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全球化”一词是当今国内外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的专业领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全球化概念内涵，本文主要考察了当代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几种全球化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作了简要的评价与分析。
关键词： 多学科 全球化 考评
“全球化”是当今国内外学术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沃特斯(m.waters)所说：“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①]然而，“全球化”一词究竟源于谁手，何时产生，现在似乎很难稽考。有学者指出，“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由t·莱维特（theodre levitt）于1985年在其《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提出的[②]。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英语为globalization)一词在英语词典中出现的时间为1944年，而与之相关的“全球主义”(globalism)则是1943年问世的[③]。据俄罗斯著名的全球问题研究专家阿·恩·丘马科夫考证，在“词源学上，‘全球性的’这一术语源自拉丁语‘地球’”。[④] 如果我们把当代全球性问题的研究看作是全球化研究的开始，那么它始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的有关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一词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也是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正如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从事全球化方面的课程教学多年的乔治·洛奇（george c. lodge）所说：“全球化的概念是如此广泛、深奥、模糊而神秘，以致于像我这样的学术界人士往往会通过现有的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专业来分别探讨它所涵盖的内容”。[⑤]
一、 经济学视野中的全球化
经济学可能是全球化一词使用最多的一门学科，在许多经济学家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指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这或许与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全球化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有关。在经济学中，全球化概念是从“一体化”逐步演变而来的，而“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是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在1951年其重要著作《论经济政策》中首次提出来的。1951年丁伯根在其《国际经济一体化》论著中更详尽和系统地解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象，并指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障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清除，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⑥]1962年经济学巴拉萨（b.balassa）在其《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则作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分析，认为“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⑦]
197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相互交流的增多，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也日趋加深，“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通过对以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生产跨国化、经济网络化等为内容的跨国公司的研究，大大突出了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展，使全球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急剧增长，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形成国际交叉，组成了全球性的市场和经营网络。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逊（h.g.johnson）在谈到跨国公司时指出的：“我们已超越对外贸易走向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公司的基本决策是把整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看作是它们的活动范围。”[⑧] 今天，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具有了更强大的穿透力，可以整合、改造、重塑地球上的生产、经营、流通、消费诸活动方式，而随着这种市场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获得国际市场以及国际性的资金和技术的合作，已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前提。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经济一体化”的内涵，预示着经济学中“全球化”概念将以新的形式而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化”概念的复杂性、模糊性，使“全球化”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如埃墨瑞杰(luis emmerij)就说：“全球化就是指穿越国家的和地区性的政治边界的经济活动在拓展。它反映在有形的和无形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所有权)通过贸易和投资途径在不断地加快流动”。“国家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不断地予以加强”。[⑨]
其实，在许多经济学家的眼中，全球化毫无疑问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垂直分工愈来愈让位于水平分工，资本、商品、技术、信息等在国际间的流动越来越迅速，资本的配置也越来越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而向全球扩展，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出现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相互依赖局面。“全球化是一种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的生产和金融结构越来越多的跨国界联结在一起，构成一种国际劳动。在这一分工中，一国创造的财富越来越依赖于其它国家的经济学位者。全球化也是指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上述依赖在空间上达到了它的最大限度”。[⑩]
因此，全球化就被许多经济学家理解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特别是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配置。德国基尔大学经济学家巴奎博士指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时，具体指的是什么？在这里一开始就会遇到困难”，他认为“最贴切的概念理解应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11] 然而，巴奎对这个定义并不满意，在他看来，全球化概念除了这种量的难度以外，还应有一种质的维度。与巴奎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全球化”概念的定义要么侧重经济全球化的某一个方面，要么只是简单地对全球化作一些经济学意义上的具体描述。这种界定显然是不彻底、非规范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格迪·什巴格亚蒂（jagdish bhaguati）指出正在发展中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要求经济学放弃在封闭经济假设下建立模型的方法，“将来商品、资本和劳动国际流动将成为经济研究中的前沿性核心问题”[12]
