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成长成本研究是探讨和解决青年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在社会急剧变迁和国家政策重大调整过程中,青年成长成本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如何辩证认识这些时代特征,有效扬弃,找出针对性措施,将是青年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青年;成长成本;时代特征;辩证认识
青年成长,即青年的社会化。从成本—收益角度来说,青年成长就是青年不断付出各方面的成本,去实现社会、家庭和青年自身对其社会角色的定位和预期目标的过程。因此,青年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青年成长成本的内在机制与成长收益的预期。也就是说,青年能否正常社会化,与青年成长成本的构成状况、负担机制、成本与收益比较等有紧密联系。所谓青年成长成本,就是指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耗费,主要包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就业成本、恋爱成本、交际成本等。当前,青年成长成本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青年个体发展和群体作用的影响越来越大,总结并辩证认识青年成长成本的时代特征,成为了青年研究的时代课题,也是解决青年社会问题新的视角。
一、青年成长成本的时代特征
1.从成本增长上看,青年成长各项成本和总成本激增
目前青年成长成本最外在、最明显、人们感受最深的特征是青年成长各项成本的普遍上涨,从而导致总成本激增。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和就业成本,是青年成长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青年成长成本中增长最为迅速的。
首先,生活成本的上涨表现为传统的衣食住行成本的不断增加。随着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成年子女尤其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成本也成为不少父母新的焦虑和沉重负担。生活成本的上涨又表现为因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而新增的信息化成本显剧增加。青少年从购买游戏机、BP机到电脑、手机、上网等信息产品和信息通信费以几何级数增加。生活成本的上涨还表现为社会福利成本的显著上涨。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使人们的保险观念改正,保险意识日渐增强,生活成本中又新增了保险成本。
其次,教育成本全面上涨。1989年,全国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收费。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2000年,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学费超过4000元。与此同时,中小学择校费也在上涨。近20年来,公民承担的教育成本的增长量是同期收入增长量的数倍之多,教育成本不断加速度地累积。
再次,就业成本上涨。在青年就业的国家分配体制下,青年的就业成本几乎为零。在就业市场化和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就业过程中的面试成本、交通成本、面试材料制作成本、获得资历证书成本等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都在不断猛涨。“万元”面试服、面试材料做成写真集、求职过程中天南海北地应聘等现象,已成为青年就业中的一种常态。
所有分项成本的显著增加,使青年成长成本总量激增。2004年,徐安琪以上海市徐汇区的家庭为对象,在《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报告中指出,0至16岁的直接经济总成本为25万元左右,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家庭支出为48万元,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青年成长总成本则达到49万元。
2.从青年成长成本的分担机制看,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承担方在不断地进行博弈,家族作为负担主体基本退出,家庭(个人)处在最不利的位置
青年成长是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作用下的过程,其负担主体应由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组成,三个主体要针对不同的分项成本和不同的成长阶段,分担不同的责任。但是,作为利益主体均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必然会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进行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又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结构、社会政策、利益主体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地位等方面来动态进行。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国家责任经历了弱—重—转嫁的过程,社会责任经历了弱—强—转嫁的过程,家庭责任经历了重—轻—重的循环过程,家族在承担青年成长成本的过程中逐渐退隐。
由于国家、社会的强势地位,青年成长成本负担机制中国家和社会将责任转嫁,家庭(个人)负担过重。在我国,教育投资的主要承担者是家庭、家长。据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2006年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我们的20年义务教育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取得的成就,农民和企业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义务教育的承担者。在农村是农民教育农民办来缓解经费矛盾,在城市则是鼓励企业办学,几乎占城市教育规模的40%。他还表示,在农村筹措的义务教育资金大概有几千亿。与我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是以政府为主,特别是初等、中等教育,社会公众负担比例在世界范围内平均不到8%。
