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当代日本社会学家广田康生对“越境移民族群”形成的网络世界及其城市社会学意义的一项研究。作者以1990年以后跨国移民到横滨市鹤见区的日裔南美人（巴西）为考察对象，对其作为“适应而不同化”的“越境移民族群”或“新移民”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支持该生活方式的社会环境、移民社会在特定“场所”形成的纽带以及移民及其“互动者”所形成的社会——“越境移民族群网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描述了他们在适应各自移民目的地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实践方式、与移居国居民之间的“多元族群共存”过程以及该过程给现有制度世界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对移民来说，“越境流动”意味着这不仅是一个对新的生活机会进行主体性选择的契机，而且他们还必须寻找点滴机会和空当加以利用，以期实现自我。但是出于经济性动机而跨国越境的移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通常被置于一种受束缚的状态。这注定了他们不仅要经历一种异质性生活，而且始终处于遭受边缘化、制度性歧视和结构性异化的可能境地。对他们来说，越境意味着每个成员将置身于不同于其以往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环境之中——“接受与排斥的结构”中，他们“置身于一个异质性的世界，在彼此视线中确认了自己所处的状况以及自己所属的‘族群’。以这种‘相互异质性’为前提，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认同，将自身的移民行为逻辑化，确认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1]

对这种异质性的认识问题与异质者之间共同纽带的形成问题同时产生。“越境者”虽然会被迫以积极的态度去接受自己面临的状况，但他们谋求的却是一种适合于这种状况的自我认同，而不是同化于其中。一旦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个与这些越境移民族群同类的人群或共同体存在的话，那么它就是他们超越国家的范围而所凭依的一个群体。“移民对特定社会中的结构性限制的认识，抑制了其希望作为一个群体而被主流社会承认的希望，进而使他们为保护自己而维系自己的族群性，这种族群性支撑了其安全、在第一次群体性所属中获得的满足感、社会性认知以及自我认同。”[2]

在移居国社会他们不得不承受各种风险、经历和阻碍，不得不面临各种文化的和心理的冲突，但他们又必须通过体现自己的主体性选择，通过“越境移民族群网络”来克服和超越这种风险。这种网络是“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所形成的社会性世界，它是某种关系的产物，它在越境移民的日常生活中从根本上支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该网络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结构，它在现实中随着“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扩大和流动。正是在这种关系网络中，移民民积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以改变自身存在的意义。

“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在一个不同于自己文化的社会中认识到了自己所具有的异质性，经历了认同上的动摇，努力在一种新的情况下获得一种新的认同。而且，他们的这种行为超越了对所在社会的单纯适应过程，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实践。在实践中，他们有时对抗依托于国家和资本的全球政治经济机制而产生的社会工程，有时与该过程相互重合。[3]移民族群共同体的适应性主要是一种“和而不同”的适应类型，这是一种“非零和适应”类型（Non-zero-sum Model of Assimilation），它包括：（1）顺应性多元行为，（2）节制性涵化，（3）非同化型涵化，（4）多元文化整合等。之所以会有各种形态各异的适应类型，是因为存在着“文化适应”并不总是同“社会适应”相一致。“异质性共存”形态是由同所在共同体保持一定距离并在此意义上不得不变得“非常规化”的“生活方式”带来的一种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是由必须在“异质共存”过程中经历“认同动摇”，同时“主体性地”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个人”所形成的。[4]

实际上，适应陌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复合性和立体性的过程，由于家庭和共同体所固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遭到破坏，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化的人在行为方面发生功能障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越境移民的“族群意识”和“归属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家庭的“形成经历或状况定义结构”所赋予他们个人的角色和位置，而且不能忽视各种“媒介者”——学校及其教师——作为移居国社会方面实际上的接触者所给他带来的影响。移民家庭在适应异文化环境时，经常处在一种不断地“解体和重组”的动态过程中。广田康生通过对移民未成年子女的学校教育和社会化过程的研究表明，移民未成年子女在环境适应方面存在严重的不适应感，他指出，移民处于既脱离原有社会规范束缚和新环境中的社会规范束缚的双重脱离过程中，“如果移民未成年子女执著于他们自身的文化，那么就会遭到移居国社会的孤立和疏远。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那么就会被自己的文化拒绝和疏远。”[5] 特别是，一旦他们此前所凭依的原有价值体系被剥夺和重新组织，这将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归属多个国家生辉的过程中去获得一种与这种多重归属相适应的新的认同。有趣的是，在这种认同过程中，既表现在认同方面出现失衡，又表现在富有主体性的应对。

移民的“非同化型认同”状态与其支撑性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作者主要是通过聚焦移民及其“互动者”所进行的“日常实践”及其关系网络——“越境移民族群网络”来思考的。“对‘越境者’来说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首先是获得就业机会和获取信息，其次是相互扶助及处理包括法律性问题在内的各种生活问题，第三是如何处理事关包括老年问题在内的福利及生活乐趣问题。因此，该网络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以最低限度地满足这些要求，而这些要求则通过充分利用原有居民、现有居民及设施而得到满足。因此，这些人和设施等因素就成为‘羁留’其网络的关键。”[6]

