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历来是世界各国政府的难题。瑞典的做法多为世人所关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人类发展指数》报告，瑞典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941，位居世界第二；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250，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2006年的达渥斯世界经济年会，按照全球竞争力排名，瑞典为第三，基尼系数为0.258，依然处于世界各国前列。瑞典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公平不会降低效率，处理得好，可以实现二者双赢。瑞典是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双赢的？概括来说，是瑞典政府制定政策的原则始终坚持公平第一、效率第二，瑞典社会建立了一种通过公平促进效率的机制。

    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把贫困定义为发展能力欠缺、发展机会的丧失。通过教育的普及，可以提高机会公平的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收入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机会不公。提高机会公平，无疑可促进劳动力整体质量，使劳动力具有更高的技能，从而推动经济效率的增长。经验表明，由于知识效应，教育能够提高机会公平，带动结果公平。

    战后，为了实现教育平等，瑞典进行了教育改革，对7—16岁儿童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其中90%以上升入不少于两年的高中学习，以加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大学教育的费用则通过提供赠款、贷款等途径来解决。瑞典拥有公立、免收学费的高等学府30多所，其中女生超过1/2。对25岁以上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者，高校放宽入学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体力劳动者家庭出身的子女在高校学生中的比例逐步提高，到60年代末约占20%。至80年代，瑞典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

    瑞典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的投资。所有中小学都由市政当局经办，学费、课本和在校午餐一律免费，还有适当的交通补贴。1985—1990年，教育支出占公共总支出的9.2%，教育投入位居世界各国前列。1990—1995年，教育投入占公共总支出的7.3%，仅低于丹麦、芬兰等。较高的教育投入提高了瑞典的国民素质和劳动力知识水平，既有利于就业，又有利于增强整体竞争优势。

    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劳动力流动程度是影响公平和效率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提高劳动力流动程度，使劳动力尽快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岗位，失业者迅速就业。这样，既提高了机会公平，也降低了失业率。经济学界的“奥肯定律”认为，如果失业率降低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则会增加2.5%左右。

    20世纪60年代至今，瑞典失业率基本上处于较低水平。即使1973年由于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结构又处于转型时期，失业率也仅为2.4%，低于经合组织各国的平均水平。1986—1990年，失业率为2.0%。1993年税收制度改革，失业率一度上升，政府通过政策调整才逐渐降下来。2005年为5.8%，2006年为5.0%，仍属世界上低失业率国家。瑞典之所以实现较高的就业水平，与政府从60年代起一直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瑞典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既是支持性的社会政策，又是重要的经济政策，它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劳动力市场政策。前者的目的是保证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各种劳动力培训和个人就业保障，避免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失衡，疏通劳动力流动的瓶颈，弱化市场经济导致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后者只针对一些暂时难以再就业者，如支付失业金和其他救济金以维持生计，或帮助弱者、失业者就业。此外，瑞典一直实施“团结一致”工资制度，保证就业水平就保证了收入的平均程度，缩小工人收入差距就意味着提高了社会的公平程度。

    为了保证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瑞典政府制订了以该项政策为核心内容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对于参加计划项目者，政府给予一定补助。这成为政府实施再分配的一种手段。最近10年，每年有2%—5%的劳动力参与该项计划，其中1/3是失业人员。政府设有专门的劳工部负责。就业服务一律免费，其经费来源于政府财政，每年大约700亿克朗，约占GDP的3.8%。而其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相对较低，如德国占2%，美国只占0.5%。

    另一项措施是设立计算机系统并制定相关法律。计算机支持下的就业服务系统开始于1976年，目前已拥有7000多台联机终端，覆盖全国各地的就业服务机构，通过就业安置系统、中央数据库系统、职业信息系统、就业培训系统、职业空缺自我查询等服务，实现全国就业信息和失业人员情况的对称，尽快使失业人员找到合适岗位。早在1974年，瑞典就出台了就业保障法，以限制雇主任意解雇雇员的权利；1979年又出台了男女平等法，以保障妇女就业。

    从宏观层面看，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高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程度，增长了劳动力的素质和适应能力，有效地降低了失业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看，就业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失业带来的贫困，尤其是“团结一致”工资制度，使公平与效率都得到了保证。

    实施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

    公共支出是公共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职能的联系最为紧密。按照使用目标，公共支出可分为三类：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所谓社会性支出，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性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逐渐降低，而社会服务性支出的比例则逐渐上升。

    20世纪60年代至今，瑞典政府一直实行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一方面熨平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收入再分配，利用累进所得税及转移性支付，建立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层、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

    转移支付是公共财政制度的运行基础，是公共支出中的重要部分。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有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所谓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给企业或个人1元钱，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的倍数，乘数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瑞典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社会保障的支付和补贴，直接提高受益人收入水平，带动了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变化，进而对国民收入水平产生乘数效应。瑞典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多年来一直占60%左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61—1971年，瑞典国民经济年递增6.7%，政府的社会保障津贴和社会救济款开支年递增9.2%；1975—1980年，年平均增长1.3%，社会津贴和救济开支年增加5.6%；20世纪80年代以后，瑞典的转移支付占平均税率的35%以上。庞大的转移支付比率保障了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覆盖程度，提高了受益者的收入水平，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通过加大公共支出的力度，实现收入再分配，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政府通过公共支出，加强了对经济和收入再分配的干预力度。尤其是义务教育、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对低收入者更加有利，有助于减少贫困并提高人口质量，保证国民整体的高福利水平。瑞典政府这种在庞大公共支出基础上实现高福利的做法，曾经受到各界的批评，但直到现在，瑞典的各项改革都没有根本触及这一政策。 （成新轩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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