3.从成本形式的变化看,长期成本为主、短期成本为辅,到长、短期成本兼顾,从外露成本(物质成本)为主内、隐成本(心理、精神成本)为辅,到外露与内隐成本的双重快速增长
以时间跨度来区分,成本可以划分为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是指必须花费长期的经济成本、时间、体力和智力等方面的付出才能获得的某些收益,如青年的人力资本含量、社会实践技能等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短期成本是指为了在成长过程中增加当前急需的潜在收益的获取可能性的短时期内超常规投入。如青年就业过程中面试服装费、面试材料制作费、各种短时期内为获取以资证明某些技能的证书而投入的相关费用等,都属于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是一直存在并占主导地位,占据决定性作用;短期成本只是以辅助的形式发挥着补充作用。随着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短期成本不断兴起并蓬勃发展,其作用和地位也日益提升。正是这种变化,使部分青年在短期成本上存在认识误区。过分追求面试服装的高档和过分讲究面试材料的精美与豪华,就是典型的高估短期成本作用的事例。
以显现形式来区分,成本可以划分为外露成本和内隐成本。外露成本主要是指物质成本,是指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或间接的物质成本,是可以通过金钱来衡量或可以交易的物化成本。内隐成本主要是指心理或精神成本,是指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一种以内在的心理压力、精神压力为代价的难以物化的间接成本。在此之前,由于国家和社会承担了大量的青年成长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和就业成本,家庭(个人)主要承担的也只是外露成本。当前,外露成本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随着成本总量的迅速增加,国家和社会责任的转嫁,致使家庭(个人)的承担能力难以承受青年成长成本的分担责任。因此,在外露成本显著增加的同时,使内隐成本也急剧膨胀,主要表现为青年心理压力、学习压力、就业压力的增大和心理问题、精神健康等问题的日益突出。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4年12月公布的国人压力调查显示,20-30岁的青年是当前社会转型期压力最大的人群,其压力均值为71分。而31-40岁、41-50岁、51-60岁的压力均值分别为67分、66分和68分。
4.从间接成本看,机会成本由弱到强,风险成本不断增加,沉没成本现象日益突出
间接成本日益显性化,是青年成长成本的又一突出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机会成本由弱到强。机会成本又称择一成本,是指在选取某一方案而放弃另一(些)方案所付出的代价或丧失的潜在收益。选择机会越多,那么机会成本就越大。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加快,社会开放程度提升,青年流动机会和途径越来越多,青年面临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青年在做出每一个选择的同时,便意味着失去了其他选择的机会。因此,在青年选择机会不断增多的情形下,机会成本由弱到强的特点也日益凸显。机会成本是一次性的,但会影响着人们的后续选择。为了减少或尽量避免由于机会成本所造成的损失,人们会通过后续的现实成本的投入来减少或补偿先前机会成本的付出。例如,许多家长在对青年进行钢琴能力培训时,有可能丧失未进行书法培训而带来的机会成本的利益。因此,为了尽可能减少机会成本的损失,许多家长要求自己的孩子同时报名多个兴趣班或特长班,其原因就是尽可能减少机会成本带来的潜在损失,但无疑加大了降低机会成本带来损失的现实成本。
第二,风险成本不断增加。风险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风险成本就是可能发生的损失。青年成长的风险成本主要体现为教育风险和创业风险。成本与收益能够较好地契合和稳定预期,那么风险成本就较小;反之则风险成本较大。教育曾经作为青年获得社会流动机会,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声望和收入的重要载体,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成正比,教育预期稳定且明晰。但是,由于教育成本不合理的增长和就业市场的不景气,使现在的教育预期不稳定而且模糊,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也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比关系,使风险成本加大。正是风险成本扩大和收益预期降低,使“新读书无用论”在我国局部地区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出现和蔓延。
第三,沉没成本现象日益突出。沉没成本又称沉淀成本或积淀成本,是指已经投入的人力资源成本,是因某种原因没有加以有效地使用而闲置起来造成的损失,也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加以改变。青年成长过程中,各项成本都能获得收益,那么沉没成本就非常少或者趋于零。但由于青年成长是一个连续性、受社会环境支配和难以准确预测将来的社会化过程,因此成长成本的付出是多方面的,而一些成长成本必然会成为沉没成本。例如,许多青少年参加许多兴趣班、特长班,其目的只是获得相关证书来进入更好一点的学校学习,但在往后的日子里却很少用到,未能发挥作用,这些成本的投入就基本成为了沉没成本。
二、对青年成长成本的辩证认识
1.青年成长成本的增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青年人力资本含量增加的内在要求,同时必须保持适度合理的增长
