郊。"自古以来，中国人十分注意对灾异的解释，把它们看作上天的警示。
其实，也不独我们祖先相信天人感应。天人感应在古代西方历史上不仅作为一种信仰，更在现实中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公元3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在统一罗马帝国战争的危急关头，遭遇奇迹，君士坦丁声称在祥云中看到基督的符号，遂令军队在盾牌上画上基督的符号，结果奇迹般地战胜了对手，统一了罗马帝国。基督教也从此确立了在西方文化中至尊地位。
非典型肺炎是我们民族百年未遇的最为严重的大疫大灾。疫情袭来不少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天谴" 。当然，今天的人们不会像古人那样理解"天谴" 。毕竟，我们受过了科学的教育与熏陶。科学研究成果已经告诉我们，这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由一种前所未见的冠状病毒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天"降灾祸。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天谴"也被赋予了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谈到过"天谴" ，即"上帝加诸世人的所谓谴责或灾难" 。黑格尔认为："天谴观念所着重之点，即在于指出天谴主要的关涉到人与自然的对立。男子应该汗流满面去劳动，女子应该忍受痛苦去生育。此种劳动，细究起来，一方面固是与自然分裂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对于这种分裂的征服。"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天谴"即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招致的报复。而恩格斯后来也肯定和重复了黑格尔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人类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都必然招致自然界更加强烈的报复。我们把由人类活动而引起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视为自然生态无法忍耐人类肆无忌惮的侵扰而发出的警示。
自由放任的代价
天谴也好，自然的警示也罢，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究竟在哪里出了错，才遭到如此的警示？
为害甚烈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原发地远在南国广东。曾几何时，SARS病毒像长了眼睛，直冲北京而来，把个春光明媚的首善之区搞得肃杀一片。
处在十分低级生命状态的SARS病毒似乎有着高明的洞察力，它还真会找地方，它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生存、繁衍的地方。北京这个极力追赶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会，也许是世界最放任自由的城市。她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社会表征于一身。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动感之都，资本、物资、信息、人员……，一切都在以最快的速度流动。然而，在此疾病似乎也可以快速流动。
北京热情奔放、活力四射。北京现在是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城市，去年北京城市建设的开付工面积竟然是欧洲的4倍，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是人类城市发展史空前的奇迹。北京是世界上人口增长和流动最快的城市，仅"常住流动"人口就至少有350万，每天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也有几十万。北京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北京的房地产价格比起西方大都会毫不逊色，北京的物价在全球名列前茅。北京有着世界上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数字化存在，高尚别墅区尽展欧陆风情，智能化5A级公寓引领国际潮流。
然而，数字化生存的背后，却有着另类生存状态。北京普通居民楼的地下室里塞满成千上万的外来打工者。美丽的北京却戴着一条垃圾项圈，环绕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发展的背后是环境的恶化，效率的背后是公平的缺失。既然这是一个最具有活力的城市，既然她的发展速度最快，她的效率最高，自然就要有人为此做出贡献。高效率与低成本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北京数百万外来打工者，无数满怀期待来京城碰碰运气的"北飘族" ，以最廉价的方式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建造了气势恢弘的新北京，向世界展示了魅力非凡的新北京。而他们却是另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北京" 。
如果现代化、城市化与高企的人均GDP，与不断增长的收入，与受教育年限，与居住面积的增加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与社会保障、与健康水平……有关的话，那么他们却与这一切毫不相关。他们甚至都不在统计口径之内，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数量，更鲜有人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北京人往往只是在春节外来民工大批返乡时才会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在SARS病毒袭来以前，很少有人怀疑自由主义的教条--只要放开，实行充分的自由，这世界就必定变得更加美好。这在很长时间里甚至现在仍被奉为金科玉律。于是，一种自由放任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是，无休止的发展，自由的生活方式，放任的管理。人们要做的只是解除管制，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
在SARS袭来以前，这一切似乎是行之有效的，人们深信不疑。但当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无奈地发现这个充满动感的、自由放任的城市，正是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最佳"场所。在尽可能地解除了各种限制之后，人们控制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被削减到了最低。在小小的病毒面前，人们的志酬意满的豪迈消失了，带之以恐惧与无奈。这不禁让人想起达·芬奇说过的一句话："力量在制约中产生，在自由中消亡。"
这场公共健康危机，再次证实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熵：一个新的自然观
自由放任的发展主义，以经济指标、物质财富多寡，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有着深厚的历史、思想和文化的基础。它以工业化时代为历史背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为认识基础。
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摆脱了古代的神秘主义的自然观，使人类以科学的眼光看待自然现象，认识自然规律，从而建立起了科学的自然观。科学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认识的产物。科学不是先于经验的，而是随着实践发展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地进步的。人类科学的自然观也不例外，科学的自然观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前进的。
人类的科学自然观的初始阶段的特点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即否定了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是自然和人类的主宰的观念，把人置于世界的中心，置于自然进化的顶端。"人定胜天"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最响亮的口号。在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视野里，"人"被赋予了无上的崇高性，人被讴歌，人性被赞扬、被张扬，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所谓"人"或人性，无非是人的欲望、人的需求。总之，人的欲求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上帝被世俗化了，而人被神圣化了。