二、政治学视野中的全球化
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中使用的“全球化”概念是从“相互依存”概念演化而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句含糊的话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感觉，即世界政治的性质在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个变化含义的理解还是肤浅的。”[13]自从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r·基欧汉（roberter o.keohane）和j·奈（joseph s.nye）1977年发表上述议论以来，国际政治学中不仅开始用“相互依存”取代“主权”，而且“相互依存”逐渐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相互依存的最一般定义是彼此相互依赖，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存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中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情形，这些相互影响往往是国际交往所产生的结果，例如货币、商品、人员以及信息等跨国界的交流。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相互依存”概念的提出及其系统的理论分析，在政治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少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论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14]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g.modelski）在其《世界政治学原理》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当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正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政治共同体’的性质，的确，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最好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j·罗西瑙（j.n.rosenan）撰文指出：“全球化一词似乎贴切地表现了正在改变人们对领土和国家制度的传统安排所关注的‘某种东西’，这个词正好包含变化的意思，因此它能够把现象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遍状态或一种人们所希望的最终状态区别开来。”[15]显然，在罗西瑙的眼中，全球化只是一个动态的基本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一种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它指的既不是价值观念，也不是结构，而是既在人们思想上展开，又在行为上展开的序列，是随着人们及其组织从事日常工作并设法实现其特定的目标而展开的过程。”[16]全球化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它是“通过四条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的途径实现的；受益于最新通讯技术的双向对话式互动；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单独式通讯；行为、习惯和技艺等方面的效仿、制度、惯例的同化与同构”。[17]
与罗西瑙一样，大多数政治学家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痛苦而矛盾的过程，而且他们更关注的往往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政治生活的影响和后果，并希望尽可能寻求出一种在不违背全球化客观进程的前提如何增强本土政治力量的良计妙药。的确如此，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忽视事实上正在加强联系与相互依存的世界政治的变迁，也许全球性政冶力量的相对增强同民族国家主权的相对受制很可能是21世纪的并行不悖的两个趋势。但真正政治全球化、世界政治、全球政府的来临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遥远的想象，尽管国际性的政治规范已有了愈来愈明显的存在，非政府组织在全球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但笔者认为，只要作为国际交往主体的民族国家还没有走向消亡(事实上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民族国家是很难消亡的)，民族国家将依然是国际交往活动的中轴和基石，而全球化所带来的一切变化也只不过是传统主权界限边缘的模糊和被侵蚀。
三、文化学视野中的全球化
文化学视域中的全球化概念是同关于“世界文化”、“全球文明”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并在1980年代后期作为一个批评概念而出现的。[18] 在文化学家眼中，全球化就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和全球文明的形成过程。正如m·麦克卢汉（marshll mcluhan）在其富有影响力的《传播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地球犹如一个个村庄。世界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的基础上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国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上，也表现在媒介技术之上。”全球文化不是世界各国文化的大杂烩，而是正在趋向并逐渐形成世界统一化的“国际文化”或“全球文明”。同时，“全球文化和文明不怀偏见，它吸收一切具有市场价值的东西，如西方的科学技术，日本的管理模式，非洲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泰国和印尼的烹调术”等等。[19]
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r·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受麦克卢汉“地球村”思想的启发和影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文化学中的全球化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20] 换而言之，全球化指不断增长的具体的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和全球整体的意识。显然，罗伯逊用这个观念是想表明，以往个人用来描述和划分现象的各种方式，已越来越有可能针对整个世界，而不再是他原本所属的哪一个地方领域或国家领域。属于这种情况的不仅包括像大众传媒和消费偏好这样明显的文化现象，能够比较直接地觉察到具有品味的全球化，而且还包括我们站在全球的角度上，从文化的方面来重新阐明各种话题。比如，我们用“拯救地球”来重新阐明环境污染与净化环境的话题，用“人权”来重新阐明公民权话题等等。全球意识的这种提升使得世界更有可能作为一个单一系统而被重新生产出来。[21]因此，在罗伯逊眼中，世界正在变得愈益统一，全球化社会正在形成。而全球化社会首先是个多元社会化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它不仅指目前全球日益增大的相互联系的种种客观事实，而且也指文化和主观上的问题，罗伯逊是基于这点强调文化对于全球化的首要性和基本性。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全球化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22]
与罗伯逊一样，m·费舍斯通（m.feetherstone）也主张从文化角度来研究全球化，并认为全球化的进程就是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过程，而这种全球文化应该是文化的多元化。[23]因此，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全球文明论者玻尔马特（h·v·perlmutter）则进一步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导，全球化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中有一种全球‘融合’的动态形式”。并且，他把这种动态“融合”看作为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方面相互协调的过程。
