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日本没有文化，这是不对的。将中国唐朝时期的中华文明与日本的民族性相结合，这已经不是中华文明。有人说，韩国人学中国学的是“皮毛”，日本人学中国学到了“骨髓”。日本文化的魅力在于“优化组合”，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东西通过学习和融合，就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一、为何是日本文化而不是日本文明？

法国学者让．卡泽纳弗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之一是文明要具有民族独立性，日本文化不具有民族独立性，所以就不能称之为文明。日本在公元646年经过“大化革新”开始仿效中国唐朝政治经济制度，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制度。从文化上看基本上是中华文明的翻版，甚至衣着服饰，生活习惯都极力仿效。“和服”也称之为“唐服”，日本“武士刀”也称为“唐刀”。在政治体制上中国有大将军幕府，日本也同样照搬有大将军幕府，唐朝有藩镇割据和豪强地主，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同样有这样的弊端。“大名制度”和“节度使”制度是多么的相似？这种制度必然导致军阀割据，由此日本进入了长达1000多年的“战国时代”。916年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阶段，日本与中国断绝了来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文化一直都停留在唐朝文化和其民族特征相结合的状态。直到1867年“明治维新”日本又开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但由中国唐朝文化，佛教禅宗思想，“樱花精神”相结合的武士道思想仍然在日本人的心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何为“武士道”精神？

现在所了解的情况表明：“武士道”精神由三部分组成：“樱花精神”；“佛教禅宗”；中国的儒家思想。

 1.“樱花精神”是“武士道”精神的根本。樱花是一种花期很短又很美丽的花，有五片花瓣，每片花瓣上有明显向内收缩的锯齿形状。一棵樱花树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全部开放，在开放的同时就开始凋谢，微风一吹，落英缤纷，所以，可以想象，站在樱花树下感受到的是一种“流淌”的感觉。由于樱花花期很短，日本人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来，认为人生和樱花一样短暂，生命是短暂的，人的生命更是短暂，在这短暂的生命中你要让他像樱花一样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在有生之年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对民族，对国家，都要有所贡献。因此，在“战国时代”，当武士的事业失败后，他们就会来到樱花树下，面对樱花用“切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把人生比做樱花，希望在短暂的一生中努力工作，让自己的生命也像樱花一样璀璨美丽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有那么多的工作狂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会吞煤气而自杀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超越曾经的辉煌了，与其在事业衰落的时候让别人耻笑，不如在人生最辉煌中死去，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给世人。当事业失败时是怀着对上级和组织的“内疚”而死，也会因为像川端康成那样因为“成功”而死。因此，无论成功和失败都要死，所以日本的自杀率世界第一。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幸福呢？日本人认为：幸福是能够选择一种适合自己死亡的方式。因为往往因为战争，疾病等原因人不能决定自己的死亡。但在“战国时代”普通人是没有自杀的权力的，“切腹”是武士的特权和荣誉。而当所有人都追求因“成功”而死的时候，就会产生“集群效应”，那么这个民族在国际竞争中将是可怕的。这就是日本国民喜爱樱花的主要原因，也是日本民族把樱花誉为“国花”的主要原因。

2.中国佛教禅宗对“武士道”精神的升华。由于武士在战场上必须“忘我”，“忘亲”，“忘家”，才能不计生死，追随主君。佛教禅宗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生死之事，万物皆空，生死一如，生与死并无根本区别，只有断绝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境界，完全断绝了生死的羁绊，就能“见性成佛”，这种死的觉悟正适合武士的精神需要。另外，清苦的修行可使武士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使武士一旦决定自己的道路之后，就会抛弃一切物欲和情感的执着而一往直前。武士要不计生死，断绝一切妄念思虑的勇往直前的精神，“禅”的修行是武士达到“死的觉悟”的途径。而“死的觉悟”是武士道的核心，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有觉悟到死为“常住”，才能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从实际意义上说：佛教禅宗有关生死的论述解决了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的基本问题，使心灵不再空虚，有了精神寄托。从这一点上说“武士道”精神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3.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伦理体系，他注重社会关系的维持，儒家概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孝悌”。因此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就成为儒家思想的主体。儒家说“忠君”，“报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思想深刻的影响了日本社会。儒家思想注重忠诚，礼仪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教育和勤俭，对日本人的实用主义性格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另外，在讨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传统儒家论题中，日本人认为：从绝对意义上讲，人并无善恶之分，只有在和他人发生关系时，人才表现出善或恶。善或恶的判定标准是结果，“胜者为王，败者为贼”，只有强者才能判断善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强者就是正义”。因此，在日本人的行为准则的背后，存在着相对主义的观念。