青年成长成本的增加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首先,青年成长成本的增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更多地物质投入是青年成长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不断改善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意味着青年成长成本的不断增加。其次,青年成长成本的增加是人力资本含量不断增多的必然要求。人力资本与社会经济发展正相关,是劳动生产效率的基本条件与有效保证。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以教育成本的付出为前提。人力资本含量与教育年限、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设施和教育环境等方面有很强的相关性,而这些都需要以加大资本投入为基础,即以增加青年成长成本为基础。
当然,青年成长成本的增加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无限地不顾条件地堆积就好,而是有其外在条件的限制和内在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为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合理、合适与合目的。具体来说,青年成长成本的增长要充分考虑到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发展状况及其三方对青年成长成本的承受能力的合理范围。
2.青年成长成本分担机制应该是国家、社会或家庭(个人)三方成本动态、合理和互补的结合
青年成长成本是国家、社会或家庭(个人)三方的成本“共谋”,青年成长成本分担机制理应是三方分担。但是,在利益需求、收益判断、利益分享和现实结果上,国家、社会或家庭(个人)三方的认识和判断存在矛盾、冲突与差距,需要合理的制度构架来平衡三方关系。通过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分担机制,使青年成长成本的投入和产出、收益与分享尽可能达到最优化状态,使三方在享有青年成本带来收益的同时承担应有的成本承担责任。
由于青年成长成本的构成复杂,青年成长阶段又是分化与不间断的结合,使青年成长成本的分担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总成本上给国家、社会或家庭(个人)三方划定一个固定的承担比例,而应该根据不同内容和不同阶段来划定三方的责任,建立动态、合理、互补的分担机制。以教育成本为例,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应该主要由国家承担;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成本应该由国家和家庭(个人)为主承担;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则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由社会(企业)和家庭(个人),或者国家和家庭(个人)为主来承担。值得注意的是,在青年成长成本分担机制中,国家应该发挥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为国家经费对青年成长所需资金的合理划拨、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和国家强制机器的有效保障。目前,国家正在发挥对青年成长成本分担机制建设的主导作用,使之尽可能朝着合理的方向在发展,主要表现在国家加大了对青少年成长的资金投入和设施建设,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国家承担起更多的教育成本责任。
3.青年成长成本负担机制不完善和成本构成不合理,是青年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结构要素和经济因素
在青年社会问题中,原发性青年社会问题较少,绝大多数青年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的衍生物,是社会结构规定下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成长成本与青年成长收益之间矛盾与冲突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因此,青年成长成本分担是否合理,是青年社会问题及其相关社会问题能否减少、缓解和消弭的重要影响因素。青年教育费用问题和青年就业问题之所以凸显,是社会变迁下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配置不完善的必然产物。从青年成长成本负担机制来看,国家、社会(企业)和家庭(个人)对于青年成长成本负担的比例不合理,负担机制不完善,导致了家庭(个人)负担过重。
从另一个方面看,成本构成合理才能保证有效收益。由于青年成长成本的现实情况是重智力投资轻德育投资,重理论学习的成本投入而忽略实践能力的成本投入,导致重智轻德、重物质轻精神、重理论知识轻实践素质的问题比较明显,使部分青年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和社会适应性结构未能达到优化状态,相反存在着偏废状态,也就使青年难以全面有效地社会化,也就难以达到预期社会化的目标。因此,从经济因素来分析青年社会问题之所以产生,青年成长成本构成不合理就是其隐藏其后的重要原因。
4.青年成长成本投入和承受能力的群体差异,是青年群体分化和社会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成本决定收益。由于成本投入能力的差异和成本承受能力的不同,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社会化的环境、机遇、能力的提升和就业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可以说,由于青年成长成本的差异,是青年群体分化的重要经济原因。而青年成长成本之所以有很大的差异,是因为青年生活和成长的社会结构安排,如城乡制度安排下的诸多不平衡,家庭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与经济收入的差异导致的不平衡,而这一切会在青年成长成本上集中体现出来,即青年成长成本是社会各方面的差距在青年身上的集中体现,成长成本是一个集中的载体。
当前,青年群体分化逐渐明显,青年群体之间的经济差距、教育公平、就业公平、收入公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合理现象不断凸显,其深刻原因无不与青年成长成本投入和承受能力的差距不断拉大紧密相关。因此,如何有效地消减青年成长成本投入和承受能力之间因差距而带来的青年群体的社会问题,将是一段时间青年研究的重要课题。
李广文: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
邓希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王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