毫无疑问，在当今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中，文化全球化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和影响，全球化浪潮一方面拓宽了文化的视角，凸现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会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造成文化更新强于文化承传，并在很大程度上弱化精英文化，使大众文化泛滥于世，文化精神难以得到升华。放眼当今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认为全球化正是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未来文明存在的方式。它不仅表明世界是统一的，而且表明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单质，而是异质或多样性共存。然而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中十分重要但又一时难以攻克的“堡垒”。可以预言，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将会在很长时期里成为文化学视域中全球化概念争议不休而又难以摆脱的重大问题。
四、社会学视野中的全球化
社会学由于其学科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综合性特征，因此在对待全球化概念的界定上，总是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来全面整合全球化概念所代表的真实内涵。并用这个词来形容工业化、都市化在全球普及后带来的社会的各种同构现象。但由于社会学浓厚的哲学理论背景和突出的面向现实特证，使得许多社会学家在解释“全球化”概念时一方面从理论上积极寻找对全球化的理论化、制度化诠译，另一方面也从现实和未来发展角度寻找对全球化最为直接的经验性概括与描述。[24]
社会学家a·麦格鲁对全球化的概念就做了如下描述：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包含着社会概念）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它确指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地球某一地方的事件、活动、决定会给遥远的另一个地方的个人、群体带来重大影响。美国著名未来学家j·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则在其（《2000年大趋势》中也乐观地谈到：“战后民族主义的阶段和思想上的冷战业已过去，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艺术繁荣在世界各地到处可见。对环境保护的国际呼声日益高涨。自由贸易的趋向日益增强。”并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不断增进彼此联系的世界。”[25]英国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l.sklair）认为，相对来说，全球化在社会学中是一种新观念，这个新观念的中心特征就在于：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即从国际（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给予恰当的说明，而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从全球（跨国）过程的角度去加以研究，在社会学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竞相媲美的全球化理论与研究模式，它们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世界体系模式、文化全球化模式和全球体系模式。[26]与世界体系模式和文化全球化模式不同，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更强调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或文化的过程，而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位综合发展的过程。
英国社会学家a·吉登斯（a·giddens）和d·哈维（d·harvey）则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全球化概念。他们从制度转变(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的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如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概念最好理解为表达时空距离的基本样态。他说：“全球化是指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并透过此过程而把原本彼此远离的地方连接起来，令地与地之间所发生的事也互为影响。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presence)与缺席(absence)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其目的就是考察它如何减少本地环境对人民生活的约束。[27]因此，在吉登斯眼里，全球化是与“时空延伸”、“地域变革”、“现代性制度转变”、“在场与缺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与吉登斯一样，d·哈维在阐释全球化概念时，也特别强调时空收缩的“加速”和“加强”，认为在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压力下，空间和时间边疆不断地陷缩（象气球被刺破那样），以至于我们今天必须学会如何适应这一压倒一切的空间时间压缩(compression)的感觉。[28]
作为全球化社会学创始认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u·贝克(ulrich beck)对全球化概念的界定则比较细致，他把广义的全球化概念细划为客观现实、主观战略与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三个不同层次，分别使用了全球性、全球主义和全球化三个不同概念。贝克在分析全球性(主要描述是一种事实)、全球主义(主要描述的是一种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全球化概念的定义：“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受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它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进程，这种发展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29]
与试图用社会的同构现象和时空压缩来解释全球化概念不同，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学家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角度，把全球化视为人类在其共同问题下达成的共同认识，并认为对全球性问题的认识是了解全球化内涵的基本前提，而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正是社会学家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职责。如在1990年马德里召开的第12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俄罗斯社会学者就普遍提出：“全球化是社会学家为解决全人类的问题，努力把所有的理论——方法论的学派和流派都结合起来。”社会学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是对20世纪末期人类社会出现趋同现象的回答。[30]
社会学对全球化全面而系统地探讨相对于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学而言要晚一些，且就其对“全球化”概念本身的理解而言，社会学恐怕也是分歧最多的，正如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博士所指出的：“全球化这个概念具有多种含义，目前它几乎成了一种标语口号，用以描述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关系和市场的国际化，就是在科学著作中，也被理解为各种不同内容，没有统一的定义”。
