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结构中的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密切相关。由于代沟的不可消弭，不同代之间可以表现为三种关系形式：控制、疏离与对话，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的青年话语形式：听话的“乖孩子”类型、不安分的反叛者类型以及独立的先行者类型。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几个代际冲突热点事件的分析，指出当前中国代际冲突的实质在于青年话语的变迁以及主流社会对于这种变迁的不敏感。因此促进代际和谐的关键之一是从制度和文化上赋予青年应有的话语空间和自主权力，加强双方之间的对话，将彼此之间的较量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

在社会的结构性差异中，代际关系是除阶级、阶层、种族和性别关系之外的一个重要类型，但在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中常常遭到忽略。直到1970年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论述代沟形成的《文化与承诺》一书的问世，才引起人们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代际冲突问题的关注。国内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所谓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其中前者是指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多从经济、人口和社会政策的层面论及；后者是指家庭中几代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家庭养老和子女教育问题，往往从传统的“孝”文化和新生的独生子女文化的层面论及。但是这两个层面的论述之间常常是脱节的。实际上代际冲突不仅代表着不同代之间在公共物品和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的权力冲突，同时也意味着支撑这些利益背后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偏好上的差异和分裂。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这样一个转型时期，代际之间利益和观念的冲突作为社会结构冲突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正在家庭和社会、文化各领域呈现出越来越纷繁和显性化的趋势。本文试图将这样一种冲突形式放在青年话语变迁的视野中展开，通过对国内几个热点事件的讨论和分析，探寻代际冲突的实质以及与青年话语变迁之间的关系。

代与代际冲突的涵义

作为理解代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代”的涵义无论在流行话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是比较混乱的。有学者将这一概念概括为至少五种涵义（Attias-Donfut & Arber 2000, pp2-3）：（1）用来区分这样一群人，他们出生在同一时代，年龄差不多，并经历了特定的社会转型或变革；（2）来自亲缘研究，指祖父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血统关系，被称为“家庭代”（family generations）；（3）用来测量时间的一种很不精确的流行说法，历史地表述父辈与子女年龄之间的差数；（4）卡尔·曼海姆采纳的一种社会学标准，将代的形成过程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指出生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同样的社会变革并形成独特的“历史社会意识”或集体认同、进而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使之与先前的几代人相区别的一群人；（5）被科利（Kohli）描述为“福利代”（welfare generation），是社会的制度化进程进入特定年代的产物，根据他们教育、工作和退休的结果来界定。

当然，这些涵义之间的区分是模糊的，有时是相互交叉的和可变的。比如现在中国的青年人，都是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独生子女政策之下，经历了家庭中众星捧月般的无尚呵护，同时也面临着市场经济时代残酷的差别和竞争；一方面全球消费文化浪潮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可能，另一方面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的共存又带来了信仰的迷失和选择的困惑……所有这些构成了这代人特有的社会经验或集体认同，使之区别于他们的父母——不仅仅在年龄上、经验和意识上，也在价值观和生涯选择上。他们的父母出生在计划经济的毛泽东时代，受到正统的集体主义和传统家庭文化的教育，经历了社会转折所带来的教育、就业、福利、家庭生活、价值观念等等方面变革的痛苦。因此他们两代人的“代”不仅包含家庭、亲缘的涵义，还包含时代、历史的涵义，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制度和福利变革的涵义，并且彼此之间相互交叉、影响，形成了两代人在社会境遇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和断裂，也为他们之间普遍存在的代际冲突构成了基础。

