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丁克族”指的是有固守双收入、无子女的丁克家庭模式的都市人群。用“理性选择理论”对“丁克族”出现的社会成因进行分析，认为“丁克族”的产生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丁克族”；社会成因；“理性选择理论”
引 言
生育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程度，一种价值观念。生儿育女是一个纯属个人隐私，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简单到不需要思考，只要凭着生理本能即可解决，但又复杂到需要追询生命意义，探究自我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问题。中国历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义正词严的训诫，我们的祖祖辈辈是在“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中，带着婚姻、家庭、儿女的重负走过漫长的人类文明史的。“传宗接代”一直是婚姻的主体，生儿育女已成为人生无法省略的责任和内容，更是女性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最重要的体现。
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我国青年的生育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摒弃了“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取而代之“少育”甚至是“不育”的现代生育观。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特别是那些走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前列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视生育为负担，宁愿选择不育。于是，丁克家庭——一种新的家庭模式诞生了。
一、青年“丁克族”
“丁克”即英语DINK的谐音，为Double incomeand no Kids的英文缩写，意思为“双收人，无子女”。“丁克族”是指有固守双收入、无子女的丁克家庭模式的都市人群，他们大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有比较好的学历背景；消费能力强；经常外出度假；收入高于平均水平。 “丁克族”是近年来受国外生活方式影响，在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率先出现拒绝生育的青年群体。一对对具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年轻夫妇为追求自身发展，视生育为负担，他们为了过自由自在的“两人世界”，尽情享受现代都市生活，拒绝生育孩子。大量调查数据表明，“丁克族”在城市青年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大中城市中丁克家庭约达60余万个。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辽宁五省市青少年的调查中，当问及“您认为一对夫妇婚后生育几个孩子最理想”时，有36．22%的人选择了“一个”，以后依次为“二个”35．73%、“三个或更多”18．52%、“不要孩子”8．03%。当问及“如果您自己成家了，打算生育几个孩子”时，有47．46%的人选择了“一个”，14．18%的人选择了“二个”， 1．85%的人选择了“三个或更多”，而选择“不要孩子”的人高达14．11%。2002年上海市妇联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显示，结婚后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1%，此次调查选取的1200多个样本来自上海不同年龄阶层的家庭，如果只选取20~40岁年龄的样本，丁克家庭的比例会更高。而天津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六成的成年人认为：“夫妻可以不生育”。一项受上海市委宣传部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咨询中心执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白领中14．3%明确表示不打算要孩子，还有25．3%的白领认为婚后要不要孩子无所谓；明确打算要孩子的白领中，近九成也表示“现在不急于要”。
以上资料显示，目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丁克族”的比例并不大，但中国知识阶层女性生育年龄普遍较大，不想生育的人越来越多，“丁克族”比例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知识层次较高或工作流动较快的年轻夫妇，选择不生育生活方式的比例更大。从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到“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以至裂变为享受单身的“丁克族”，传统的家庭组织结构受到严重的挑战，单一的家庭模式走向多元化复杂化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丁克家庭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家庭类型已成为我国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亲家庭等众多家庭类型中新的一员，而且呈继续发展之势。
二、青年”丁克族”出现的社会成因分析
尽管伴随着不同文化而出现的“丁克族”在我国是一种越来越现实的社会存在，但是在舆论上却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有些专家认为，如果国家能够采取有力措施鼓励那些自愿不育者，并使之有所发展，那么不但可以大大减轻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而且可望从根本上动摇国人固有的心理定势，即人人必须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心理。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丁克族”颠覆了传统生育观念，有违人类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基本伦理道德。贪图自己的生活舒适、快乐、把生儿育女作为一种沉重负担，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因而不宜提倡。笔者认为，实际上“丁克族”在已婚人群中只占少数比例，还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丁克族”对于人们的冲击更多的是在观念上，并没有太大的社会示范作用。丁克家庭实际上是青年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丁克”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是理性选择的一种表现。
