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性别与叙述的关系，研究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关于性别的假设对叙事形式的影响。通过分析性别对叙事的影响，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人物（性别特征、典型人物、内在意识）、情节（主要情节、成规、故事结尾）、叙事过程（谁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向谁叙述），这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一般特点。这些方面代表了文本的性别，反映了作者性别化的写作行为，或者说，反映了文化对男人、女人写作行为的规约。最近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始从原先关注读者关于性别展现的阐释，转向叙事形式如何影响读者本人的性别行为。
     具有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女性主义从奥斯汀的话语行动理论中借用了行为概念，即，使所说内容得以实现的言语行为。当女性主义把性别称为“行为”时，她们是指奥斯汀关于“施动”的用法，而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理论概念———“行动”。在舞台或银幕上，“行为”指做出某种动作，塑造一个无需与表演者“真正自我”相关的另一个“虚构”身份。但说到性别“行为”，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意思并非表示性别是一种假装或虚构的行为。在她们看来，性别是由一系列成分构成的———手势、个人风格、言谈、服饰、脸部表情、情感、行为，而并非由身体器官或生理决定的。因此，当我们说话时以某种方式挥动双手，当我们倾听别人谈话时抬起眉头，当我们在说话的结尾处抬高声音，或者当我们坐的时候翘着二郎腿，而不是两腿并拢将踝关节靠在一起……这些特点构成了性别，而不是表述了性别。
     依照这种把性别看作行为的观念，本文将以性别对聚焦的影响为例，来说明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者如何分析性别对文本的影响。
     “聚焦”是叙事学研究领域用来描述小说家使用视角的方法，类似于电影研究中的“凝视”。叙述中那个被描述为“看到”事件的人就是“聚焦人物”。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聚焦人物同时也是叙述者，通常以年幼时的角度观察。例如，《简·爱》的叙述者同时也是观察者：她以年幼时经历事件的角度讲述她的生活。这里产生的反讽源于叙述学家所说的“不协调”———叙述之我与经验之我在时间、距离、知识方面的差异，这给文本阐释增添了许多可能的意义。劳拉·穆尔维在分析经典好莱坞电影时提出了颇具影响的观点：在主流西方文化中，凝视通常性别化为男性。电影中的男性凝视将女性身体进行了去人物化和物体化，这体现在当电影摄像镜头对准女性腿部进行特写，或者掠过她的臀部或胸部，然后再转向她的脸部，或者有时候省略象征其主体性的脸部镜头，而这种处理方式很少被好莱坞电影用于展现男性身体。所以，正如女性主义叙事学所示的，认识到“男性凝视”的男女分别处理常规是了解叙事话语性别化机制的关键。在这方面，柯林斯的《白衣女人》提供了经典的范例：主人公兼叙述者沃尔特初次看到玛丽恩时，凝视着玛丽恩的腰，能看出她没有穿箍身内衣，而且强调她体态“丰满”但不肥胖，这种明确指向女性身体的描写在维多利亚小说中并不多见，虽然它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的好莱坞电影摄像头的指向。此外，这段描写将女性身体解构为各个部分（形态、体态、头部、腰部、肢体、躯干），这就等于将女人作为一个没有主体的物体呈现给读者。通过沃尔特的异性眼光进行描写并由此引出玛丽恩这一人物，这就立刻将这一人物定位在非主要人物的地位。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看到玛丽恩性格温和、品德高尚、颇具智慧，但是她的脸决定了她无法引起小说中浪漫主人公的注意。性别化的凝视同样决定了玛丽恩在该小说婚姻情节结构中的位置。小说的类型规定了玛丽恩的“丑”脸在故事结尾时必然出现的结局：她全心全意地为模样俊俏的堂兄料理家务，而这位男人的凝视早已决定了她在小说中的命运。
     若要从女作家的作品中找这样的例子，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可能会想到伊迪斯·沃顿的《欢乐之家》。与柯林斯的小说相比，构成该小说情节的大量内容源于女性人物的外观描写，因此，大量的描写直接指向女性的容貌。小说有一部分通过悲剧的女主人公莉莉·巴特的视角进行描写，但是有不少段落通过她那位不情愿的求婚者劳伦斯·塞尔顿的视角进行。如同柯林斯对攻击性的男性凝视的展现，塞尔顿对莉莉的观察把她分解成一些身体部件———她的步履、小巧的耳朵、往上翻卷的头发、黑色睫毛。与柯林斯作品的隐含作者相比，该小说的隐含作者对男性凝视客体化含义更加敏感。塞尔顿从关注莉莉的外貌很自然地过渡到对她的身体进行评价（“充满活力且美妙无比……如此强烈又如此细微”），最后在他的想象中把她变成一个物体，某个一定化了很大功本才“制造”出来的尤物。通过采用塞尔顿作为聚焦者使得这段描写通过他的眼光得以呈现，沃顿以一种批评的态度对这种男性凝视进行了再创造，将隐含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沃顿本人对塞尔顿将莉莉视为物体这种行为的判断上。该小说中另一位聚焦人物是莉莉本人，因此，沃顿原本可以因此构建一种女性凝视，与塞尔顿把女性身体分解为几个成分的观察构成一个对照。然而，沃顿的描述并没有通过将女主人公置于一个观察男性身体的颠覆为之。与此相反，《欢乐之家》揭示了女性身体在男性凝视之下的客体化。这里，莉莉经历的男性凝视被描述为令她感到兴奋；她品味着容貌、举止之美带给她的权力感。但如果我们将这一幕置于小说语境中，这一段描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悲切的反讽意味。莉莉天真地相信自己的容貌之美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实际上注定了让她感到失望，她在男性凝视之下感受到的权力仅仅是她的一种幻觉。
     当然，并非所有的男性作家在运用聚焦的时候都采用男性凝视之眼，也不是所有女性作家在作品中都从被凝视的位置进行描写，但性别身份中可能出现的变化都会影响叙事聚焦，而通过影响叙事从某种聚焦进行观察，可以展现关于性别的盲点和洞见。分析具体文本中聚焦蕴含的性别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种连接点，揭示性别如何影响叙事，性别本身如何被构建或通过重复的叙事模式被强化。当读者阅读叙事文本，他或她就经历了对自己性别表述进行修正的可能，这是对其阅读行为的反观。通过这种方式，性别不仅影响了叙事，阅读叙事作品也影响了读者本人的性别。
     （作者罗宾·沃霍尔-唐[RobynWarhol-Down]，美国弗蒙特大学英文系主任、教授，国际叙事文学研究会前主席；王丽亚译）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7-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