代际冲突与文化的传承模式密切相关。玛格丽特·米德在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中，将文化的历史传承区分为三种类型（米德，1988：p20）：后象征文化（Postfigurative）、互象征文化（Cofigurative）和前象征文化（Prefigurative）[i]。其中第一种文化变化迟缓、难以察觉，未来只是简单地重复着过去，因此年轻一代需要向长辈学习经验。这种文化代代相传，“它的延续既依靠老一代的期望，又依靠年轻人对老一代期望的复制”（同上，p23）。第二种文化变化相对较快，现在成了未来的指导，所以年轻人不是向老一辈学习，而是向同辈人学习。这种文化中老年人虽然仍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他们和年轻人一样相信新一代的行为有别于前一代是很自然的，同辈人是比正在被取代的父母更重要的行为榜样。第三种文化变化的速度让人眩晕，这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代与代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普遍的断裂（代沟）。由于年轻人对依然未知的将来具有前象征性的理解，他们具有了新的权威，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们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在这种文化中代表未来的是孩子，而不是父母或祖父母”（同上，p84）。

可以看出，米德所描述的三种文化类型恰好展示了老一代或者成人社会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就是控制、疏离和对话。在以老一辈为绝对权威的后象征文化中，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这种原始的、与世隔绝的文化只能在整体性和复制性的系统中靠长者对后者的权威控制的形式延续下去，因此这种关系类型的主要特点是控制；在互象征性文化中，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经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冲突，老一辈不再是年轻人行为的典范或者守护人，同代人之间的学习交流成为主要的行为模式，因此代与代之间的断裂与疏离成为这种关系类型的主要特点；在前象征文化中，代表着过去的老一辈彻底丧失了权威，因为他们从年轻人史无前例的经验里再也找不到自己重复的经验土壤，年轻人通过对过去的反叛建立了属于自己未来的新的权威标准，跨越这条代沟的唯一出路就是对话。

青年话语形式及其变迁

如果将主流话语中对青年的建构与认定称为青年话语，那么同样可以看到，代与代之间的控制、疏离和对话也体现了三种不同的青年话语形式。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可以视为一种后象征文化阶段。在家庭内部，传统的“孝”文化占据着核心地位，父母掌控着经济大权，家庭出身状况不仅影响孩子的生活、教育，甚至直接影响孩子的政治命运和社会权力。那个时代无论是就业、保障制度还是生活方式都变化不大，父辈的经验对年轻一代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在社会上，虽然青年人被视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代表着“祖国的未来”，但是他们的言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之下的，对青年人的政治灌输和传统道德教化充满了学校、社会和家庭各个角落。即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年轻人的激情和狂放也是在官方的有意识引导和限制之下的表现，因为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所有按钮都掌握在国家权威手里，年轻人最多偶尔充当道具玩一把游戏而已。这种青年话语形式可以归纳为一种听话的“乖孩子”类型，其核心内容就是听家长和老师的话，服从国家需要，做个好孩子。

8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随着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脚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西方文化的传入给思想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经历了集体主义洗礼的年轻人，在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困惑和考验，老一辈的经验和传统对他们来说不再适用，官方教化的那一套在新的形势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互象征文化阶段，年轻人更多地从同辈先锋那里找到自己学习的榜样，而与老一辈所代表的主流社会之间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分歧甚至对立已经非常明显。从当时引起全国普遍反响、众多青年加入的“潘晓讨论”事件背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ii]有学者提出了“偏离”和“吸纳”的概念来解释80年代中国转型时期青年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单光鼐等，1994：pp1-46），其中偏离是指对已有秩序的一种挑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各个方面，吸纳是指社会力量动员可供青年享用的社会资源的能力，也是控制青年发展进程中的偏离的能力。因此这一阶段的青年话语形式可以归纳为一种不安分的反叛者类型，两代人之间呈现出一种疏离和较量的姿态：一方面无论在家庭、社会和文化领域，老一辈的力量依然占据着支配性地位，试图将青年人这个不安分的人群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尝试走出老一辈的遮蔽，去发掘自己独立的天空。