理性选择理论最早来源于以效用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即人在社会生活中总是趋利避害的，尽可能以最少的成本投入来获得最大化的效用。理性选择理论试图运用经济学中的合理性观点对社会行动与秩序做出解释。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杰出代表、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当然，在很多人眼中，“丁克族”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但是理性研究的出发点是行动者，也就是说判断社会行动是否理性，不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而要从行为者本身出发。正如科尔曼所说：“如果社会理论的目标是解释以个人行动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活动，理解个人行动便意味着寻找其隐藏在行动内部的各种动机。因此，解释社会组织的活动时，必须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行动。换句话说，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用行动者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在社会学中，理性行为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假设，可以把人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其中，生存理性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做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的选择。在众多的“理性选择”行为中，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达到“最优点”，而只能接近最优点，即只能取“满意解”。科尔曼在这里引入了“社会最优状态(social optimum)”，如果双方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影响的资源，双方均能获得较多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方被伤害，如果这种交换发生在非竞争性的结构中，交换率将在一定的范围内浮动，在这种结构中，所有使双方获利的交换完成后，便达到一种最佳状态，这种最佳状态就是社会优化(或称帕累托优化)。满意准则和合理化是这种“理性选择”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因此有的学者就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作“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满足，在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而不只是“经济理性”中的寻求利益的最优。可见，“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是“理性选择”的更高级表现形式。这里，笔者试用理性选择理论对青年“丁克族”出现的社会成因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一）生存理性
首先，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是“丁克族”产生的最根本动因。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类生活一般分为三类，即家庭生活、社会公共生活和职业生活。其中职业生活占据着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职业活动是一项社会性活动，它会对个人的其他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宏观角度讲，个人的职业状况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职业的不稳定或失业，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从微观角度讲，个人的职业状况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幸福。就业不仅仅是个人获取经济收入、争取经济独立的一种手段，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自我实现、社会公平感以及各种因工作而结成的网络关系等社会资本的途径和手段。但是不断增强的就业压力，使职场中的人们人人自危，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排挤到失业人口当中去。在目前僧多粥少、就业竞争愈来愈激烈的形势下，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许多人结婚以后继续学习深造或专心工作，生育问题被暂时搁置。等到年长以后，事业虽有小成，却比以前更加忙碌，便索性不再考虑生育问题。
其次，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女性也走上了工作领域，绝大部分女性必须通过就业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而由于女性生理机制的原因，一旦面临着生育的问题，就随时可能会中断劳动，从而失去提拔发展的机会。更有一部分在外企或私企工作的青年夫妇，由于始终缺乏稳定感，加之女雇员因怀孕而被解雇或生完孩子以后岗位却被别人占去的事情屡见不鲜，会被迫做出暂时不育甚至终生不育的决定。生儿育女是妇女对自己的家庭也是对人类社会的延续所作的重要贡献，但恰恰是女性的这一特殊社会职责，成为妇女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主动规避这一不利因素，许多年轻女性宁愿选择不育或暂时不育。
（二）经济理性
单从生存理性来解释“丁克族”的动机，显然是不够的。生存理性只是涉及到““丁克族””产生的根本原因，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丁克族”的动机不仅具有“生存理性”因素，而且还具有“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因素。
首先，在不少“丁克族”看来，生养孩子的成本太高。父母对孩子的成本投入从孕期就已经开始了。其中包括物质上的投入(如营养费、体检费等)和精神上的投入(如胎教等)。孩子出生后所需的费用更是极其庞大，包括孩子吃穿住行的费用、受教育的费用、医疗费用、文化娱乐活动的费用、结婚的费用等等。加之，父母还要承受担心、着急等精神压力，子女的学习问题、健康问题、安全问题、工作问题等，这些成本都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虽然孩子给父母带来欢乐和情感上的满足，有些夫妻也很喜欢小孩，但面对生养孩子那么一笔庞大的费用不得不拖延甚至放弃生育。
其次，现代社会瞬息万变，新事物陈出不穷，而青年人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不管在对新事物新生活方式的接纳、认同上，还是对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方面，都显示出创造新文化的巨大能量。为了不在激烈的竞争中被社会淘汰，他们把钱用来买车、买房、娱乐、提高自身素质，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当中，过高品位的生活。而且相当一部分大城市的年轻夫妇面对沉重的供房压力已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了，再面对高额的生育成本宁他们望而却步，所以宁愿选择不育。
（三）社会理性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许多因素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在“丁克族”中，社会理性选择比生存理性选择体现得更为强烈，并成为影响“丁克族”的主导动因。