人类在工业化时代的全部经验支撑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以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和征服的经验看，历史上，疾病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大敌，严重的疾病流行，常常改变历史，甚至改变文化。公元6世纪，在东罗马帝国爆发的瘟疫肆虐了50年之久，造成上亿人死亡。1348～1351年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三年时间夺去了6200万人的生命，几乎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历史上疫病流行更是常常促成了改朝换代。直至近代，大规模的流行病也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伤害。1918年爆发的流感，在10个月内造成世界范围内4000多万人的死亡。然而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带来了征服疾病的力量。迄今为止，在公共卫生方面最重要的医学成就是抗菌素发明，它对延长人类人均寿命以及人口的增长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的人均寿命比传统农业社会时代人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从世界范围内看，工业化时代的人口已经几倍于工业化以前的时代。
然而，就在工业化发展的顶峰年代，有人开始意识到工业化发展造成的的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以及带来的新困境。人们开始怀疑人类在科学的支持下所获得的无所不能的力量，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初，人们是从强大的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中获得了启示。人们意识到原来任何一种我们认为的进步，任何一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又同时又意味着一种退步，一种破坏和一种丧失。于是，一种新透射着辩证思维精神的新自然观--熵的理论出现了。
爱滋病的出现，从公共卫生的领域也向人类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警示。当上世纪80年代初，这种可怕的瘟疫刚一出现，就引起了人类社会的极大关注。为此，人类开始了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大规模地进行爱滋病的研究与防治。尽管形势严峻，但人们也曾抱有乐观的期待，因为，毕竟人类以史无前例的投入，最大限度动员了各种资源，而研究工作可以说每天都在取得进展。但近20年过去了，爱滋病依然肆虐，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最尖端的科技也仍是无能为力。但愿SARS病毒不要演绎出第二场爱滋病式的灾难。
人类是聪明的，是因为人能够从灾难中取得教训。而人类在自然观方面最大的进展，就是终于开始意识到了科学的局限性、人类的局限性。终于意识到我们人类是自然界的外来者，正象SARS病毒是我们肌体的外来者一样。科学不能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在制造着更多、更大的问题。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我们制造问题的能力和速度要远远超过解决问题的速度。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自己成了麻烦的制造者，人类陷入了与以往不同的困境，我们还能寄希望于掌握更多的技术手段解决问题吗？这使我想起了那个古老的精卫填海的神话，沿着既有的思路，我们努力犹如在追逐自己的影子，徒而无功。
可持续的发展，还是可承受的发展
历史和现实都在越来越明确地提醒人类重新审视在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发展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而SARS的入侵可以被认为是最新的提示。
早在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也称《斯德哥尔摩宣言》 ，它标志着人类开始正视环境和生态问题。《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也认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1983年12月，联合国授权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长期环境政策，以及将对环境的关心变为在发展中国家问进行广泛合作的方法。该委员会于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次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份提交联合国大会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即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报告指出，环境问题只有在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承受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和模式。从此，可承受发展一词闻名遐迩。
"可承受发展"一词出现其实还要早于布伦特兰报告，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最早出现于1980年由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制订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 ，这是个最初源于生态学的概念，指的是对于资源的管理战略。其后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加入了一些新的内涵。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可承受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概念。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从概念上明确了经济发展同环境和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因果联系，即发展必须在自然环境和生态可以不被破坏，可以永续利用的限度之内。《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持续发展依赖于对地球的关心，除非地球上的土壤和生产力得到保护，否则人类的未来是危险的。"
可承受发展的概念，包括了两个重要涵义，一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否定，二是对可承受的发展模式的设计。发展主义是以资源的无限性和漠视环境与生态为前提发展观、世界观，以今世为唯一的价值维度。而可承受发展的观念，改变了对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生态前提的看法。而这种改变的背景是，时至今日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类，已经有了足以彻底破坏人类自身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生态的能力。于是，可承受发展，作为一种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省的新思维方式，便应运而生了。可承受发展也是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它开辟了一个新的道德视角--代际道德。
正在外部世界开始关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建立新的自然观、发展观的时候，恰逢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伴随着全社会虚心学习的普遍心态，首先自然是向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学习。学习的心态近乎盲目，而对于一个虚心的学习者来说，被指为盲目又近于苛求。盲目与低姿态，也许正是学习者所必备的。严格地说，我们的学习也不都是盲目和低姿态的，也有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对"可承受发展"的误译，便是一例。