这种代沟在所谓的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起来以后，才真正引起了中国主流社会的普遍关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有条不紊地迈进中国，在信息技术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催生下，传统的价值观和主流的政治教化模式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这里不费吹灰之力就顷刻间崩盘了，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与老一代经历的全然不同、瞬息变幻的世界。在这个由互联网、知识经济和流行文化编织的全新世界面前，老年人的经验和思想显得愚钝不堪，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教育显得苍白无力。年轻人不再费心抗议旧有的观念或体制，甚至不再试图向老一辈解释自己的理想蓝图，而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娱自乐、游刃有余，以致引来主流社会和成人们好奇的目光。这一阶段可以视为前象征文化阶段。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家庭、学校、社会还是文化当中，年轻一代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父母、老师的经验和教诲常常与孩子们的需求相去甚远，社会的许多行业、部门，尤其是高新技术和流行文化等领域正越来越多地为年轻人所占领，残酷的竞争、迅速更新的信息、五花八门的新名词已经让老一辈无力应对，除非主动向年轻人学习，否则只有无奈地退居边缘。“就在前不久，老人还能说：‘你要知道，我曾经年轻过，可你却从来没有老过。’可现在，年轻人可以回敬说：‘你从来没在我的年轻时代里度过你的年轻岁月，你也不可能了’”（米德1988，p65）米德的这段关于60、70年代美国代沟的描述，也可以用来典型地叙述今天中国两代人之间的代沟现状。

按照米德的说法，这一阶段最理想的代际关系就是对话和交流，虽然对话双方生长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当中、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因而沟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一旦年轻人和老年人真正认识到有一条深深的、新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的代沟存在的事实，交流才能够重新建立。只有成年人像父母和老教师那样认为自己需要内省，需要用自己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来理解眼前的年轻人，交流才是可能的。”（米德，1988：pp78-79）。因此这一阶段的青年话语形式可以归纳为一种独立的先行者类型，两代人之间应该放下对立和僵持的较量者姿态，跨越分离的鸿沟，展开对话和交流，而这尤其需要主流社会的成人们放下权威者的架子，将年轻人从“异类”的偏见中解放出来，视为值得学习与合作的先行者。但是我们看到，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老一辈仍试图掌握着控制权，以权威者自居，用后象征文化和互象征文化的话语模式来对待年轻人，从而形成了教育和沟通的错位，加剧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比如在家庭中，父母将希望全部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总是想让子女按照自己规划的路径成长，并不惜为此鞠躬尽瘁、丧失自我，但结果并不一定如愿。因为一旦年轻一代成了父辈实现目标的工具，反过来他们也会将父辈当成自己实现目标的工具。在社会公共领域，主流话语依然将青年人简单地视为不安分的反叛者加以防范和控制，没有试图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想法，把他们当成独立的合作者与先行者来重视，牢牢控制着话语权不让年轻人染指。只有在流行文化中，比如音乐、影视、服装、时尚等领域，老一辈已经在与年轻一代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不得不将这个舞台让给了新生文化，并且自己也以对新生文化的了解为炫耀的资本，虽然他们内心可能并不一定真正欣赏。因此现今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种多元话语并存的状态：即家庭中的乖孩子类型、社会政治领域的反叛者类型、以及流行文化中的先行者类型同时出现。这些多元话语之间的内在冲突，经常会通过一些代际关系的具体个案充分显露出来。

个案分析：代际冲突的实质

其实这两年一些引起全国轰动的著名网络事件就体现了代际冲突的主题，比如无名小青年胡戈自制“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大导演陈凯歌的大片《无极》极尽调侃之能事而引发的纠纷和讨论，还有新生代作家韩寒以“文坛算个屁！”一文对文学评论家白烨发起进攻、进而引发二者之间的笔战等等。这些事件都是在两代人之间展开，并且往往以新生代对主流权威代表的挑战为特点，但结果却大多以后者的失败或妥协而告终（大导演侵权告诉的无极而终、评论家的关闭博客）。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众多网友的加入以及对于新生代的强烈支持，二是在讨论过程中权威者往往避而不谈挑战的内容，而将注意力放在挑战的态度与方式上。这至少反映了两种可能性：其一，由于依据的标准不一样，当事者双方在内容上无法沟通，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更多地来自挑战的态度或方式上；其二，在两代人的交锋之中，新生代已经树立了自己的新权威，并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获得了更广泛的大众支持。这表明至少在流行文化领域，年轻人作为独立先行者的青年话语模式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可，但在具有权威地位的老一辈那里，却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只把他们视为不安的反叛者和不怀好意的捣乱者。