首先，家庭关系重心的转移是“丁克族”出现的主要动因。家庭社会学认为，家庭结构重心与核心在于家庭结构中的基本三角，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在婚姻契约中不仅包含一种关系，而是包括两种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夫妇关系和亲子关系。这两种关系不能分别独立，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这是三角形的三边，是不能短缺的。在传统的中国大家庭中，家庭关系的重心在纵向，即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相比，更为重视亲子关系。21世纪，我国家庭关系的重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在亲子关系仍然被重视的同时，夫妻关系的地位逐渐上升，出现了家庭轴心由重亲子关系的纵向转移到重夫妻关系的横向的趋势。丁克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只包含一种社会关系，即夫妻关系的家庭。在“丁克族”中，他们价值观念的取向在自身而非子女，夫妻关系被提高到了相对核心的地位，夫妻双方更加注重二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质量，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也不再把子女视为维持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固的一个必要条件。它是在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为主流的这个大背景下对家庭结构的有益探索，是家庭形式在现代化条件下的一种变化。
其次，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为“丁克族”消除了思想顾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以及价值评判标准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在文化转型与观念更新中，人们的家庭观念发生着急剧变化。这种变化的现象表现为：从以往的一元文化走向多元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一批与传统观念相距甚远的自愿不育者，他们以个人现世生活的幸福快乐为重，重视夫妻关系，轻视亲子关系，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在他们看来，生育和道义、责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生儿育女不再是婚姻的必然目的，有的夫妻甚至认为孩子会夺走他们相互间的感情以及生活的情调与充实机会。现代老年人也越来越尊重子女的个人选择，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多元化相伴随的必然是价值评判标准的多元取向。人们逐渐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和接受别人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再次，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也为“丁克族”解决了后顾之忧。传统中国社会，生儿育女是父母养老的保障，养儿防老成为人们生育的一大动机。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的家庭式生产，年迈的父母无法作为一个劳动力下地干活，丧失了经济来源。因而，他们要靠生育的子女来保障他们老年的生活。子女作为老年父母衣食住行的供给者，起到赡养老人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日益完善，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有了良好而稳定的保障。退休金、公费医疗等等保障使他们不用依靠子女就能安享晚年。所以，现今的夫妻可以放心地选择不育，自由地选择丁克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担心晚年生活无人赡养。
三、几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问题
我们知道，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有大批人群自愿不生育，并且呈越来越多的趋势，而在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社会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行为规范又是特别地强大,整齐划一，人们无形中沿袭了几千年来传宗接代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一些都市化、工业化地区，个人的选择空间多了，出现了一批与中国传统观念相距甚远的自愿不育者人群，他们以个人现世生活的幸福快乐为重，珍视夫妻关系，轻视亲子关系，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值得争议的社会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稳定的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而丁克家庭的大量出现，使离婚变得容易，也就带来了潜藏着的不稳定因子；丁克家庭失去了生育与抚养后代的职能，会对人们的生理健康尤其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丁克家庭的增多将加剧了人口老龄化趋势；知识和教育水平较高的阶层不愿生育，而文化素质不高的却超生滥生，智力人口生育数量越来越少，而非智力人口生育数量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将加速目前已出现的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长此下去，会导致人口质量的下降，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些问题是丁克家庭会带来的社会问题，确实值得探讨。笔者认为，“丁克族”的出现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过现有的家庭结构形式。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不育文化”理论。“丁克族”对生育的背叛实际上是对婚姻质量的重估，是青年对生活方式的自觉的选择，也是对文化的选择。当代中国的城市家庭结构是“四二一”的家庭结构，虽然“不育文化”改变了这种家庭结构，但是作为主体的家庭模式仍是无法动摇的，这也是历年来多项调查结果所充分证实的。当代中国青年生活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变革的时代，新旧交替使他们既急于追寻现代的步伐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印记。“不育文化”不仅仅是个人的生育问题，而是青年向整个社会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倾向和个人选择的合理性。美国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指出：“未来社会婚姻的最大特点，正是让那些对婚姻关系具有不同要求的人做出各自的选择。”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有人偏好多子女家庭，自然会有人选择“不育”。从解放初的多子女家庭到70年代末出现的独生子女家庭再到如今的丁克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和多子女家庭并存的多元家庭格局，我们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中国青年家庭观念及生育意愿的变化轨迹，更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理解包容度的增加，人权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对少数群体的认可、对个体差异的尊重，这无疑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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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静珊（1983-），女，汉族，福建漳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