五、简短的评价与总结
通过对上述不同学科视域中的全球化概念的简单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全球化”的确是一个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加以辨识、探讨和认知的概念。全球化概念的多学科特征充分说明了全球化进程涉及到众多领域，并正在从实践领域向意识、精神领域扩散，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新背景和新的视角框架。正如英国学者米特尔曼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3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是对20世纪人类知识与社会发展的总结，也是对21世纪人类共同发展的展望。
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却一直是各学科在讨论全球化中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尽管这种争议未必妨碍全球化的发展，也无碍于我们对全球化认识的深化)。但全球化概念的非规范性和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科间的沟通，导致了“全球化”一词的滥用，似乎当今世界，谁只要贴上了“全球化”的标签，就有了时尚、先进的荣耀，别人不应该，也不可以对你的看法加以指责，于是“全球化”一词本身也全球化了。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构建一个规范化的全球化概念。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全球化概念就其基本内涵和特征而言，人们应当有大体一致的看法(尽管要求人们对全球化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难度很大，甚至不大可能)，否则，就缺乏共同讨论、相互交流的起码条件。很显然，全球化概念的学术规范化过程不是某一社会科学单纯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综合意识影响的结果。其实，全球化作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从1980年代左右便开始了。据坎特(rosabeth.m.kanter)等人的一项研究，1984年在世界55个国家出版的1600种杂志中，仅有3篇在标题或摘要中使用了“全球化”一词，而到1994年则变为112篇，增长了37倍。[32]而到2000年11月，笔者仅从亚虎(yahoo)英文网站上搜索到的以全球化为主题词的文章就达50000多篇。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兴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命题的提出，无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理论，反映了试图解放这个新的时代和自我解惑的某种努力。[33]
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对全球化的内涵并非真正了解。今天那些在文章中大量使用“全球化”一词却又根本不知全球化有何真正涵义的人，就像金耀基先生当年说那些要现代化却又不知现代化之意义的人一样：其等于是没有罗盘的船在大海上飘荡，实在是很尴尬与危险的事。[34]即使有在文章中论及全球化内涵的，其绝大多数也只是从单一的学科角度来讨论全球化的，其中尤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为最。今天，与完全单一的学科视角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参与讨论全球化的学者似乎都在寻求从多学科的综合性角度来认识和界定全球化概念。如有学者就指出：“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政治、经济、技术和环境)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进程。”“也指一些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及惯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35]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也认为，全球化应从多种角度来认识，它既是一个实践政治命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命题，还是一个思想文化命题，并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人类社会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同时经历了巨大的飞跃。
在这场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社会科学家参与的有关全球化的大讨论中，社会学家似乎具有更大的优势，这或许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具有强烈的综合性特征，这不仅表现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知识内容全面广泛地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而且表现在学科建设上是其具有十分强劲的渗透性，它不仅可以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形成一门新的分支社会学，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而且还能与绝大多数自然科学交叉而形成一门新的分支社会学，如化学社会学、数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的这种综合性特征不仅使它对诸如全球化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还可以使其在研究中不断吸收各门学科的知识内容和具体方法，从而发挥出其它单性学科所不具有的优势。正如胡格维特所说：“尽管当今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了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但可能这样说才是公平的：在使全球化具有严格的、前后一致的理论地位的努力中，社会学家已经处在最前沿。社会学家关于全球化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克服全球化对话中的局限，而这些局限曾给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扰”。[36]
当然，尽管社会学家为全球化的讨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视角，但在社会学家内部，犹如笔者前面所论述的，其对全球化的认识视角也是丰富多采的。笔者认为，要恰当地认识全球化概念的内涵，首先应该有若干特别的限定和对全球化本质性特征的认识，而只有在全面彻底认识全球化本质性特征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作出对全球化的界定。这其中尤其要注意当今在讨论全球化时出现的大量与全球化概念近似但涵义又不尽相同的术语，这主要包括“一体化”、“国际化”、“趋同化”、“西方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性”、“相互依存”等等。[37]
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称著的一些社会科学现存范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例如，在传统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研究中，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全球性通道”，但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础仍然是探讨“社会”的问题或“社会间”的比较问题，直到现在也大致如此。而全球化的来临将会改变这种现状，从而引起社会科学具体研究对象和基础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内部由于“个体化”使得个体从传统的社会依存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束缚中不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社会外部由于“全球化”(如跨国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而对社会生存疆界的不断颠覆。因此，在这二者的双重作用下，所谓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将逐步丧失其影响“个体”生活方式的决定力量。