如果说以上的实例因为牵扯到名人效应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话，那么笔者下文想要具体展开分析的两个代际冲突的案例都来自普通人的生活，因而也更具有代表性。它们就是2004年11月1日在南京大学逸夫楼前贴出的署名为“一位辛酸的父亲”给大学生儿子的公开信所引发的广泛讨论，以及2006年3月23日广西南宁市邕宁高中一名姓韦的高二学生因为一篇题名为“四面楚歌”的作文所导致的一系列风波。[iii]抛开第一个案例中公开信的虚实、第二个案例中韦同学的文字表达缺陷等因素不谈，这两个事件之所以引起普遍关注和反响，是因为它们牵涉到目前中国社会颇为头疼且素有争议的两个棘手问题：即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问题，这两种教育的核心恰恰体现并影响了家庭和社会中代际关系的基本形态。而在这两个案例中，虽然所呈现的代际关系都是冲突型的，但分别代表了父辈和年轻一代各自的心声，冲突双方的代沟暴露无遗。

在给大学生儿子的公开信中，辛酸的父亲列举了儿子的几大罪状：（1）把父母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服务视为理所当然，没有看到儿子上大学包含了父母几十年未竟的梦想；（2）上大学后与父母很少通信，只一个“钱”字了得，除了催款信之外没别的，而与高中女同学则通信频繁；（3）为谈恋爱出入卡拉OK酒吧餐厅，大手大脚消费，并与同学攀比，甚至不惜用欺骗手段从父母这里拿钱；（4）对母亲下岗、父亲工资微薄的现状不闻不问，只一味地索取，导致父亲失眠，白白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信的结尾这位辛酸的父亲这样追问道：“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加文化知识和社交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由于这封信本身是记录事件的唯一文本，而信的内容主要描述了大学期间儿子对父母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给父母造成的失落感，对上大学之前双方的行为关系模式少有涉及，因此不可妄加揣测。但从呈现的文本内容至少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1）长期以来这个家庭中和谐的代际关系是以父母对儿子单方面的无条件奉献和服务为特征的，但在儿子上大学之前对于这种关系模式父母并没有怨言，因为他们把这看成了实现自己未竟梦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父母的奉献实际上并非是无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儿子考上大学、成为他们的骄傲。但是对于儿子自己真正的梦想是什么，父母其实并不清楚。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儿子跟高中女同学在信中有说不完的话，而跟自己却无话可说。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必然的，因为儿子与同学之间有相似的经历和体验，彼此了解对方的需求和兴趣，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而在父母那里自己充当的是实现梦想的工具，父母则是为了这个过程提供金钱与服务、从而收获骄傲的人。这种扭曲的代际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但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却很普遍），它是典型的控制型关系，就是子女按照父母的理想规划一步一步走下去，当个“乖孩子”，借此便可向父母无限地索取。在这种关系模式中，孩子永远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因此除非有意塑造，否则很难培养一种感恩之心。当儿子上了大学之后，一方面在思想、情感、生活方式等方面欲摆脱父母控制，成为年轻一代“反叛者”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又想继续享受传统的“乖孩子”话语模式中所享有的待遇，所以冲突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2）信中流露出父亲对于儿子消费、交友、恋爱等等方式的不解甚至不满，这里明显看出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在儿子看来那些都是天经地义的，同学们都这样，但是在父亲看来，却让他们“倍感陌生”甚至“痛苦”。父亲的痛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儿子的观念和行为与自己的期望值差距太大，另一个是自己面对这种差距无能为力，儿子根本没有沟通的愿望，而自己又不知这样的沟通从何而起。实际上如果父亲预见并正视两代人之间代沟的存在，起码第一种痛苦就会消失。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明白需要做出调整的不仅仅是儿子，也包括他自己。父亲一方面把儿子当成了大逆不道的反叛者，并抛出“知恩图报”的传统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失落，但是这种交换理论成立的前提却是双方的独立和分离，因此父亲完全有理由拒绝满足儿子在大学期间的无限索取。但是在行动上，他却依然采取了传统的“乖孩子”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儿子责任心和独立人格的缺乏创造了条件。

