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考临近，有关中考招生的政策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为吸引金融高管人才，曾经提出“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可加10分”的“优惠政策”。这一加分政策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质疑，也引起了市民的争议。目前这一政策已被教育部制止，但不少意见还是认为，我国一些城市仍有一些“加分”的土政策，如按纳税额来进行倾斜等“创新”措施，也是应该迅速纠正的。
　　我认为，一些地方中考招生“土政策”的存在，是“精英意识”、“贵族意识”向公平意识的挑战。基础教育是重要的公共资源，把父母从事的优势行业作为子女的加分条件，从理论上看是荒谬的；从实际上看，则是对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不公平。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地方，也是成效最显著的地方。这个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出台金融高管子女加分的规定，不是改革，而是倒退。
　　金融业是深圳支柱产业之一，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的缺乏成了深圳金融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对于各类金融高层人才的渴求完全可以理解，出台一些优惠措施来吸引各方金融人才加盟，也无可厚非。但是，扶持地方经济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从实现教育公平、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角度来看，这种加分政策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阶段性的偏颇。
　　说实在的，这种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挽留金融人才的举措实际上是没有国际先例的。这类在实质上是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做法，即使在西方也是难以启齿的。“龙生龙，凤生凤”是封建的血统论。父母是金融高管固然算得上成功人士，但却未必能证明他们的孩子就一定具有过人的才智和特长。正常的加分理由似乎怎么也不会与“金融高管子女”沾上边。如果“高管”子女可以加分，那么，“高知”、“高干”或其他高什么的子女呢？为了经济，哪个“高”能少得了呢？
　　其实，这样的加分政策名曰爱之，实则害之，必将加剧这些“高”字号子女的特权感和优越感，变向地接受优势教育，全然与素质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而当教育优惠世袭化以后，连社会的公平稳定都无从谈起，建立在这一基石之上的金融业又怎么能称得上现代服务业呢？
　　我们所提倡的公平应当是指社会整体的全面公平，而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约数，是最大的民生，是每一个国民理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从教育本身来看，其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推进社会流动，使弱者看到希望。但是，“土政策”会导致在伪市场化教育改革的作用下，社会的不均衡非但没有整合，反而使裂隙固化，甚至越来越大，离建立公正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
　　今日之教育昭示的是明日之经济。如今在教育领域出现的不公平，意味着若干年后的经济领域仍会存在失衡的问题。可以说，经济地位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贫富差距在客观上仍然存在。揆诸现实，我国教育差距拉大的速度在许多方面比经济差距更严重。强势群体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的现象有加剧的趋势，成了很多社会学家的担忧。教育差距比经济差距更明显，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对“贫穷”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贫穷”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低下，更重要的是可发展能力的低下。因此，反对这种不公平的加分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反对“教育血统论”的封建思想残余。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迫切提高企业家素质，这不仅仅在于提高经营能力，还在于要在其思想中养成和谐社会和公平竞争的理念，在金融、教育等各个领域都不谋求特权，并将社会共同财富而非自身利益的追求作为理想的召唤。
　　为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保证发展公平的重要机制。一个公正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更是使社会充满活力的助推器。而只有最大限度地保证教育公平，才能扫除社会各阶层向上流动的障碍，并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回报社会的活力。（邓伟志 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