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以来,伴随传统文化的式微,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主义裹挟着西方文化模式削弱了中国青年的民族认同。本文认为2008北京“奥运会”为唤醒中国青年的民族认同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挖掘和传播具有普适性和现代性的传统文化,以及动员青年人将中华民族复兴的情怀与日常生活工作中扮演优秀中国人的角色意识紧密关联起来,是强化青年民族认同的两大“迎奥运”活动主题。
关键词:“奥运热” 青年 民族认同
随着2008北京“奥运会”进入倒记时,举国上下尤其是青年迎“奥运”的热情如火如荼。各地青年自发或官方组织的迎“奥运”活动形式让人目不暇接;数以百万计的“奥运”志愿者也基本从青年中选拔产生;网上关于“奥运”的论坛更是深受网络青年的追捧。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查询关键词“青年、奥运”共有5,010,000条,高出“青年、爱情”约一千万条。当“奥运热”超过青年对千年传唱的爱情的沉醉与痴迷之时,“奥运”对中国青年的深刻心理影响自然值得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诠释。本文试图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谈谈“奥运热”对中国青年民族认同感的建立和强化的深刻影响。
本文探讨的“民族”概念涉及民族国家的范畴,特指中华民族。对“认同”的理解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把认同界定为通过共同的信仰、情感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传承、共同的历史与命运、共同的利益和荣耀的群体归属感,也就是迪尔凯姆所说的“集体良知”,与群体身份的标定,是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本文借“奥运”这一特定历史事件思考中国青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人的角色认知。
一、 “五四”以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青年民族认同的削弱
鸦片战争以前,从全球视角来看,也就是在近代世界新体系形成以前,中华民族无论朝代如何频频更迁,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认同从未发生过动摇。三千年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夏中心主义,从沿于周朝的夷、夏之分的地理中心观念,演绎为以孔孟为观念核心的文化种族标志;同时与周边国家、异族缔结的“天朝朝贡体系”的建立,使华夏中心主义之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统一起来,这形成了中国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的基础。历史发展到近代以来,民族认同危机开始爆发。知识阶层和青年群体在民族认同问题上一直处于矛盾、冲突和削弱的困境之中。其主要表现以下三个阶段:(1)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两难争辩;(2)1949年后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造成传统文化传承的断层;(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浪潮,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兴起,淡化了民族认同的地理、血缘与文化的天然纽带。
首先,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在器物层面上张显了现代国家实力,并以武力征服迫使中国政府签定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例,天朝朝贡体系中建立的民族自尊感丧失殚尽;国门被洋枪洋炮炸开以后,质优价廉的日常消费品——洋货长趋直入,物质层面的崇洋心理在中国社会得以普遍形成。其次,十九世纪之后,与西方人频繁的面对面的交往,让中国广东沿海和北京等中心城市的中国人普遍了解到长期封闭的中国之外更宽广的世界。与此同时,了解外面世界的需求,促使《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一批地理杂志纷纷刊印。这些新知识给中国人带来了“中心”之外的崭新气象的同时,也颠覆了华夏地理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动摇了民族认同的地缘基础。最后,在精神领域,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文化改良运动。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剧烈冲击之际,在救亡图存”的急迫压力之下,倡导新文化革命的五四运动,急功近利地强调工具理性层面,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毁,以价值观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民族认同陷入迷思。关于“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辩,正是这种迷思的集中体现。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革命,实现了民族解放、重新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共产党通过多次暴风骤雨式的社会运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并同时开始了全面的意识形态思想改造,使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革命文化成为支撑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认同体系。但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突破了人类关于“人性”、“自由”等普遍原则,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思想混乱,使得许多社会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及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受到了身心伤害。伤痕文学成为那个时代年轻人对青春之殇的祭奠符号。“文革”结束后,不少人理想幻灭,导致刚刚建立的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一度失去了感召力。1978年的改革开放伊始,“姓资姓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折射出当时中国在面对新的时代变迁之际的认同危机。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经济领域高歌猛进,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消费认同成为一种日夜滋生的意识形态,掌控着刚摆脱物质匮乏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合作,导致麦当劳、迪斯尼、星巴克咖啡馆、好莱坞大片裹挟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势不可挡地吸引并附着到年轻人的信仰与价值体系之中。大学校园人手一本“考托”参考书,出国成为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的首要目标;进外企成为大都市年轻人最引人羡慕的职业;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层面,中国当代青年都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
总之,作为民族认同核心的文化认同,无论是中国的儒教文化传统,还是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都遭遇了严重的认同危机。目前,在西方文化全面入侵之际,青年如何建构自己的民族认同,从宏观上讲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至关重要;从微观上讲,有利于中国青年摆脱文化身份的焦虑,在民族归属感中获得集体自尊,从而使自我人格得到健全的发展。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唤醒中国青年对民族的认同感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