在“越境移民族群网络”中，移民及其“互动者”之间居中调停的“共同”纽带的存在方式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不论是移民他乡还是外出打工，为了能够顺利地流动，移民们就必须同留在（或者生活在）据点地区的那些人们维系某种“纽带”并信任它。这种纽带的特征在于，它决不把人束缚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而是促进人们的移出或者移入并提供援助。在这种促进并援助个人实现自我的纽带的形成问题上，那种源于“互动者”活动的理解就成立不可缺少的因素。这条纽带的特征在于，在向据点地区会聚的同时不断向外扩展，正是有了这种援助，他们才得以自由流动。[7]

“越境移民族群”所形成的与其说是一个与现有制度相对立的世界，不如说是一个建立在“非制度性”层面上的世界。他是一个由其活动“场所”所形成的“共同性”来支撑的世界。同时，“越境移民族群网络”实际上也是一个创造各种机会的结构。也就是说，该网络以其作为一个交际世界的特点为基础，采用“日常性的个人关系网”的形式，在其中不断进行着各种经济交易和社会交易……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移民“绕行”周围各种结构性条件的的一种手段而发挥功能，并且在展开过程中以各种形式把他们的“互动者”联系在一起。[8]“越境移民族群网络”的功能在于：对“结点”间的信息进行传输、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处理以及各种机会的交换。

移民族群网络具有四个特征：（1）以无数编辑城市的其自身的“设施”、人员以及日本公共设施等为“节点”形成了非正式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性世界”。（2）其构成主体在民族和阶层上未必封闭，换言之，那些在情感上或者就业及事业上与越境移民族群的生活方式实际“进行互动的人”是其构成主体。（3）它虽然是一个及其个人化的非正式人际关系网，但却满足了未来应由公共设施来满足的各种需求。（4）必须加以补充的是，移民网络的构成主体以上述诸特征为前提，并作为“绕行”各种制度化“障碍”的手段而对这些特征加以充分利用。[9]

根据同所在社会的秩序结构的关系看，“移民族群网络”的构成者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1）从中心价值轴看属于“局外者”的人；（2）虽身处所在社会的内部，但能够与这种“局外人”进行互动的人，即身处内部但能够与局外者进行互动这个意义上的“局内越境者”；（3）处于对抗中心价值轴的逻辑而与“越境者”又交流的人（姑且称职为“对抗者”）；（4）“局内人”。[10]

从社会阶层地位上看，“越境移民族群网络”的构成主体虽然在阶层上具有多样性特点，但他们中许多人所从事的都是“城市非正规就业性”职业或城市边缘性产业活动。因此，在其准入劳动力市场和市场管理方面，个人关系网往往成为一个关键。“‘移民族群网络’及其构成主体的结构性意义在于：它通过把各种机会隐藏在其构成主体的日常实践和个人关系网的形成过程之中，使移民在进入劳动市场和获得商业机会时得以“绕行”各种障碍，结果在个人层面上把他们所具有的阶层性“连接”在了一起。”[11]

对他们而言，城市就是各“羁留点”的汇集和由其形成的网络，并在其流动过程中才有意义。他们根据规定其自身的结构性条件及其主体性选择，在汇集了这种“羁留点”的几个城市之间不断流动。这种城市链条具有作为一条“回炉”的意义。他们在流动期间，时而驻留，时而通过，并在这种过程中满足自己的各项要求和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们及其“互动者”，以自身的异质性为前提，在一连串支撑其“生活方式”的“共同性”中逐渐创造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这种“共同性”，不仅表现为一种精神结构，而且还向一个具体的“场所”靠拢，并通过自身的网络跨越边境而向周边扩散。该“场所”所具备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人的条件，是事关“作为支撑其生活方式的社会背景的网络及其中的共同性”形成的关键。

那么，对他们而言作为其羁留地的“场所”具有什么意义呢？

作者指出，移民们的居住地是他们与其“共振者”进行沟通的场所，是一个在遇到各种束缚的同时，还能够接触到各种经济机会及社会机会的场所。不但在感情上，而且在为他们提供实质性生活条件方面都具有意义。人们的各种关系向心性地会聚于此，同时又被放回到越境流动的网络之中。“‘共振者们’正是在这种‘场所’中历史地积淀了一种人际关系，而真是由于该人际关系的存在，他们才得以获得各种实质性的机会。他们并非作为‘居民’而生活在这种‘场所’，但同以这种‘场所’为起点而形成的人际关系之间存在一种实质性关联。”[12]

广田康生提到了移民作为具有异质性的“外来者”，他们在参与移居国社会的程度上保留着一定的社会距离。但他没有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事实上，这种距离的大小与其参与程度虽然具有某种不一致，但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越境移民族群”理论的城市社会学意义在于：它向城市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绕行或克服各种限制他们（及其互动者）的行为，二是支撑这些行为的日常关系（“社会织物”），三是从根本上将这些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与其利害相关的、非封闭的）“共同性”问题。“越境移民族群”理论对于一国之内的跨地区流动、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以及人口迁移等问题都有广阔的解释力。（海云志：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E-mail:haiyz2008@tom.com）

参考文献

 [1] ～[12] （日）广田康生：《移民和城市》，马铭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中文版序言p5, p57，p74, p79, p106, p129, p145, p146，p200, p219，p230, p242。