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心里要有“数”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定量分析及政策建议

崔伟华

一个时期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努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主要解决民生问题入手统筹城乡发展，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由于历史积累的问题太多太复杂，加之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仅仅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定量分析，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就显得异常艰巨。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在这方面统一认识并调整政策。
 　不论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目标还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都是要求提高农民收入，没有经济生活能力，其他能力都会受到限制。而我们看到的是在各项惠农措施密集出台情况下，农民收入的增幅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增长，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仍不理想。这说明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仍未调整到位，收入分配格局远未达到平衡。

　　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从全国来看， 2007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两者之比为1：3.33，比往年又有进一步的拉大（见表一）这可是在各级加大投入，同时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下的局面。
　　从有关资料来看，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进典型，从2003年起就开始实施城乡统筹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了突破：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2年的2.66：1，缩小到2006年的2.61：1，也就是说，在全国城乡差距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成都能够扭转这一趋势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们经过4年的时间也仅仅缩小了0.05，相当于农民纯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多0.51个百分点。而最新的数据表明，成都市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虽然创十年来最高，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又扩大为2.62：1。
　　重庆市2006年3100多万人口中农村居民占8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1，要争取到2020年实现改革试验区城乡居民收入比由4：1降到2．5：1的目标，就需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速年均必须达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1.034倍。如果城镇收入年均增速按8%计，农民收入年均增速要达到11.7%，如按城镇收入年均增速10%计，农民收入增速则要超过13.8%才行；如果城镇收入年均增速按15%计，农民收入增速则要超过18.9%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综合相关的消息可知，2007年重庆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71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06元，同比分别增长18.5%和22%，农民增收取得可喜局面，而按缩小差距的要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应为22.55%，也算是勉强达到了目标。
　　对于城乡收入，单纯从直接收入方面来看差距就已经比较大，如果再加上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等隐性收入，城乡收入差距还应更大，许多学者认为不低于6：1。据国际劳工组织1995发布的数据，在所调查的 36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小于1.6：1，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是其中之一。以至于2006年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堪称“世界之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任务异常艰巨。

　　遏制差距，收入增速乡需超城五个百分点

　　笔者现根据两个数据计算出了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需要的年限和城乡收入的年均增速如表二和表三：
　　从表二和表三所显示的数据来分析，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必须超过5个百分点，到2020年或2050年我们才能实现相对理想的发展结果。由此看来，如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由于惯性所致，要遏制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扩大的情势，是相当困难的，更不用说扭转这一局面了。
　　应当说，正常的收入差距是效率差别的反映，但不正常的收入差距则是社会不公平的反映。一定的收入差距可以使我们的消费与生产结构相对应，但过大的收入差距就会使消费断层，对生产层次的提升具有严重的制约作用。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产业投资趋同比较明显的国家，过大的收入差距只能使高技术方面的高投入难以收效。
　　时下，我们的农民是过度分散和规模极小的土地资源的使用者、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生产者、难以预测和把握市场走向的经营者、生产成果最难保质的所有者、社会负担最重和保障水平最低的居住者、人数最多但却是维权渠道很少的劳动者。在这种态势下改变农民收入状况必须实此些再实些。

　　政策建议

　　为此，根据农村的实际和城乡发展的现状，笔者建议，一要在加大对农村投入和扶持力度的同时，适当控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尤其是垄断企业和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的上涨，以迅速扭转而不是逐步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为此，要修改年度和“十一五”规划中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同的计划数而使后者适当提高。我们不要认为这是对城镇居民的不公，过快的增速并不只是由提高劳动效率而上升的，还有分配倾斜的缘故，城镇的劳动效率并不足以享受这样的收入增速。二要成立农会组织，让农民多出一条得以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改变全国成员人数最大的群体却处于弱势位置的局面。每想到中国最大的人群却是弱势群体，就难以抑制愤懑之情。二要讲究投入的效率，不能采取“撒芝麻盐”的方式。像村村通工程，如果不管实际区位条件，硬要实现某一目标，可能会造成相当的浪费，尤其是如果调动广大农民投身其中的积极性，一味地依靠国家的投入，可能造就许多百万富翁，而广大农民直接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其实际效果就更差。三要抓紧规划区域功能定位工作。要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进行统筹，不能再搞恶性竞争性的招商引资。要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来解决由于区域功能定位不准而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同时，我们要提高农业产出、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关键是要提高农村生产经营要素的集中度。如何集中是一个问题，而最核心的就是要与区域的功能定位统一起来。四要在进一步疏通农民工融入城市渠道的同时，通过奖励和动员城市中的专家和人才到农村去创业，使农村的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社科院发布《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3/4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一方面说明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更重要的是说明我国农村的劳动力状况。可以说，要利用现在的“三八”、“六一”和“九九”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必须采取措施发挥城市中的创业“种子”的作用。五要充分关注农村社会关系和谐问题，避免社会问题激化，努力缩小城乡之间隐性的差距。农民工的夫妻团聚和子女随迁、农村的养老等方面，都是亟须各级政府部门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六要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各方面的投入。这种加大不仅是增量方面的比例，也要在存量方面的比例上得以体现。我们的公务支出比例高达37.6％，而美国仅为12.5％（周天勇教授），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全国人大代表陈舒），这说明一方面我们的国情特殊，另一方面也的确存在浪费和不合理的成分，尤其是表现在“吃、车、游”方面，这一块必须予以压缩而用于“三农”。据1月27日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节目报道，河南信阳市实行午餐禁酒令后，半年的酒水公款支出就能节省4300万元，而专家估计，这个市的公款接待一年需要几个亿，全国每年的公款接待在两、三千亿元！如果这一块节约出来用于三农，就可带来不小的改观。（崔伟华山东省泰安市委党校理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