二、 “奥运”唤醒青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现代主义认为,民族意识的唤醒是来自于与异民族,既面对“他者”的直接的交往互动中产生的集体认同,另外也是在国家民族间的竞争中被激发的。当我们到国外旅游、留学、公务时,立刻产生群体身份的意识,因此我们的行为举止扮演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自我,而是群体的自我,既“我是中国人”;对那些在国外行为发生偏差的中国人,国人必然群起而攻之,最常见的指责就是,“真丢中国人的脸!”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战争和冲突则是国家民族间恶性竞争的表现。面对外族的入侵,国民往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从而最大程度地加强了民族内部的认同和团结。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点燃了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二十一世纪,国家民族间的竞争形式更多地表现在没有硝烟的科技、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比如常娥一号探月飞船的成功发射,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华人导演李安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也让全世界的中国人觉得脸上有光。简而言之,直接交往和竞争是唤醒民族意识的两大刺激变量,而“奥运会”以体育为竞争领域,为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面对面直接交往。可以说,“奥运会”是唤醒民族认同的绝佳时机。
“奥运会”是全球性的体育盛会,几乎所有国家都积极参与,并具有最广泛关注度,电视收视率惊人。2000年悉尼“奥运会”全球至少36亿人通过电视收看过一次“奥运”实况转播;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一数字高的达39亿人,电视观众累积总人次为400亿。据估计北京“奥运会”的申办、筹备和召开期间已经和将要接待来自全球各地的运动员、官员、观众、新闻媒体100万人次。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被如此众多的外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凝视和评价。可以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作为东道主身份的国民,在国家民族形象塑造的压力下,民族凝聚力和中国人的角色意识都将得以强化。
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现代社会,“奥运会”都具有神圣仪式的功能,桂冠和金牌成为城邦或国家间“最强”的象征性符号,既通过体育游戏性的竞争代替了通过战争炫耀国家的强势。发奖仪式上,标志国家荣誉的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完成了冠军和民族英雄之间的完美嫁接。在现代“奥运会”上,冉冉升起的国旗,响亮全场的国歌,热泪盈眶的运动员,情绪沸腾的观众,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完美地构造出了一个现代国家“群情激动的壮观场面”。一个国家在“奥运会”上体育竞赛中的胜利,通过仪式的表现与渲染,大众对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和对民族英雄的崇拜立刻被激发、被感染。其实,无论是金牌数的排名,还是“奥运会”主办权的争夺,以及耗资巨大的炫耀性场馆的落成,“奥运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张扬国力的竞赛场。
几乎各个年龄层的群体都被“奥运会”的魅力所吸引,其中青年则是最直接、最热情、最投入的群体。2001年7月13日夜晚,当申奥成功的喜讯传来,只要是青年人聚集地——大学、广场和酒吧,都成了激情澎湃的狂欢之地;2008北京“奥运会”10万名志愿者中绝大多数是由在校大学生组成。青年读物关注青年最热点的主题,是青年话语和文化的集中体现。早在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就曾叩问: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个团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主办“奥运会”?100年后同样是以青年为阅读群的《北京青年报》,在得知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后,报社在23层的大厦外挂出与建筑外立面相同面积的一条重达2吨的巨幅庆祝标语:“北京赢了!”。为什么青年更热衷参与“奥运会”,究其原因有三个:首先,青年人在人格和情绪上更具活力、热情;其次,青年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数量相对成家立业的成年人要少很多,因此他们更有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会活动;最后,青年正处于自我和社会认同形成时期,通过参与“奥运”活动可以获得更积极的社会评价和集体归属感,以及日常情绪的宣泄。正是由于青年处于生理、心理特殊的时期,“奥运”对青年民族认同感的唤醒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
三、 讨论:强化青年民族认同的“奥运”活动主题
“申奥”到“迎奥”的八年来,从国家动员到社会推动的“奥运”主题活动目不暇接,其中与民族认同有着或明或暗关联的“迎奥运”活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国学和传统文化。比如中秋、端午、七七等传统节日的恢复,四书、五经等汉学讲座的热播;书法、国画、京剧、昆剧以及汉服的兴起;“奥运”福娃、龙、吉祥结等中国文化符号的传播与流行。其二,中国人的角色扮演。比如北京市以“为祖国争光、为‘奥运’添彩”为口号,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对市民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工商联发起的“迎‘奥运’微笑服务行动”;妇联开展“争创巾帼文明岗、优质服务迎‘奥运’”活动;中小学生参与“迎‘奥运’交通文明小使者”活动;迎“奥运”大学生“绿色长征,和谐先锋”活动,则是号召大学生身体力行保护环境,改变中国近几年来环保事件造成的负面国际形象。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内核,对于多民族融合的中国民族而言更是如此,既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才能超越血缘和种族纽带成为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不是文化的乡愁,也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只有具备现代性和普适性的传统文化特质,才可能成为作为“时代先锋”的青年群体所认同的文化。所以,在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主题的青年“奥运”活动中,我们需要把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必须推陈出新,符合时代的需求和未来的走向。以《论语》为例,“父母在不远游”就难以被青年人所接受,而“己所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则是契合平等、民主、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昆剧等传统剧种需要从内容和形式上改革,才能为青年人所喜欢,比如,昆剧青春版的《牡丹庭》深受大学生追捧,开创了成功的先例;对于文化图腾符号,其表现形式与包装需要更现代、更动感,才能符合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通过迎“奥运”,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的整体新风貌,从而增加青年人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是激发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宣传为国争光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比如航天技术的科学家、“奥运”冠军,让他们成为被青年人所崇拜的民族英雄。另一方面,动员青年人将复兴中华民族的宏大情怀与日常生活工作中扮演优秀中国人的角色意识紧密关联起来。“文明的、人文的、环保的、科技的、热情的、友爱的”等是目前媒体所主要倡导的“中国人”的“奥运”行为规范。通过“奥运”活动对国民尤其是青年人进行社会动员,让人们正确知晓,在世界的注视下,作为优秀民族的“中国人”的角色要求和角色扮演,这不但可以改造国民性,同时还能增加民族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Zhao , Suisheng , 2004 , A Nation2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任丙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 学海》,2004年第1期。
3、申剑敏: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人文杂志》2001年第6期。
4、〔英〕安东尼·D. 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朱虹 博士、副教授
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电子邮箱:zhuhong_nju@163.com; popinion@nju.edu.cn
本文受南京大学“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