在广西韦同学的作文风波中，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代际冲突的另一方完全不同的声音。作文的题目采用了年轻人中很有市场的歌星周杰伦的同名歌曲《四面楚歌》的名字，甚至文中的许多句子都是从这首歌的歌词那里直接套用过来的，比如作文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我的生活就像拍了一出戏，有超多的导演和编辑，用他们特有的语言，掌控我生活的情绪。他们的目的，美曰其名为培养国家栋梁之材，但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这与周杰伦歌词中的第一个片段如出一辙：“我的生活像拍了一出戏/有超多导演跟编剧/只说了台词一句/而他们配了八百个语气/操控着我的情绪/那根本不是我的口气/想让观众看好戏/最后的目的还不是在促进收视率”；还有作文的最后一段写道：“我一路走来，十几年，我由年幼无知顺从你们，倾听你们的教诲至今天，用我毕生的从你们身上所学的本事反驳你们，或许我该反省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你们如果认为你是个好教师的话，那请以这样的方式教育下去吧，我最后想说的：我，始终还是我，谁都改变不了我，虽然我知道很多弓箭手想射下往上爬的我，等我到了山顶上头，谁都伤害不了我，这些弓箭手辛苦了你们拉弓的手，我还会把你们当长者，因为我是后生，但我们成不了朋友。加油！摇屁股的狗，虽然我们不是朋友，但你们还能做我的狗。”后半部分明显套用了周杰伦歌词中的另一个片段：“我始终还是我/谁都改变不了我/虽然我知道很多弓箭手/想射下往上爬的我/当我到了山顶上头谁都伤不了我/这些弓箭手辛苦了你们提笔的手/我还是会把你们当朋友/因为我知道这是你们大家的工作/加油咬着苹果的狗/虽然不是我的对手/还是可以成为我的狗”。显然当地学校的教师并不知晓作文与流行歌词之间的这种背景关系，所以该篇作文因为“语言偏激粗鄙”而被语文老师打了全班最低分——26分。而且学校领导还将这篇作文作为“侮辱”、“不尊重”教师的反面教材复印给所有教师传看，迫使韦同学在面临开除或者转学的压力下主动向老师做出了检讨，在惴惴不安中等待接受学校的处罚。

实际上韦同学的作文内容本身涉及的只是对学校和老师教育方式的不满以及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弊病，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于学校教育以及体制本身的质疑和讨论近年来不仅是公众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是众多学者们参与研究的一个公开领域，并不带有任何禁忌色彩。但是为什么来自作为当事者一方的学生的声音就会引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呢？一方面，从学校和老师对于作文的否定性评价以及普遍的愤怒反响来看，至少主流的教育工作者对于流行文化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他们实际上也就无法了解作为流行文化主体的学生们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超出主流社会设定的师生关系既定模式、有损自己权威的东西即便了解，也并不一定愿意接受。例如韦同学在作文中列举了学校和老师现有教育方式的几大罪状：（1）不管对与不对、服还是不服，对学生进行强行灌输，教育他们从小听从长辈的权威。（2）对自己一套标准、对学生另一套标准，自己年轻时做不到的事情却要求学生做到。（3）联合家长整治差生，采用挑拨离间的手法同时给家长和学生施加压力，将教育责任推卸给家长，让学生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这种“奸诈”的手段与教师作为“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这一美名不符。（4）这些毛病并不能怪教师，而是因为“教育制度出现了问题”。一些年轻的、入行未久的教师尚能与学生沟通，因为他们“思想没有被完全腐蚀”，但今后也可能会变成像老教师那样。从事件风波的演变和处理来看，我们发现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校以及大多数教师都将该学生定位成了“问题学生”，分析其作文的用意是为了“发泄心中不满”、原因是家庭教育不合适而“产生逆反心理”或其它，最多也就是强调教师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要宽宏大度“以教育为主”、不能因为写了一篇侮辱教师的作文就让学生翻不了身，等等。这种态度恰好印证了韦同学在作文中提到的教育方式弊端的描述。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成人世界至今还不能正视代沟的存在，没有看到青年话语模式已经从传统的“乖孩子”和不安的反叛者类型，转换成独立的先行者类型，因此老一辈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关系也必须从控制和疏离转换为交流与对话。在教育这个平台上所体现的代际冲突，实际上是过时的权威捍卫者与新生的叛逆者之间的斗争，而从目前来看，作为权威制定者和实施者的主流教育体制和教育工作者们依然还占着上风。在这种氛围下，作为弱者一方的学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采取抵抗政策、表达出自己的不同声音而被定位成“问题学生”；另一种就是熟练掌握已有的权威规则、并紧随其后成为制度的宠儿、以获取更多的实惠。而无论哪一种选择，对于青年一代的全面人格塑造和智慧成长都是不利的。