我们学习西方并非都是亦步亦趋，也确实有结合自身需求，发于内心的修正和发挥。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主题。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当代中国全民求富，趋之若狂。为了这个硬道理，或曰为了实现这个硬道理，中国人不完全盲从于西方。在发展这个硬道理面前，同样来自西方的"可承受"观念就是不可接受的！可承受的发展，表明了一种和谐主义的发展观念，即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要在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可以接受、容忍的范围内。总之，可承受发展的观念为人类的经济活动设置了最终的界限的，这个观念的实质是发展的有限性。
而这恰恰和我们发展的迫切性，与我们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情大相径庭，因而万难接受了。聪明而又尊重"国际社会"的我们，于是悄悄作了点手脚，把"可承受"的发展，改为"可持续"的发展！这一改，虽然有悖原意，Sustainable 只有可支撑、可忍受之解，并无可持续之意。但这一神来之笔，却满足了我们求无限发展之欲。
"可承受"和"可持续"在中文里，虽一词之差，意思却相去千里，"可承受"意在发展之限定，强调发展的有限性，寓意了人类与自然的平衡与平等。"可持续"则继续坚持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意义落在发展之上，强调发展的无限性，寓意更策略地对待自然，追求更大更大发展。
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带来了快乐，也增强了人类的信心。我们相信科学，相信自己。然而，当SARS袭来，不少人突然意识到了恐惧，意识到了孤立无助，自己的同类恰恰是潜在的威胁者，这难道是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吗？！SARS威胁下的城市成了一幅人类恐惧与孤独的讽刺画。好在对于人类来说，恐惧并不可耻，恐惧恰恰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最基本的表现。而人类意识的发展，则应意味着从恐惧中的获得觉悟，从经验教训中觉醒。
病毒的智慧
病毒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病毒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我们人类长得多。病毒早已经适应了地球的生存，它们不断地改变着自己以适应生存的环境，这是病毒的"智慧"之处 ，生存之道。
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的历程中，人类长期面临的主题是挣脱和反抗自然的束缚。人定胜天的信念曾鼓舞我们前进。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中，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最终战胜自然。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促使人类在自然界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又将人类推至毁灭的边缘。
SARS袭来，再次提醒人们，建立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保护环境，维持生态的良性循环，对人类的多么的重要。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自然观的进化及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这一新的自然观和价值体系的基本取向是，主体性指向的变更：从改造自然转向改变自己。在现在和未来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改变自己，即人类亟需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
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掌握了先进科技的人类，可以改造自然，更可以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生态。当人类"强大"到如此地步的时候，确实应该好想一想了。是继续改造自然，无休止地继续向自然索取，还是改变自己，以适应地球环境，而这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在这一点上我们能不能从那些小小的病毒那里受到些启发呢？
（本文将发表于《视点》杂志2003年4、5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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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者：三宝 主题：向房宁教授请教几个问题 回复日期：2003-7-24 18:1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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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题。
从你说：“我们的祖先是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其实，也不独
我们祖先相信天人感应。天人感应在古代西方历史上不仅作为一种信仰，更在现
实中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象SARS这样“如此严重的灾难，如果发生在过去，
我们的祖先一定会把它当作不详之兆，一定会认为是上天降罪于人间。”等的话
语中，可以看出你不只是在说明：无论在古代中国以及古代西方人们都相信天人
感应并且都会认为象SARS这样如此严重的灾难是天遣，即天降罪于人间。而是在
强调：如今无论在中国或者是西方国家人们都不把SARS这样如此严重的灾难看作
是天遣，即天降罪于人间。
然而如今的世人是如何看待SARS这样如此严重的灾难呢？你一笔代过的
是：坚信科学的人对此是不消一顾。你是这样说的“科学研究成果已经告诉我
们，这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由一种前所未见的冠状病毒引起的，并不是什
么"天"降灾祸。”
你所论述的是：人们对天遣的新理解与新认识，即SARS是自然对人类的报
复。你说：“非典型肺炎是我们民族百年未遇的最为严重的大疫大灾。疫情袭来
不少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天谴" 。当然，今天的人们不会像古人那样理解"天
谴" ......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天谴"也
被赋予了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谈到过"天谴" ，即"上帝加诸世人的所谓谴责或灾
难" 。黑格尔认为："天谴观念所着重之点，即在于指出天谴主要的关涉到人与
自然的对立。男子应该汗流满面去劳动，女子应该忍受痛苦去生育。此种劳动，
细究起来，一方面固是与自然分裂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对于这种分裂的征
服。"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天谴"即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招致的报复。而恩格
斯后来也肯定和重复了黑格尔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人类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
利，都必然招致自然界更加强烈的报复。我们把由人类活动而引起的自然界对人
类的报复，视为自然生态无法忍耐人类肆无忌惮的侵扰而发出的警示。”
房宁教授,三宝有几点不明白。一是你为什么不相信科学,而相信黑格尔
与恩格斯的话?二是古代的天遣变成如今的自然警示与古代是封建帝王统治变成
如今是民主管理有没有联系？三是古代天遣所警示的对象是莫一具体的封建帝王
或莫一地区的统治者，而如今自然所警示的对象是整个人类，这说明一方面，天
的力量没有自然大。另一方面，是不是如今地球已成为地球村了，自然把原先设
立的几个片长（天）都给撤了？还有如果人类对自然发出的警示不在意的话，自
然下一步将会采取何种手段与措施？这些问题也是我想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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