无怪乎有社会学家大呼“已经不存在任何习惯上所定义的社会了，现在只剩个别的个体，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形构下活动了。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即社会，那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干吗？”。其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并不会从社会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的视野中完全消失，只是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因此，社会科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概念范畴，其习以为常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将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如何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体现这种情势和压力，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不仅是当今世界的总特征和主要趋势，而且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和处理问题的基本视角。而这种视角要求我们无论从哪一个学科(或是综合性学科)角度来认识全球化的内涵，都必须首先在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上实行某种程度的转变(如在思维方式上实现由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向主-客-主三维思维方式的转变；在研究范式上实现由“国家中心论范式”向“全球体系论”范式的转变)，这样才可能更加恰当地理解与界定好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这不仅是整个全球化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的需要。
[①] 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5, p1.
[②] a.m.坎特罗主编：《日出日落：向工业废弃的神话发起挑战》，纽约，john wiley & sons 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3-68页。
[③]马俊如等：《全球化概念探源》，《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8期。
[④] 阿·恩·丘马科夫著：《全球性问题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⑤]乔治·洛奇著：《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⑥] j. tinberg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amsterdam, 1954
[⑦] b.balassa: the theory &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p10
[⑧] 转引自杨龙芳：《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国编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⑨] luis emmerij: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7
[⑩] paul bairoch and richard kozul-wright: globalization myths: 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unctad/osg/dp, march 1996.
[11] k·h·巴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与后果》，《政治与现代史》，1995年第49期。
[12]《经济学家》主编：《21世纪的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13]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4] 詹姆斯·多少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148页。
[15] james rosenan: the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7
[16] james rosenau: the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7。
[17] james rosenau: the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toward an depurational formul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27(3),1996
[18] 陶东风编译：《全球化》，《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95页。
[19] h·克利夫兰：《全球共用地的管理问题》，《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93年第12期。
[20]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1.
[21] malcolm waters: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8,p280-310.
[22]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artviii.
[23] m.feetherstone: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24] 文军：《90年代西方社会学视域中的全球化理论述评》，《开放时代》，1999年第5期。
[25] 约·奈斯比特：《2000年大趋势——90年代的10个新趋向》，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26] 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化社会学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27]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
[28] 转引自岳长龄：《西方全球化理论面面观》，《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
[29] 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28-29页。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0年第1期。
[30] 沈国明、朱敏彦主编：《国外社会科前沿（199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31] j·米特尔曼：《全球化的挑战：在边际上的生存》，《第三世界》，1994年第3期。
[32] r.m.kanter and todd l.pittinsky: globalization: new worlds for social inquiry, i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a critical review, volume 40,1995-1996.
[33] 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4] 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35] luis emmerij: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7
[36] a·hoogvelt: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1997,p116
[37] 关于这些概念与全球化的区别，以及对全球化的本质性特征的认识，请参见拙文：《全球化---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6期，在此，我们不再做详细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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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曾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