结语：代际和谐与青年话语空间

从以上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社会的代际冲突实质，就在于主流社会和文化对于青年话语变迁的不敏感，致使文化类型与主导的青年话语形式之间出现了不对称。换句话说，作为主流代表的家长、老师和成人社会视代沟为洪水猛兽，虽然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米德所说的前象征文化阶段，老一辈的经验和观念正在逐渐丧失存在的土壤，新的权威只能在年轻一代的相互学习和探索中产生，但是他们依然不愿放弃自己的地盘，企图以既有的权威和价值体系规划年轻人的世界，总体上还停留在以后象征文化和互象征文化阶段的控制和疏离模式对待两代人之间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差异和断裂，将青年单纯地视为反叛的“异类”加以防范，而不是视为这个时代在知识、情感和文化上的独立先行者加以了解和尊重。这样他们就自觉地把年轻一代放在了旧有秩序的较量者和自己的对手位置上，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新权威的确立者和自己未来的合作者。这种建立在疏离而不是对话基础上的代际关系，只能使代沟以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

30年前米德在论述美国60年代的代沟问题时，就曾经阐述了“代沟的无害化”论点，因为她“把六十年代中期的代沟看作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一个绝不会以这种形式重现的契机”，虽然“代沟对孤独的老一代是个悲剧，对那些无榜样可循的年轻人来说是可怕的”，但是她却认为“它给了我们一次以新方式面对变化的独一无二的机会”，这就要求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建立起一些新的沟通形式。（米德，1988：pp101-102）今天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飞速变迁比美国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代人在接受和吸纳新知识和新东西的能力上的差异以更加明显的姿态显现出来，因此代沟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和信息反哺的时代。”周晓虹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文化反哺”或者“反向社会化”，并把它定位为当代中国亲子关系的新模式（周晓虹，2000）。他认为“‘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父母常常遇到来自子女的各种反叛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年老一代对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同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代际和谐的关键不是无视代沟的存在，而是在两代人之间建立起相互沟通和对话的平台，尤其需要老一辈放下架子向年轻人学习，加入文化反哺的行列。

代际冲突的前提是代际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包括资源、财富和权力的占有和交换中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建构了公平与否的逻辑。所以代际和谐首先要求从制度和文化上赋予青年应有的话语空间。对于世界是什么样的、年轻人应该怎么去做，在传统的后象征文化中都是老一辈制定的框架；而在互象征文化中，年轻人已经开始抛弃那种框架，转而向同辈人寻求答案，但依然笼罩在老年人设定的话语世界中；到了前象征文化阶段，老一辈的框架如果不退出主流话语，不仅仅对于青年人是一种压制，对于两代人的和谐关系制造了紧张因素，更重要的是有可能阻碍新的社会文化秩序的建构。因此代际和谐的关键在于将两代人的关系从控制、较量和疏离转向沟通、对话与合作。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