三、日本人的民族性

日本为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居民大都为大和族。日本人的民族性可以简略概括为“矛盾”：既尚武（毁灭美丽）又喜爱美丽，既好斗又和善，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收新事物。单从这些相对的语句中还看不到什么特别，特别之处在于日本人能把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很好的结合起来。

1.适应性。日本是一个见异思迁而又善于适应的民族，外国人往往会忽视日本人具有迅速接受国外思想和潮流的特点。1847年“明治维新”前，日本人在长达两个世纪的锁国状态中孕育了力量，他们掌握了不同于亚非其他民族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就是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不是囫囵吞枣地吸取西方那些对本国不适合的观念和制度，而是极其成功地把它们变成为我所用的东西。直到今天，日本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依然是名列前茅的。日本人会毫不踌躇地接受并适应新的变革，日本社会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比较容易吸收外国的观念、习惯、技术，并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2.危机感。日本人总是摆脱不了一种危机感。日本人自己认为日本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并无时无刻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这种危机感极有可能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既多地震又多台风。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因此多地震，日本的传统房屋都是木结构的，以有利于防震。又处在风带上，台风比较多。中国元朝时，忽必烈分别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都是因为遇到台风而无功而返。在日本，历来神道教中有崇尚“风神”的传统，以至于在二战时出现以“神风”命名的“神风特工队”。日本人的这种危机感就好像一群人坐在一艘大轮船上，茫茫大海，无边无际，不知道何时会有危险，因此，在船上的人最想做的事就是寻找陆地靠岸。所以，日本文化中带有“侵略性”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人既认为自己的国民意识淡薄，又担心自己的国家被外国视为劣等国，这种既自卑又优越的心理，常常使日本人表现得傲慢。

   3.组织性。在2006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染发在亚洲国家中普遍比较流行，中国人染发是为了突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被认为是有个性。而在那次赛场上，细心的人会发现所有的日本足球队员头发都染成了黄色。很显然，在足球队这一组织中日本人并不是追求个性，而是为使个人更好的融入组织当中，这种高度组织性让人觉得很是可怕。日本人远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的公民，更忠于自己的国家或公司等他们所归属的各种组织，而这一点恰恰是日本人干劲大和效率高的根源。我们在拍抗日电影时往往喜欢拍日军俘虏的一些镜头，但这些镜头大多是不符合实际的，据我所知，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没有抓到一个俘虏。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战后统计，人民军队打死日军５２０４６３人，但只俘虏了日军７４６人，且大多数是在天皇宣布投降以后。日本人平时最关心的问题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宗教，而是自己所属的组织，他们赢得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凭借他所在组织的权威。形成日本人高度组织化的原因在于从小就受到的教育，日本的学校里没有清洁工，孩子们在教师的监督下自己动手扫除，以培养孩子的组织意识。日本的教师利用一切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向孩子们灌输个人在组织中具有何等重大的责任。日本的母亲灌输给孩子的是有助于被日本民族和构成这一民族的各种集团所接受的行为规范。

   中国和日本由于过去战争的原因，中国人不愿意主动了解日本，日本人也对中国人很冷漠，这种行为并不利于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这主要是两国的文化差异造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相信，了解外国文化对我们有益无害。

(侯喜春 男 长春工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